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新材料的证实。我们这里只是想借此表明：《坛经》在实际流传过程中，由于时间与空间的复杂性，其各种版本之形成，情况也是复杂的，现存各本《坛经》之间并不一定仅是直线关系，晚出的版本所增加的内容，既有可能是后人伪造的，也有可能是来源于较早的传说或记载，因而宜区别对待。我们认为，各种本子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修改、增删，这是事实；不同的记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禅宗的发展，这也是事实。我们从各种不同的记载中可以了解到《坛经》随着惠能南宗的发展而发生的演变，反过来也可以从《坛经》的演变中来了解惠能思想的影响及南宗发展的有关情况。各种不同的《坛经》本子的相同记载固然为我们提供了惠能南宗的基本思想，而各种不同的记载有时也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惠能南宗的思想，为我们全面把握惠能南宗的思想提供了可作参考的资料。因此，对不同版本的《坛经》内容，我们应该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在分析惠能思想时，以早出的敦煌本《坛经》为主要依据，同时也参考其它各本，这样做是比较恰当的，也是必要的。当然，对惠能及惠能南宗的研究也不能仅局限于《坛经》，其它许多相关的资料和碑铭石刻等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重要的研究参考资料。
从历史上看，《坛经》是惠能南宗的理论旗帜。惠能去世后，其弟子到各地去传播南宗禅法。由于不同的社会生活环境与文化背景等多种原因，惠能南宗很快就形成了神会系、南岳系和青原系等不同的禅系。晚唐至五代，惠能南宗经南岳系和青原系更进一步递嬗演变分化出五家七宗，宋代时，临济宗中又分出黄龙、杨岐二派。五家七宗遍布大江南北，在全国形成巨大规模。虽然各禅系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都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禅风和传法谱系，但他们以《坛经》为传法的主要依据则是基本一致的。正如元代僧人德异所说：“一门深入，五派同源，历遍炉锤，规模广大，原其五家纲要，尽出《坛经》”[77]。因此，言简意赅地表达了惠能思想和禅法特色的《坛经》，不但是我们研究惠能思想的主要依据，也是我们了解整个南宗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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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１册《六祖坛经研究论集·本集编辑旨意》，[台湾] 大乘文化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
[2] 此抄本最初由敦煌当地的名士任子宜１９３５年于敦煌千佛山之上寺发现并收藏。１９４３年，北京大学历史学家向达教授去敦煌考古时从任子宜收藏的写经中发现有梵夹式蝶装本一册，凡九十三页，上面抄有四种禅宗文献，其中之一就是《坛经》，此本“不但钞写工整，而且文字少误”(周绍良《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序》)。据考证，大约为五代或宋初的传抄本。因现收藏于敦煌县博物馆(馆藏０７７号文书)，故有“敦博本”之称。
[3] 这个新抄本曾成为１９８７年在北京召开的“中日第二次佛教学术会议”上的热门话题之一。有关情况，请参见杨曾文在这次会议上递交的学术论文《中日的敦煌禅籍研究和敦博本〈坛经〉、〈南宗定是非论〉等文献的学术价值》，原载《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１期，后收入《中日佛教学术会议论文集》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５月版。并请参见《敦煌新本六祖坛经》附编(二)《〈坛经〉敦博本的学术价值探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4] 见《伊藤隆寿氏发现之真福寺文库所藏之〈六祖坛经〉之绍介》一书第８０页。
[5] 见《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１期，并见于《中日佛教学术会议论文集》第１０４页，或《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第２９７页。
[6] 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
[7] 日本东京·大修馆书店１９７８年版。
[8] 《〈坛经〉校释》序言，并见于《坛经导读》第３９页(巴蜀书社１９８７年版)。
[9] [48] 田中良昭《坛经典籍研究概史》，载《佛光山国际禅学会议实录》，佛光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10] 《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７９页。但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周绍良先生最近就提出了敦煌本《坛经》是“最早原本”，是“唯一的原本”的看法(《敦煌写本坛经原本》第１９０页，第１８０页)。
[11] 周绍良先生编的《敦煌写本坛经原本》一书收录了五个写本原件的影印件，可以参考。
[12] [37] 《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第２０６页，第１９１页。
[13] 吕●《禅宗──唐代佛家六宗学说略述之三》，见《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３７４页。
[14] 由于禅史记载的不同，也有认为慧忠是弘忍弟子或神会弟子的，但根据都不是很充分。有关他的事迹，请参见《宋高僧传》卷九和《景德传灯录》卷五等。
[15] 台湾学者潘重规先生认为慧忠见到的经人改换的《坛经》与岭南的南宗弟子私人抄写的不容旁人窜改的《坛经》，两者不是一回事，并认为现存的敦煌本《坛经》就是“未经窜改的私人钞本”，“它的接近原本的真实性，似乎是不容怀疑的。”见其编《敦煌坛经新书》的《绪言》，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１９９５年版。
[16] [41] [46] 《中国禅宗通史》第１７９页，第２７５～２７６页，第１７８页。
[17] 《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南阳慧忠国师语》，《大正藏》第５１卷，第４３７－４３８页。
[18] 敦煌本《坛经》第四十八节所载的“真假动静偈”中就有“无情无佛种”句。
[19] 《神会语录》第４５节。
[20] 见《神会语录》第４１节和第４５节等。
[21] [22] [26] [27] [76] 见敦煌本《坛经》第１７节，第２０节，第４７节，第３８节，第４４节。
[23] 印顺法师对此是持肯定态度的，认为“敦煌本──“坛经传宗”本，是在“南方宗旨”本上，增补一些传承依约而成的”(《中国禅宗史》，第２６４页)。
[24] 载《全唐文》卷七一五。
