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學研究與現代社會人生
洪修平
時代在發展，世界在變化，社會在演進，人類也在探索中不斷前進。面臨世紀之交的風雲變幻，現實的社會和人生使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尋求精神安樂和甯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人們追尋精神家園的過程中，佛教無疑可以發揮其積極的作用。
佛教産生于印度，但興盛在中國。佛教在印度曾一度絕迹，在中國卻綿延數千年而至今不絕。佛教在中土的長期流傳發展中，經曆了一個不斷中國化的過程，在與傳統思想文化的交互影響和融合滲透中，佛教不僅大大豐富並發展了傳統文化，而且它本它身也成爲傳統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千百年來，中國佛教對人們的思想和社會生活所發生的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在滿足人們的精神需要方面更是起過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一種文化現象的長期存在，自有其深刻的必然性，文化的內在精神和社會人生的需求是其依存的最重要條件。探詞·研究中國佛教文化的基本精神，考察中閏佛教發展演變的曆史軌迹，努力從中印兩種不同思想的相互沖突和融合中去探索中國佛教文化在滿足社會和人生的需求中演變發展的一般規律，這對于佛教在現代社會的發展及其發揮作用，其意義是不言自明的。問題在于，如何使中國佛學的研究跟上時代的步伐，更好地發掘中國佛教的積極精神，以使佛教更好地適應現代社會並滿足人生的需要
多年來，我主要從事中國佛學史的教學與研究，尤其對佛教的中國化有濃厚的興趣。佛教的中國化過程，就其思想層面而言，主要是佛教與傳統的儒家和道家不斷沖突和融合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印度佛教中蘊含著的對人生的有價值的見解在中國人文主義精神的文化氛圍中得到了充分的發展，並與儒、道互補，豐富了傳統文化的“人學”內涵，其中不少東西至今仍值得我們借鑒和吸取。但是，對曆史文化的繼承發揚與揚棄是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與隨順時代的挖掘、改造和創造性活動也是分不開的。從佛學研究的現狀來看，我深深地體會到，如何結合現代人的安身立命問題來研究佛學是推進佛學研究現代化的重要途徑，也是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值得重視的重要問題。對此，我想提幾點看法，以就教于大家。
一、如何認識佛學與社會人生的關系
佛教作爲一種本質上追求出世的宗教，其根本宗旨在于把人從現實的人生苦海中解脫出來，其全部理論學說可以說都是在論證解脫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佛教立論的基點是對人生所作的“一切皆苦”的價值判斷，其“四谛”、“五蘊”、“八正道”、“十二因緣”和“叁法印”等最基本的教義，重心都在于說明萬法無常，緣起無我，從而揭示人生痛苦的本質及其原因，並爲人們指出超脫生死輪回、達到涅檠解脫的途徑與修行方法。這種講出世的人生哲學在肯定解脫之彼岸的同時對現實社會和人生的意義及價值顯然是持否定態度的。
佛教的理想作爲佛教徒的一種信仰當然無可非議，那麼，對于一般社會大衆來說，是否就毫無意義了呢
佛教的出世理論對于現實的社會和人生來說，是否就完全是消極的了呢
我認爲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從佛陀創教的人生情懷來看。佛教是以反婆羅門教的姿態登上社會曆史舞臺的。佛教以“緣起”和“無我”作爲全部思想學說的理論基礎，與其反對婆羅門教關于有萬能的造物主(大梵天)和不死的精神主體(神我)之說教有密切的關系。佛教努力破除古印度實行的種姓製度的神學基礎，通過否定神意和神創說而大力倡導“衆生平等觀”，強調種姓並不體現神的意志，不應以人的出身而應以人的德行來劃分人的社會等級。這種否定神本、確立人本的衆生平等觀正是關懷現實社會和人生的充分體現，這在當時也是爲最大多數人爭取在現實社會平等生存之權利的根本之舉。這種觀點所體現的基本精神，無論是在古代印度，還是在現代中國，都是積極的，有意義的。
其次，佛教的修行解脫論是建立在善惡因果有輪回報應之基礎上的。佛教的因果報應說有兩大基本特點；其一是強調“業感”而否定有外在的賞善罰惡的主宰或執行者；其二是強調業報的“自作自受”而否定他人(子孫或家族成員)代爲受報的可能性。這種業報輪回說顯然把人的遭遇和命運的主動權交到了人們自己的手中，從而把人們引向了“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的人生道德實踐。佛教修行解脫的理想雖然是基于對無常人生的痛苦之價值判斷，但卻表達了對永超苦海之極樂的向往，透露出了對人生永恒幸福的一種追求。通過自身的努力來實現美好的人生理想，這裏面所蘊含的勸人向善、積極進取的精神對現實社會人生顯然也是有意義的。
