..續本文上一頁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和新材料的證實。我們這裏只是想借此表明：《壇經》在實際流傳過程中，由于時間與空間的複雜性，其各種版本之形成，情況也是複雜的，現存各本《壇經》之間並不一定僅是直線關系，晚出的版本所增加的內容，既有可能是後人僞造的，也有可能是來源于較早的傳說或記載，因而宜區別對待。我們認爲，各種本子在流傳過程中不斷被修改、增刪，這是事實；不同的記載從不同的方面反映了禅宗的發展，這也是事實。我們從各種不同的記載中可以了解到《壇經》隨著惠能南宗的發展而發生的演變，反過來也可以從《壇經》的演變中來了解惠能思想的影響及南宗發展的有關情況。各種不同的《壇經》本子的相同記載固然爲我們提供了惠能南宗的基本思想，而各種不同的記載有時也從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惠能南宗的思想，爲我們全面把握惠能南宗的思想提供了可作參考的資料。因此，對不同版本的《壇經》內容，我們應該根據具體情況作具體的分析。在分析惠能思想時，以早出的敦煌本《壇經》爲主要依據，同時也參考其它各本，這樣做是比較恰當的，也是必要的。當然，對惠能及惠能南宗的研究也不能僅局限于《壇經》，其它許多相關的資料和碑銘石刻等也理所當然地應該成爲重要的研究參考資料。
從曆史上看，《壇經》是惠能南宗的理論旗幟。惠能去世後，其弟子到各地去傳播南宗禅法。由于不同的社會生活環境與文化背景等多種原因，惠能南宗很快就形成了神會系、南嶽系和青原系等不同的禅系。晚唐至五代，惠能南宗經南嶽系和青原系更進一步遞嬗演變分化出五家七宗，宋代時，臨濟宗中又分出黃龍、楊岐二派。五家七宗遍布大江南北，在全國形成巨大規模。雖然各禅系在各自的發展過程中，都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禅風和傳法譜系，但他們以《壇經》爲傳法的主要依據則是基本一致的。正如元代僧人德異所說：“一門深入，五派同源，曆遍爐錘，規模廣大，原其五家綱要，盡出《壇經》”[77]。因此，言簡意赅地表達了惠能思想和禅法特色的《壇經》，不但是我們研究惠能思想的主要依據，也是我們了解整個南宗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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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１冊《六祖壇經研究論集·本集編輯旨意》，[臺灣] 大乘文化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
[2] 此抄本最初由敦煌當地的名士任子宜１９３５年于敦煌千佛山之上寺發現並收藏。１９４３年，北京大學曆史學家向達教授去敦煌考古時從任子宜收藏的寫經中發現有梵夾式蝶裝本一冊，凡九十叁頁，上面抄有四種禅宗文獻，其中之一就是《壇經》，此本“不但鈔寫工整，而且文字少誤”(周紹良《敦煌新本六祖壇經·序》)。據考證，大約爲五代或宋初的傳抄本。因現收藏于敦煌縣博物館(館藏０７７號文書)，故有“敦博本”之稱。
[3] 這個新抄本曾成爲１９８７年在北京召開的“中日第二次佛教學術會議”上的熱門話題之一。有關情況，請參見楊曾文在這次會議上遞交的學術論文《中日的敦煌禅籍研究和敦博本〈壇經〉、〈南宗定是非論〉等文獻的學術價值》，原載《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１期，後收入《中日佛教學術會議論文集》一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５月版。並請參見《敦煌新本六祖壇經》附編(二)《〈壇經〉敦博本的學術價值探討》，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4] 見《伊藤隆壽氏發現之真福寺文庫所藏之〈六祖壇經〉之紹介》一書第８０頁。
[5] 見《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１期，並見于《中日佛教學術會議論文集》第１０４頁，或《敦煌新本六祖壇經》第２９７頁。
[6] 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
[7] 日本東京·大修館書店１９７８年版。
