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道。……于十五日普会四众，为师祝发。二月八日，集诸名德，受具足戒。既而于菩提树下，开单传宗旨，一如昔谶。法才遂募众缘，建兹浮屠，瘗禅师发。……仪风元年岁次丙子吾佛生日，法性寺住持法才谨识。”
惠能出家受戒后，就在法性寺的菩提树下为众人开“东山法门”，即弘扬道信弘忍一系的禅法，其实有不少也是惠能自己的独创。不久以后，惠能就离开法性寺回到曹溪。据《六祖大师缘起外记》说，惠能离开时，印宗法师与僧俗千余人将他一直送至曹溪，还有“荆州通应律师，与学者数百人，依师而往”。《曹溪大师别传》则说印宗法师带领僧俗三千余人送惠能回归曹溪。这些记载表明，惠能的出山在当时已产生了一定的轰动效应。
五、曹溪传禅 临终付嘱
关于惠能回到曹溪的时间，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各本《坛经》都没有明确地说是哪一年。《曹溪大师别传》说惠能为大众初开法门，然后由僧俗三千余人送归曹溪，时间似乎是在惠能剃发受戒的同一年，即仪风元年(676)，开法的地点则在法性寺戒坛边的菩提树下。但在“送归曹溪”句前，又有“印宗法师请大师归制旨寺，今广州龙兴寺经藏院是大师开法堂”的说法，这又令人有点费解，似乎惠能开法并不在法性寺(即制旨寺)，若然，则开法的时间也就难以确定了。《六祖大师缘起外纪》则说得比较明确：仪风元年，惠能在法性寺会印宗法师，“次年春，师辞众归宝林，印宗与缁白送者千余人，直至曹溪”。这就是说，惠能回曹溪是在仪风二年(677)。《祖堂集》和《景德传灯录》等也持与此相同的看法。我们认为，从实际情况看，惠能在法性寺剃发受戒，并为寺众开法，第二年回到曹溪，这样的说法是比较合乎情理的。
惠能回到曹溪后，住持宝林寺，在当地官僚僧尼道俗的支持下，他扩建寺院，广收门徒，大力弘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禅，在南方造成了相当的影响。关于宝林寺，禅史上还有许多传说。据法海等集的《六祖大师缘起外记》记载，宝林寺原为南朝梁天监三年(504)，由西国智药三藏兴建的。当时，智药三藏“自南海经曹溪口，掬水而饮，香美，异之。谓其徒曰：“此水与西天之水无别，溪源上必有胜地，堪为兰若。”随流至源上，四顾山水回环，峰峦奇秀，叹曰：“宛如西天宝林山也。”乃谓曹侯村居民曰：“可于此上建一梵刹，一百七十年后，当有无上法宝，于此演化，得道者如林，宜号宝林。””当时的韶州牧侯敬中以其言上奏朝廷，由朝廷“赐宝林为额，遂成梵宫”。到惠能再来宝林寺时，虽然寺院已有一定规模，但惠能“睹堂宇湫隘，不足容众，欲广之”。于是，他便去见当地的陈亚仙，对他说：“老僧欲就檀越求坐具地，得不
”陈亚仙问道：“和尚坐具几许阔
”惠能出坐具示之。陈亚仙就同意了。谁知惠能以坐具一展，尽罩曹溪四境，据说还有“四天王现身，坐镇四方”。陈亚仙方知惠能和尚法力广大，便尽舍土地，只是希望日后造塔时能存留自己高祖的坟墓。后来，惠能“游境内，山水胜处，辄憩止，遂成兰若一十三所”。但由于前来听法的僧俗众多，惠能回到曹溪之后，曾大建寺院，以满足传禅的需要，这当是事实。
惠能在曹溪弘法传禅，名声日大，影响日广。时任韶州刺史的韦琚慕惠能之名，特邀惠能到韶州城里的大梵寺为众说法，僧尼道俗参加听讲者有成千上万人，门人法海等记录整理当时的开法情况而编成了《坛经》一书，此书成为中国禅宗的最主要经典。从现存最早的敦煌本《坛经》一开始的记载，我们就可以看到惠能当年开法时的盛况：
惠能大师，于大梵寺讲堂中，升高座，说摩诃般
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其时座下僧尼、道俗一万余
人，韶州刺史韦琚及诸官寮三十余人，儒士三十余
人，同请大师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这里的僧尼道俗“一万人”，其他版本的《坛经》大都作“一千人”。不管是千还是万，有这么多信众前来听讲，这表明惠能当时在南方传禅已有了较大的声势。
这里顺便说一下宝林寺与大梵寺的关系。两者是一还是二
一般都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但有的日本学者认为宝林寺和大梵寺为同寺异名，就是惠能在曹溪传教的所在地。对此，杨曾文曾引有关史料作了专门的说明，认为两者不是一回事。因为《曹溪大师别传》中明确地说宝林寺在“韶州曲县南五十里曹溪村”，即今广东省韶关市南20公里处，而大梵寺则在韶州治所曲江县城内。宋代赞宁的《宋高僧传》卷八《惠能传》记载说，惠能“乃移住宝林寺焉。时刺史韦琚命出大梵寺，苦辞，人双峰曹侯溪矣”。显然，宝林寺和大梵寺并不在一处。元代宗宝编的《坛经》中也说：“时大师至宝林。韶州韦刺史与官僚人山，请师出于城中大梵寺讲堂，为众开缘说法。”这里说得更加清楚：宝林寺在山中，大梵寺在城里，两者不是一回事。“赞宁五代时曾长期生活在江浙一带，宗宝元代曾为广州报恩光孝寺(原为法性寺)的住持，他们对曹溪慧能遗迹应是比较了解的，故所记是可信的。”我们认为这样的判断是合适的。
