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于神龍年間曾分別遣使前往。因爲王維、柳宗元等都是距武後、中宗時代並不很遠的唐代著名文學家，又都在朝廷擔任一定的官職，“他們所說，不會是憑空杜撰”。而朝適當時尊崇佛禅，弘忍門下許多弟子應召人京：久視年中(700)，武則天诏請弘忍的大弟子神秀人京，“親加跪禮，內道場豐其供施，時時問道。……洎中宗孝和帝即位，尤加寵重”；神龍二年(706)，弘忍的另一個大弟子老安又受召人京，後辭歸嵩嶽；景龍二年(708)，神秀、老安的同門玄赜也應中宗的召請而人西京，“便于東都廣開禅法”。據說武則天曾問神秀：“所傳之法，誰家宗旨

　　”神秀回答說：“禀蕲州東山法門。”因此，惠能作爲傳東山法門衣缽的傳承者，到南方傳禅又造成了一定的聲勢，他受到朝廷的重視和召請也是在情理之中的。而且，當時禅門中的法統問題並不突出，南能北秀不同禅系之間也沒有互相排斥，據有關記載，神秀和老安等都還曾介紹過自己的弟子去從惠能受學，並向朝廷舉薦過惠能。這都是朝廷诏請惠能的重要原因。至于史籍中有“神龍元年上元日，則天、中宗诏雲”這樣比較含混的說法，因武則天和唐中宗在其年先後在位，故如前引楊曾文所說，這應該也是可以理解的。當然，後世禅宗對朝廷诏請惠能之事作些渲染，添加些內容，或在記載上有些出入，這也都是可能的。但細究這些問題，已不是我們要討論的重點。

　　值得我們注意的倒是，出身寒微，不識文字的惠能之所以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名聲遠播，這與他在南方傳法得到了當地信衆包括統治者的支持和幫助還是分不開的。事實上，現存有關惠能行曆及思想的最寶貴資料《壇經》是惠能著名的一次開禅說法的實錄，而這次法會就是在當年韶州刺史的安排下舉行的。但另一方面，惠能始終沒有應召人京，沒有像神秀北宗那樣走上依附帝室的道路，而是保持了弘忍以來山林佛教的特色，這又表明惠能與當時其他佛教宗派的創始人相比，還是有很大不同的，而這種不同對于他所創的禅宗南宗日後的勃興，特別是唐武宗滅法以後的進一步發展，都有極大的關系。

　　據《壇經》記載，先天元年(712)，惠能曾回故鄉新州，命門人在國恩寺建塔，次年夏末塔建成。先天二年(713)，惠能染疾。在臨終之前，他曾對弟子有專門的付囑。他特別地向將“各爲一方師”的十大弟子說了“叁科叁十六對法”，並對日後南宗弟子的傳法作了交代，交代的內容，各本記載不同。敦煌本《壇經》等記的是：“已後傳法，遞相教授一卷《壇經》，不失本宗，不禀受《壇經》，非我宗旨。”而宗寶本《壇經》則記爲：““汝等于後傳法，依此(指叁十六對法所體現的“二道相因，生中道義”)轉相教授，勿失宗旨。”這不同的記載，反映了惠能門下不同禅系的不同發展及對《壇經》的不同改作。值得注意的是，《曹溪大師別傳》中還專門提到了惠能臨終時與弟子討論付法傳袈裟的事。諸門人問他：“大師，法當付囑阿誰

　　”惠能回答說：“法不付囑，亦無人得。”他的弟子神會不解地問：“大師，傳法袈裟，雲何不傳

　　”惠能回答說：“若傳此衣，傳法之人短命；不傳此衣，我法弘盛，留鎮曹溪。我滅度七十年後，有東來菩薩，一在家菩薩，修造寺舍，二出家菩薩，重建我教。”門徒又問：“雲何傳此衣短命