[8] 《〈壇經〉校釋》序言，並見于《壇經導讀》第３９頁(巴蜀書社１９８７年版)。
[9] [48] 田中良昭《壇經典籍研究概史》，載《佛光山國際禅學會議實錄》，佛光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10] 《中國禅宗通史》，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７９頁。但學術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周紹良先生最近就提出了敦煌本《壇經》是“最早原本”，是“唯一的原本”的看法(《敦煌寫本壇經原本》第１９０頁，第１８０頁)。
[11] 周紹良先生編的《敦煌寫本壇經原本》一書收錄了五個寫本原件的影印件，可以參考。
[12] [37] 《敦煌新本六祖壇經》第２０６頁，第１９１頁。
[13] 呂●《禅宗──唐代佛家六宗學說略述之叁》，見《中國佛學源流略講》第３７４頁。
[14] 由于禅史記載的不同，也有認爲慧忠是弘忍弟子或神會弟子的，但根據都不是很充分。有關他的事迹，請參見《宋高僧傳》卷九和《景德傳燈錄》卷五等。
[15] 臺灣學者潘重規先生認爲慧忠見到的經人改換的《壇經》與嶺南的南宗弟子私人抄寫的不容旁人竄改的《壇經》，兩者不是一回事，並認爲現存的敦煌本《壇經》就是“未經竄改的私人鈔本”，“它的接近原本的真實性，似乎是不容懷疑的。”見其編《敦煌壇經新書》的《緒言》，臺灣佛陀教育基金會１９９５年版。
[16] [41] [46] 《中國禅宗通史》第１７９頁，第２７５～２７６頁，第１７８頁。
[17] 《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南陽慧忠國師語》，《大正藏》第５１卷，第４３７－４３８頁。
[18] 敦煌本《壇經》第四十八節所載的“真假動靜偈”中就有“無情無佛種”句。
[19] 《神會語錄》第４５節。
[20] 見《神會語錄》第４１節和第４５節等。
[21] [22] [26] [27] [76] 見敦煌本《壇經》第１７節，第２０節，第４７節，第３８節，第４４節。
[23] 印順法師對此是持肯定態度的，認爲“敦煌本──“壇經傳宗”本，是在“南方宗旨”本上，增補一些傳承依約而成的”(《中國禅宗史》，第２６４頁)。
[24] 載《全唐文》卷七一五。
[25] [55] [56] [57] 《荷澤大師神會傳》，《近現代著名學者佛學文集·胡適集》第９２頁，第９１頁，第９２頁。
[28] 《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
[29] 見《曆代法寶記》。
[30] 即使《壇經》所記與神會所說相合，也不能據此就斷定是神會僞造了《壇經》而不是神會在宣揚師說。
[31] 見其爲參加１９９７年在澳門召開的“慧能與嶺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而遞交的論文《敦煌本〈壇經〉是否爲傳授本》，載學術研究雜志社編輯出版的會議論文集《六祖慧能思想研究》。
[32] 郭朋先生據《郡齋讀書志》等稱此本《壇經》爲“唐僧惠昕撰”的有關記載，認爲惠昕“當爲唐人”(《中國佛教思想史》中卷，１９９４年版，第４０６頁)，故認爲“惠昕本在晚唐”(《壇經校釋·序言》)。但現在一般大都是依日本學者鈴木大拙提出、而由胡適考定的說法，認爲此本約改編于９６７年，爲宋初的本子。
[33] [35] [36] [38] [62] 《〈壇經〉考之二》，載《近現代著名學者佛學文集·胡適集》第２７頁，第２５頁，第２６－２７頁，第３１頁，第３４頁。
[34] 此叁本與興聖寺本相比，內容大同，但略有小異，例如缺少惠能在大庚嶺對惠明說“不思善，不思惡”、在法性寺說風幡之動及惠能死後“诏追谥曰大鑒禅師，事具劉禹錫碑”等，請參見《敦煌新本六祖壇經》第１９１頁和２８９頁。
[39] 請參見宇井伯壽的《禅宗史研究》和印順的《中國禅宗史》等。
[40] 楊曾文曾推測此“很可能就是契嵩本”(《敦煌新本六祖壇經》第２９３頁)。
[42] 請參閱楊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壇經》第２９６頁。
[43] 例如惠昕本第十一門“教示十僧傳法門”的內容，在契嵩本中分爲第九“法門對示品”和第十“付囑流通品”兩品，但在宗寶本中又合爲第十“付囑品”一品。
[44] 見《壇經校釋》所附《重锓〈曹溪原本法寶壇經〉緣起》。