再次，佛教把無明與貪欲視爲是人生痛苦的總根源，是衆生淪于輪回而不得解脫的根本原因，所謂“無明爲惑網之淵，貪愛爲衆累之府。”(慧遠《明報應論》)佛教倡導以止、觀的修行來對治無明與貪欲，要人明無常、苦、空、無我之理而對虛幻的東西不要生貪愛執取之心以造下種種惑業。佛教對無明與智慧的看法姑且不論，就其強調的于萬物不起貪著之心、保持心情的一種平和與甯靜而言，對克服當代社會中物欲橫流的現象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因爲人的欲望是無止境的，正當合理的欲望固然應該肯定，但過分的貪欲卻往往是既害己又害人，用佛教的“不執著”來調控心境、超然處世，是有益于社會和人生的。
最後，佛教的出世是並不排斥人世的，特別是大乘佛教的“生死與涅檠不二”、“世間與出世間不二”等基本精神實際上溝通了佛教的理想與現實人生的聯系，既爲佛法常住人間、化導世間提供了契機，也爲建立人間佛教、人間佛國、人間淨土提供了根據。中國化的佛教發揚的正是人生佛教的精神，走上的正是人間佛教的道路。禅宗的“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六祖壇經·般若品》)就是對此的最好注腳。
因此，結合現代社會和人生來研究中國佛學以推進佛學研究的現代化，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重要的在于我們應如何把握中國佛學的基本特點和精神，使佛學研究更好地適應新時代的需要。
二、如何認識中國佛學的基本特點和精神
中國佛教傳自印度而發展于中土，中國佛學淵源于印度佛教而形成于傳統文化之中。因此，中國佛學既繼承了佛陀創教的基本精神，又有著區別于印度佛學的特殊性。這就要求我們在研究佛學的過程中，不但要了解印度佛學，更應該了解佛學傳人中國後所發生的變化及其變化的原因，把握中國佛學的基本特點和精神。作爲一種外來的宗教，佛教在中土的流傳發展，既有其內在的邏輯規律，又受到了中國社會曆史條件和傳統思想文化的影響和製約。佛教的“應病與藥”、“隨機設教”爲它在中國獲得新的生命力提拱了內在的契機，中國思想文化的人文主義精神和社會人生的需求則爲佛教進一步走向社會人生並日益獲得現實性的品格提供了外部的條件。因此，把中國佛學放到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廣闊背景下來加以考察，聯系傳統思想的發展及其特點和社會人生的需求來加以研究，努力探討佛教中國化的過程及其規律，是深入研究中國佛學、把握中國佛學基本特點和精神的重要途徑。
爲了把這方面的研究深入下去，我們應該充分注意到中印兩種思想文化的相互影響和相互滲透，特別是注意在重視現實的人和人生問題方面兩者的互補互融。
從傳統思想文化的曆史發展及其特點來看，先秦時諸子百家交相爭鳴，儒墨道法各顯風柒，但從根本上說，不同的思想或學派，其理論基點或核心大都是人和人生的問題，只是在對人的價值取向上與對人的實現等問題上所持的見解各有不同而巳。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儒、道兩家。儒家重人的社會性，強調在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中完善人和實現人的必要性，因而提出了修齊治平、內聖外王等一套理論，追求的是成就“聖人”人格；道家則重人的自然性，強調效法天道的自然無爲來實現人生，因而追求“返樸歸真”而抨擊了仁義的虛僞性。這樣，進有儒的人世求進取，退有道的避世求逍遙，儒道相合並互補，現實的人生可謂能進退自如了。因此，自秦漢始，儒、道兩家就逐漸從百家中脫穎出來，在中國思想文化中占了比較突出的地位。魏晉玄學更是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努力將儒家名教論和道家自然論結合起來，以探討建構既符合人的自然本性又不違背名教倫理的理想社會的可能性。這種積極主動的對儒、道文化精神的選擇並在理論上對兩者的結合所作的會通，既是戰國以來儒、道文化合流的一種延續和理論總結，也爲儒、道互補在以後的中國文化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奠定了基礎。但是，如何從人的自身來解釋人生道路上進退現象的必然性
儒、道兩家都顯得有點力不從心。儒家講“未知生，焉知死”，道家講“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他們都把對人及人生問題的探討限定在現世，而佛教卻對每個人未生之前和已死之後作了較爲系統的說明，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儒、道的不足。因此，兩漢之際傳人的佛教經過不斷的中國化而跻身于中國文化的重要行列，並與儒、道互融互補，構成了中國文化以儒家爲主、佛道爲輔的叁教合一爲理論主幹的複合型文化的基本格局。
在文化的選擇、整合過程中，社會和時代的需要是重要的外部條件，各種文化形態的基本精神和特質則是重要的內在因素。外來的佛教之所以能在諸家紛爭的相摩激蕩中脫穎而出，與儒、道並成爲中國思想文化的叁大理論主幹之一，與其本身的特點及其在與儒道互融中鑄就的現實主義品格是分不開的。
追求出世的印度佛教蘊含著對人生永恒幸福的追求，但它把人生的過程由現世拓展爲包括過去和未來的叁世，把人生的美好理想放到了現世之外遙遠的未來。這種對人生內涵的擴大一方面使佛教的人生理想具有一種恒久的魅力，另一方面也使佛教對人及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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