　　”惠能現身說法道：“吾持此衣，叁遍有刺客來取吾命，吾命如懸絲。恐後傳法之人被損，故不付也。”惠能之後，禅宗就不再以法衣爲傳授了。這段記載，與敦煌本《壇經》等以《壇經》爲傳法憑信的主張正好相合。一般認爲，以《壇經》取代袈裟，並在現存敦煌本《壇經》中增加這方面的內容，這是惠能弟子神會及其門下所爲。因神會沒有得到法衣，故他強調要以《壇經》取代袈裟作爲傳宗付法的依據。但《別傳》這裏講的“七十年後”有人出來“重建我教”，暗示的顯然不是神會，與敦煌本《壇經》(惠昕本與此同)中說神會二十余年後將出來爲南宗爭正統的懸記也不相合，而與契嵩本和宗寶本《壇經》的“吾去七十年”的說法卻又是一致的，這反映了現存各種禅宗史料相互關系的複雜性。

　　先天二年(713)八月，惠能卒于新州國恩寺，春秋七十有六。當時，廣州、韶州和新州等地的官僚僧俗爭迎惠能的遺體回去供養，爭執不下，最後大家達成協議，焚香祈禱，“香煙指處，師所歸焉”。結果，香煙直指韶州曹溪，惠能的遺體便被迎回曹溪寶林寺。“十一月十叁日，遷神龛並所傳衣缽而回。次年七月出龛，弟子方辯以香泥上之。……達摩所傳信衣，中宗賜磨衲寶缽，及方辯塑師真相，並道具等，永鎮寶林道場。”

　　據說惠能臨終前曾預言自己死後會有人來要他的腦袋，因此，他的門人在他死後乃以鐵皮漆布“固護師頸人塔”。數年後的一天，果然有人來盜惠能之首，由于鐵皮的保護才免遭其難。那天夜裏，衆人聞塔中有如拽鐵索的聲音，驚起一看，只見一個扮作孝子模樣的人從塔中走出來，而惠能的頸脖子上卻有了傷痕，于是將此事奏報官府。後此人被抓住，一審問，原來他被新羅(今朝鮮)僧人收買，要來偷盜六祖大師的頭顱回海東供養。據說刺史曾親往曹溪，詢問惠能的門人，對此人該如何處置

　　惠能的門人答曰：若以國法論之，理當誅夷，但以佛教的慈悲，冤親平等，況且他的本意是求取供養，就免了他的罪吧!後來，官府就將此人赦免了。

　　以上這些記載，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禅門弟子對惠能的敬重與崇拜。惠能最終的歸宿寶林寺，中宗時曾改稱中興寺，後重建又改名法泉寺，五代時複稱寶林寺，宋初時重建後改名南華禅寺，從此沿用此名，一直至今。此寺因惠能的弘法傳禅和創立南宗而得到很大的發展，有“東粵第一寶刹”之稱，並被南宗門下視爲“祖庭”。據稱惠能的遺體保存完好，至今仍在寺中供養。寺內的六祖殿現在所供奉的惠能肉身像，一般認爲就是惠能的真身。

　　隨著南宗禅在大江南北的影響日隆，惠能的地位也被後人越擡越高。惠能去世一百多年後，也就是唐憲宗元和十一年(816)，唐憲宗下诏追谥惠能爲“大鑒禅師”。北宋太平興國元年(976)，宋太宗加谥惠能爲“大鑒真空禅師”。宋仁宗時，惠能又被迫谥爲“大鑒真空普覺禅師”。後來，宋神宗又追谥“大鑒真空普覺圓明禅師”。隨著皇帝的不斷追谥，惠能的谥號越來越長，這表明他的地位也越來越高。

　　惠能從一個“一生已來，不識文字”的普通人，發展爲禅宗史上的一代宗師，並成爲在中國佛教史乃至整個中國思想史上都占有很重要地位的思想家，這其中既有他個人的天賦與努力，也與時代的需要和佛教的發展密切相關。惠能及其所創的南宗禅的出現，是中國社會現實的需要，也是佛教中國化的必然結果。

　　(原載《曹溪禅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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