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于神龙年间曾分别遣使前往。因为王维、柳宗元等都是距武后、中宗时代并不很远的唐代著名文学家，又都在朝廷担任一定的官职，“他们所说，不会是凭空杜撰”。而朝适当时尊崇佛禅，弘忍门下许多弟子应召人京：久视年中(700)，武则天诏请弘忍的大弟子神秀人京，“亲加跪礼，内道场丰其供施，时时问道。……洎中宗孝和帝即位，尤加宠重”；神龙二年(706)，弘忍的另一个大弟子老安又受召人京，后辞归嵩岳；景龙二年(708)，神秀、老安的同门玄赜也应中宗的召请而人西京，“便于东都广开禅法”。据说武则天曾问神秀：“所传之法，谁家宗旨

　　”神秀回答说：“禀蕲州东山法门。”因此，惠能作为传东山法门衣钵的传承者，到南方传禅又造成了一定的声势，他受到朝廷的重视和召请也是在情理之中的。而且，当时禅门中的法统问题并不突出，南能北秀不同禅系之间也没有互相排斥，据有关记载，神秀和老安等都还曾介绍过自己的弟子去从惠能受学，并向朝廷举荐过惠能。这都是朝廷诏请惠能的重要原因。至于史籍中有“神龙元年上元日，则天、中宗诏云”这样比较含混的说法，因武则天和唐中宗在其年先后在位，故如前引杨曾文所说，这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后世禅宗对朝廷诏请惠能之事作些渲染，添加些内容，或在记载上有些出入，这也都是可能的。但细究这些问题，已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

　　值得我们注意的倒是，出身寒微，不识文字的惠能之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名声远播，这与他在南方传法得到了当地信众包括统治者的支持和帮助还是分不开的。事实上，现存有关惠能行历及思想的最宝贵资料《坛经》是惠能著名的一次开禅说法的实录，而这次法会就是在当年韶州刺史的安排下举行的。但另一方面，惠能始终没有应召人京，没有像神秀北宗那样走上依附帝室的道路，而是保持了弘忍以来山林佛教的特色，这又表明惠能与当时其他佛教宗派的创始人相比，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而这种不同对于他所创的禅宗南宗日后的勃兴，特别是唐武宗灭法以后的进一步发展，都有极大的关系。

　　据《坛经》记载，先天元年(712)，惠能曾回故乡新州，命门人在国恩寺建塔，次年夏末塔建成。先天二年(713)，惠能染疾。在临终之前，他曾对弟子有专门的付嘱。他特别地向将“各为一方师”的十大弟子说了“三科三十六对法”，并对日后南宗弟子的传法作了交代，交代的内容，各本记载不同。敦煌本《坛经》等记的是：“已后传法，递相教授一卷《坛经》，不失本宗，不禀受《坛经》，非我宗旨。”而宗宝本《坛经》则记为：““汝等于后传法，依此(指三十六对法所体现的“二道相因，生中道义”)转相教授，勿失宗旨。”这不同的记载，反映了惠能门下不同禅系的不同发展及对《坛经》的不同改作。值得注意的是，《曹溪大师别传》中还专门提到了惠能临终时与弟子讨论付法传袈裟的事。诸门人问他：“大师，法当付嘱阿谁

　　”惠能回答说：“法不付嘱，亦无人得。”他的弟子神会不解地问：“大师，传法袈裟，云何不传

　　”惠能回答说：“若传此衣，传法之人短命；不传此衣，我法弘盛，留镇曹溪。我灭度七十年后，有东来菩萨，一在家菩萨，修造寺舍，二出家菩萨，重建我教。”门徒又问：“云何传此衣短命

　　”惠能现身说法道：“吾持此衣，三遍有刺客来取吾命，吾命如悬丝。恐后传法之人被损，故不付也。”惠能之后，禅宗就不再以法衣为传授了。这段记载，与敦煌本《坛经》等以《坛经》为传法凭信的主张正好相合。一般认为，以《坛经》取代袈裟，并在现存敦煌本《坛经》中增加这方面的内容，这是惠能弟子神会及其门下所为。因神会没有得到法衣，故他强调要以《坛经》取代袈裟作为传宗付法的依据。但《别传》这里讲的“七十年后”有人出来“重建我教”，暗示的显然不是神会，与敦煌本《坛经》(惠昕本与此同)中说神会二十余年后将出来为南宗争正统的悬记也不相合，而与契嵩本和宗宝本《坛经》的“吾去七十年”的说法却又是一致的，这反映了现存各种禅宗史料相互关系的复杂性。

　　先天二年(713)八月，惠能卒于新州国恩寺，春秋七十有六。当时，广州、韶州和新州等地的官僚僧俗争迎惠能的遗体回去供养，争执不下，最后大家达成协议，焚香祈祷，“香烟指处，师所归焉”。结果，香烟直指韶州曹溪，惠能的遗体便被迎回曹溪宝林寺。“十一月十三日，迁神龛并所传衣钵而回。次年七月出龛，弟子方辩以香泥上之。……达摩所传信衣，中宗赐磨衲宝钵，及方辩塑师真相，并道具等，永镇宝林道场。”

　　据说惠能临终前曾预言自己死后会有人来要他的脑袋，因此，他的门人在他死后乃以铁皮漆布“固护师颈人塔”。数年后的一天，果然有人来盗惠能之首，由于铁皮的保护才免遭其难。那天夜里，众人闻塔中有如拽铁索的声音，惊起一看，只见一个扮作孝子模样的人从塔中走出来，而惠能的颈脖子上却有了伤痕，于是将此事奏报官府。后此人被抓住，一审问，原来他被新罗(今朝鲜)僧人收买，要来偷盗六祖大师的头颅回海东供养。据说刺史曾亲往曹溪，询问惠能的门人，对此人该如何处置

　　惠能的门人答曰：若以国法论之，理当诛夷，但以佛教的慈悲，冤亲平等，况且他的本意是求取供养，就免了他的罪吧!后来，官府就将此人赦免了。

　　以上这些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禅门弟子对惠能的敬重与崇拜。惠能最终的归宿宝林寺，中宗时曾改称中兴寺，后重建又改名法泉寺，五代时复称宝林寺，宋初时重建后改名南华禅寺，从此沿用此名，一直至今。此寺因惠能的弘法传禅和创立南宗而得到很大的发展，有“东粤第一宝刹”之称，并被南宗门下视为“祖庭”。据称惠能的遗体保存完好，至今仍在寺中供养。寺内的六祖殿现在所供奉的惠能肉身像，一般认为就是惠能的真身。

　　随着南宗禅在大江南北的影响日隆，惠能的地位也被后人越抬越高。惠能去世一百多年后，也就是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唐宪宗下诏追谥惠能为“大鉴禅师”。北宋太平兴国元年(976)，宋太宗加谥惠能为“大鉴真空禅师”。宋仁宗时，惠能又被迫谥为“大鉴真空普觉禅师”。后来，宋神宗又追谥“大鉴真空普觉圆明禅师”。随着皇帝的不断追谥，惠能的谥号越来越长，这表明他的地位也越来越高。

　　惠能从一个“一生已来，不识文字”的普通人，发展为禅宗史上的一代宗师，并成为在中国佛教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上都占有很重要地位的思想家，这其中既有他个人的天赋与努力，也与时代的需要和佛教的发展密切相关。惠能及其所创的南宗禅的出现，是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也是佛教中国化的必然结果。

　　(原载《曹溪禅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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