[25] [55] [56] [57] 《荷泽大师神会传》，《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第９２页，第９１页，第９２页。
[28] 《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
[29] 见《历代法宝记》。
[30] 即使《坛经》所记与神会所说相合，也不能据此就断定是神会伪造了《坛经》而不是神会在宣扬师说。
[31] 见其为参加１９９７年在澳门召开的“慧能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而递交的论文《敦煌本〈坛经〉是否为传授本》，载学术研究杂志社编辑出版的会议论文集《六祖慧能思想研究》。
[32] 郭朋先生据《郡斋读书志》等称此本《坛经》为“唐僧惠昕撰”的有关记载，认为惠昕“当为唐人”(《中国佛教思想史》中卷，１９９４年版，第４０６页)，故认为“惠昕本在晚唐”(《坛经校释·序言》)。但现在一般大都是依日本学者铃木大拙提出、而由胡适考定的说法，认为此本约改编于９６７年，为宋初的本子。
[33] [35] [36] [38] [62] 《〈坛经〉考之二》，载《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第２７页，第２５页，第２６－２７页，第３１页，第３４页。
[34] 此三本与兴圣寺本相比，内容大同，但略有小异，例如缺少惠能在大庚岭对惠明说“不思善，不思恶”、在法性寺说风幡之动及惠能死后“诏追谥曰大鉴禅师，事具刘禹锡碑”等，请参见《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第１９１页和２８９页。
[39] 请参见宇井伯寿的《禅宗史研究》和印顺的《中国禅宗史》等。
[40] 杨曾文曾推测此“很可能就是契嵩本”(《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第２９３页)。
[42] 请参阅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第２９６页。
[43] 例如惠昕本第十一门“教示十僧传法门”的内容，在契嵩本中分为第九“法门对示品”和第十“付嘱流通品”两品，但在宗宝本中又合为第十“付嘱品”一品。
[44] 见《坛经校释》所附《重锓〈曹溪原本法宝坛经〉缘起》。
[45] 关于敦煌藏经洞封闭的原因，学术界多主“避难说”，但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了新解──“废弃说”，请参阅方广昌文《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之我见》，载《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１年第５期。
[47] 周绍良《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序》。
[49] 有关会议的研讨情况，可参阅《“慧能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载《学术研究》(广州)１９９７年第３期。
[50] 载《论丛：ァジァの文化と思想》(《论丛：亚洲文化与思想》)第４号，ァジァの文化と思想の会，１９９５年１２月。
[51] 张曼涛主编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１００册)中有《六祖坛经研究论集》、《禅学论文集》(一、二)、《禅宗史实考辨》和《禅宗思想与历史》等五个分册，搜集、汇编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并相对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学者本世纪七十年代前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请参阅。
[52] 胡适最初发表《神会和尚遗集》等禅宗研究新成果时，在国内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相反却受到了海外学者的关注，有人专门远道来访，对此胡适在１９３４年还曾有过抱怨。江灿腾的《胡适禅学研究在中国学界的冲突与诤辩》一文(载《现代中国佛教史新论》，台湾净心文教基金会１９９４年版)对此有专门的分析与评说，可以参考。
[53] 转引自杨曾文编著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第１９６～１９７页。
[54] 《坛经考之一》，《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第１７页。
[58] 文载张曼涛主编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１册《六祖坛经研究论集》第８１页～１０８页和第１０９页～１４１页。另请参阅印顺著《中国禅宗史》第六章。
[59] 周绍良《敦煌写本坛经原本》第１９０页。
[60] 请参见《〈坛经〉对勘》第１６６页。
[61] 日本学者伊吹敦认为这一记载是不真实的，是神会一派为提高《坛经》的价值而伪造的。见其论文《敦煌本〈坛经〉是否为传授本》。
[63] 请参见《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１期，并见于《中日佛教学术会议论文集》第１０４页，或《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第２９７页。
[64] 见《坛经校释》附录。
[65] 周绍良先生则认为，“古本文繁”就是宋郎简《六祖法宝记叙》中所说的“文字鄙俚繁杂”，“并不是指字数或情节多寡的问题”(《敦煌写本坛经原本》第１９０页)。
[66] 郭朋《坛经校释》序言，第１６页。
[67] 《敦煌写本坛经原本》第１８０页，第１９０页。周先生还试图从方言、俗语、历史背景等方面来对此加以考定，但读后给人的感觉是，他实际上考定的只是敦煌本为现存各种流通本的“原本”，而并未能确证它就是历史上最古的惠能原本，除外“再没有其他原本”(同书，第１８０页)。
[68] 请参见杨曾文校写《新敦煌本六祖坛经》第１９３页。
[69] 《中国禅宗史》第２７２页。“二次重大的修补”当指“至少已经过“南方宗旨”、“坛经传宗”的改补”(同书，第２６６页)。
[70] 《中国禅宗史》第２４７页。
[71] 《西夏文〈六祖坛经〉残页译释》，载《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３期。
[72] 《中国佛教思想史》(中卷)第４０７页。这里说的法海本，即指现存的敦煌本。
[73] 楼宇烈的《敦煌本〈坛经〉、〈曹溪大师传〉以及初期禅宗思想》，载《隋唐佛教研究论文集》，三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８５页。
[74] 任继愈：《敦煌坛经写本序》。
[75] 胡适曾推想敦煌本《坛经》的祖本约成于天宝四年(７４５)，而王维的《碑铭》约作于天宝十二年(７５３)，因而认为王维的《碑铭》作于《坛经》已写成之后，所以敦煌本《坛经》不曾提到王维的碑文(请参见《坛经考之二》)。
[77]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序》，见《坛经校释》附录。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2期
《关于《坛经》的若干问题研究》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