惠能在南方传法数十年，前来求法学禅者络绎不绝，《曹溪大师别传》说他“因兹广阐禅门，学徒十万”，从而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传授顿教见性禅法为特色的禅宗派别。为了与主要活动于北方嵩洛地区的神秀北宗相区别，史称惠能南宗。惠能在南方的名声，也传到京城朝廷。据说由于神秀等人的举荐，武则天和唐中宗都曾专门下诏请惠能进京。据《曹溪大师别传》，神龙元年(705)正月十五，唐中宗专门下敕，并派遣中使薛简迎惠能前往京城施化。敕文中说：
朕虔诚慕道，渴仰禅门，召诸州名山禅师，集内
道场供养，安、秀二德，最为僧首。朕每咨求，再推南
方有能禅师，密受忍大师记传，传达摩衣钵，以为法
信，顿悟上乘，明见佛性，今居韶州曹溪山，示悟众
生，即心是佛。朕闻如来以心传心，嘱付迦叶，迦叶
展转相传，至于达摩，教被东土，代代相传，至今不
绝。师既禀承有依，可往京城施化，缁俗归依，天人
瞻仰。故遣中使薛简迎师，愿早降至。对于朝廷的诏请，惠能以“久处山林，年迈风疾”等理由力辞，表示自己愿“居山养疾，修持道业”，从而保持了弘忍以来山林佛教的特色。唐中宗见惠能不来，还于神龙三年(707)四月专门赐“磨衲袈裟一领及绢五百匹”等物以供养惠能，并于当年十一月敕韶州刺史重修惠能所居之宝林寺，赐额为法泉寺，又以惠能新州的故宅为国恩寺。
关于朝廷诏请惠能之事，史籍中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对其真伪也有不同的看法。从禅宗的史料来看，敦煌本和惠昕本《坛经》根本就没提此事。契嵩本和宗宝本则都有如下相同的记载：“则天、中宗诏云：朕请安、秀二师宫中供养，万机之暇，每究一乘。二师推让云：南方有能禅师，密受忍大师衣法，传佛心印，可请彼问。今遣内侍薛简，驰诏迎请，愿师慈念，速赴上京。师上表辞疾，愿终林麓。……简蒙指教，豁然大悟，礼辞归阙，表奏师语。其年九月三日，有诏奖谕师。……奉磨纳袈裟及水晶钵。敕韶州刺史修饰寺宇。赐师旧居为国恩寺。”但契嵩本说是“神龙二年上元日”，宗宝本则说是“神龙元年上元日”。《景德传灯录》等也记作“中宗神龙元年降诏”。而《宋高僧传·神秀传》中虽提到神秀曾“奏天后请追能赴都，能恳而固辞”，但并没有说具体的年代。《宋高僧传·惠能传》中在说“武太后、孝和皇帝咸降玺书，诏赴京阙，……续遣中官薛简往诏，复谢病不起”时，也没提具体的时间，接下来则又说，神龙三年，“敕韶州可修能所居寺佛殿并方丈，务从严饰，赐改额曰法泉也”。
以上“则天、中宗诏云”和“武太后、孝和皇帝咸降玺书”等说法，并不能确定朝廷诏请惠能的次数。而《历代法宝记》中则具体说到了武则天和唐中宗对惠能的多次诏请。其中说，长寿元年(692)，武则天“敕使天冠郎中张昌期往曹溪，请能禅师，能禅师托病不去”；万岁通天元年(696)，武则天“使往再请能禅师，能禅师既不来，……依请即擎达摩祖师传信袈裟与敕使，……于内道场供养”；景龙元年(707)，“又使内侍将军薛简至曹溪能禅师所”，告之祖传袈裟已赐给了惠能的同门智诜禅师，别将“摩纳袈裟一领”等物赠惠能以作供养这里提到的武则天两次遣使前往曹溪迎请惠能之事，据杨曾文“从历史情节考察，第一次难以成立，……第二次也不会在通天元年，而应在通天二年”。而第三次遣使往曹溪所提及的袈裟事，因只见于智诜系所传的《历代法宝记》，很可能是智诜门下的编造，当“不足凭信”。
再看禅门之外的说法。唐代王维在《六祖能禅师碑铭》中就说：“则天太后，孝和皇帝，并敕书劝谕，征赴京城。禅师……固以此辞，竟不奉诏。”这里提到了则天太后和孝和皇帝“并敕书劝谕，征赴京城”。而柳宗元的《大鉴禅师碑》中则说“中宗闻名，使幸臣再征不能致”，似乎中宗曾征召惠能两次。
对于以上的不同记载，后人曾有怀疑，特别是后来被收入《全唐文》的唐中宗诏请惠能的敕文，常有人提出质疑。例如胡适就曾明确地说“此是伪造的诏书”，并专门撰有《{全唐文)里的禅宗假史料》一文对此作了辨析，认为中宗诏并不见于《唐大诏令集》，也不见于现存两个最古本的《六祖坛经》，只见于很晚出的《坛经》，而《坛经》中“神龙元年上元日则天中宗诏”的说法，是出于《曹溪大师别传》的“神龙元年高宗大帝敕”。胡适认为，《别传》的作者竟不知高宗至神龙元年已死了二十多年，显然是个没有知识的和尚。因而他断言，这个敕文是假的，因而不能用来作史料。
笔者认为，尽管各种史籍的记载很不一样，但综合各种情况看，大体上可以认为朝廷诏请惠能是确有其事，并很可能是武则天于通天年间和唐中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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