[45] 關于敦煌藏經洞封閉的原因，學術界多主“避難說”，但近年來也有學者提出了新解──“廢棄說”，請參閱方廣昌文《敦煌藏經洞封閉原因之我見》，載《中國社會科學》１９９１年第５期。
[47] 周紹良《敦煌新本六祖壇經·序》。
[49] 有關會議的研討情況，可參閱《“慧能與嶺南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綜述》，載《學術研究》(廣州)１９９７年第３期。
[50] 載《論叢：ァジァの文化と思想》(《論叢：亞洲文化與思想》)第４號，ァジァの文化と思想の會，１９９５年１２月。
[51] 張曼濤主編的《現代佛教學術叢刊》(１００冊)中有《六祖壇經研究論集》、《禅學論文集》(一、二)、《禅宗史實考辨》和《禅宗思想與曆史》等五個分冊，搜集、彙編了有關這方面的研究論文，並相對集中地反映了中國學者本世紀七十年代前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請參閱。
[52] 胡適最初發表《神會和尚遺集》等禅宗研究新成果時，在國內並沒有産生很大的影響，相反卻受到了海外學者的關注，有人專門遠道來訪，對此胡適在１９３４年還曾有過抱怨。江燦騰的《胡適禅學研究在中國學界的沖突與诤辯》一文(載《現代中國佛教史新論》，臺灣淨心文教基金會１９９４年版)對此有專門的分析與評說，可以參考。
[53] 轉引自楊曾文編著的《敦煌新本六祖壇經》第１９６～１９７頁。
[54] 《壇經考之一》，《近現代著名學者佛學文集·胡適集》第１７頁。
[58] 文載張曼濤主編的《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１冊《六祖壇經研究論集》第８１頁～１０８頁和第１０９頁～１４１頁。另請參閱印順著《中國禅宗史》第六章。
[59] 周紹良《敦煌寫本壇經原本》第１９０頁。
[60] 請參見《〈壇經〉對勘》第１６６頁。
[61] 日本學者伊吹敦認爲這一記載是不真實的，是神會一派爲提高《壇經》的價值而僞造的。見其論文《敦煌本〈壇經〉是否爲傳授本》。
[63] 請參見《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１期，並見于《中日佛教學術會議論文集》第１０４頁，或《敦煌新本六祖壇經》第２９７頁。
[64] 見《壇經校釋》附錄。
[65] 周紹良先生則認爲，“古本文繁”就是宋郎簡《六祖法寶記敘》中所說的“文字鄙俚繁雜”，“並不是指字數或情節多寡的問題”(《敦煌寫本壇經原本》第１９０頁)。
[66] 郭朋《壇經校釋》序言，第１６頁。
[67] 《敦煌寫本壇經原本》第１８０頁，第１９０頁。周先生還試圖從方言、俗語、曆史背景等方面來對此加以考定，但讀後給人的感覺是，他實際上考定的只是敦煌本爲現存各種流通本的“原本”，而並未能確證它就是曆史上最古的惠能原本，除外“再沒有其他原本”(同書，第１８０頁)。
[68] 請參見楊曾文校寫《新敦煌本六祖壇經》第１９３頁。
[69] 《中國禅宗史》第２７２頁。“二次重大的修補”當指“至少已經過“南方宗旨”、“壇經傳宗”的改補”(同書，第２６６頁)。
[70] 《中國禅宗史》第２４７頁。
[71] 《西夏文〈六祖壇經〉殘頁譯釋》，載《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３期。
[72] 《中國佛教思想史》(中卷)第４０７頁。這裏說的法海本，即指現存的敦煌本。
[73] 樓宇烈的《敦煌本〈壇經〉、〈曹溪大師傳〉以及初期禅宗思想》，載《隋唐佛教研究論文集》，叁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８５頁。
[74] 任繼愈：《敦煌壇經寫本序》。
[75] 胡適曾推想敦煌本《壇經》的祖本約成于天寶四年(７４５)，而王維的《碑銘》約作于天寶十二年(７５３)，因而認爲王維的《碑銘》作于《壇經》已寫成之後，所以敦煌本《壇經》不曾提到王維的碑文(請參見《壇經考之二》)。
[77]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序》，見《壇經校釋》附錄。
來源：《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2期
《關于《壇經》的若幹問題研究》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