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学研究与现代社会人生
洪修平
时代在发展，世界在变化，社会在演进，人类也在探索中不断前进。面临世纪之交的风云变幻，现实的社会和人生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寻求精神安乐和宁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人们追寻精神家园的过程中，佛教无疑可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佛教产生于印度，但兴盛在中国。佛教在印度曾一度绝迹，在中国却绵延数千年而至今不绝。佛教在中土的长期流传发展中，经历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在与传统思想文化的交互影响和融合渗透中，佛教不仅大大丰富并发展了传统文化，而且它本它身也成为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中国佛教对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在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方面更是起过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一种文化现象的长期存在，自有其深刻的必然性，文化的内在精神和社会人生的需求是其依存的最重要条件。探词·研究中国佛教文化的基本精神，考察中闰佛教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努力从中印两种不同思想的相互冲突和融合中去探索中国佛教文化在满足社会和人生的需求中演变发展的一般规律，这对于佛教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及其发挥作用，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问题在于，如何使中国佛学的研究跟上时代的步伐，更好地发掘中国佛教的积极精神，以使佛教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并满足人生的需要
多年来，我主要从事中国佛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尤其对佛教的中国化有浓厚的兴趣。佛教的中国化过程，就其思想层面而言，主要是佛教与传统的儒家和道家不断冲突和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印度佛教中蕴含着的对人生的有价值的见解在中国人文主义精神的文化氛围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与儒、道互补，丰富了传统文化的“人学”内涵，其中不少东西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和吸取。但是，对历史文化的继承发扬与扬弃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与随顺时代的挖掘、改造和创造性活动也是分不开的。从佛学研究的现状来看，我深深地体会到，如何结合现代人的安身立命问题来研究佛学是推进佛学研究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也是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值得重视的重要问题。对此，我想提几点看法，以就教于大家。
一、如何认识佛学与社会人生的关系
佛教作为一种本质上追求出世的宗教，其根本宗旨在于把人从现实的人生苦海中解脱出来，其全部理论学说可以说都是在论证解脱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佛教立论的基点是对人生所作的“一切皆苦”的价值判断，其“四谛”、“五蕴”、“八正道”、“十二因缘”和“三法印”等最基本的教义，重心都在于说明万法无常，缘起无我，从而揭示人生痛苦的本质及其原因，并为人们指出超脱生死轮回、达到涅檠解脱的途径与修行方法。这种讲出世的人生哲学在肯定解脱之彼岸的同时对现实社会和人生的意义及价值显然是持否定态度的。
佛教的理想作为佛教徒的一种信仰当然无可非议，那么，对于一般社会大众来说，是否就毫无意义了呢
佛教的出世理论对于现实的社会和人生来说，是否就完全是消极的了呢
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从佛陀创教的人生情怀来看。佛教是以反婆罗门教的姿态登上社会历史舞台的。佛教以“缘起”和“无我”作为全部思想学说的理论基础，与其反对婆罗门教关于有万能的造物主(大梵天)和不死的精神主体(神我)之说教有密切的关系。佛教努力破除古印度实行的种姓制度的神学基础，通过否定神意和神创说而大力倡导“众生平等观”，强调种姓并不体现神的意志，不应以人的出身而应以人的德行来划分人的社会等级。这种否定神本、确立人本的众生平等观正是关怀现实社会和人生的充分体现，这在当时也是为最大多数人争取在现实社会平等生存之权利的根本之举。这种观点所体现的基本精神，无论是在古代印度，还是在现代中国，都是积极的，有意义的。
其次，佛教的修行解脱论是建立在善恶因果有轮回报应之基础上的。佛教的因果报应说有两大基本特点；其一是强调“业感”而否定有外在的赏善罚恶的主宰或执行者；其二是强调业报的“自作自受”而否定他人(子孙或家族成员)代为受报的可能性。这种业报轮回说显然把人的遭遇和命运的主动权交到了人们自己的手中，从而把人们引向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人生道德实践。佛教修行解脱的理想虽然是基于对无常人生的痛苦之价值判断，但却表达了对永超苦海之极乐的向往，透露出了对人生永恒幸福的一种追求。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美好的人生理想，这里面所蕴含的劝人向善、积极进取的精神对现实社会人生显然也是有意义的。
再次，佛教把无明与贪欲视为是人生痛苦的总根源，是众生沦于轮回而不得解脱的根本原因，所谓“无明为惑网之渊，贪爱为众累之府。”(慧远《明报应论》)佛教倡导以止、观的修行来对治无明与贪欲，要人明无常、苦、空、无我之理而对虚幻的东西不要生贪爱执取之心以造下种种惑业。佛教对无明与智慧的看法姑且不论，就其强调的于万物不起贪著之心、保持心情的一种平和与宁静而言，对克服当代社会中物欲横流的现象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因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正当合理的欲望固然应该肯定，但过分的贪欲却往往是既害己又害人，用佛教的“不执著”来调控心境、超然处世，是有益于社会和人生的。
最后，佛教的出世是并不排斥人世的，特别是大乘佛教的“生死与涅檠不二”、“世间与出世间不二”等基本精神实际上沟通了佛教的理想与现实人生的联系，既为佛法常住人间、化导世间提供了契机，也为建立人间佛教、人间佛国、人间净土提供了根据。中国化的佛教发扬的正是人生佛教的精神，走上的正是人间佛教的道路。禅宗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六祖坛经·般若品》)就是对此的最好注脚。
因此，结合现代社会和人生来研究中国佛学以推进佛学研究的现代化，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重要的在于我们应如何把握中国佛学的基本特点和精神，使佛学研究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二、如何认识中国佛学的基本特点和精神
中国佛教传自印度而发展于中土，中国佛学渊源于印度佛教而形成于传统文化之中。因此，中国佛学既继承了佛陀创教的基本精神，又有着区别于印度佛学的特殊性。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佛学的过程中，不但要了解印度佛学，更应该了解佛学传人中国后所发生的变化及其变化的原因，把握中国佛学的基本特点和精神。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佛教在中土的流传发展，既有其内在的逻辑规律，又受到了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和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佛教的“应病与药”、“随机设教”为它在中国获得新的生命力提拱了内在的契机，中国思想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和社会人生的需求则为佛教进一步走向社会人生并日益获得现实性的品格提供了外部的条件。因此，把中国佛学放到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广阔背景下来加以考察，联系传统思想的发展及其特点和社会人生的需求来加以研究，努力探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及其规律，是深入研究中国佛学、把握中国佛学基本特点和精神的重要途径。
为了把这方面的研究深入下去，我们应该充分注意到中印两种思想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特别是注意在重视现实的人和人生问题方面两者的互补互融。
从传统思想文化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来看，先秦时诸子百家交相争鸣，儒墨道法各显风柒，但从根本上说，不同的思想或学派，其理论基点或核心大都是人和人生的问题，只是在对人的价值取向上与对人的实现等问题上所持的见解各有不同而巳。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儒、道两家。儒家重人的社会性，强调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完善人和实现人的必要性，因而提出了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等一套理论，追求的是成就“圣人”人格；道家则重人的自然性，强调效法天道的自然无为来实现人生，因而追求“返朴归真”而抨击了仁义的虚伪性。这样，进有儒的人世求进取，退有道的避世求逍遥，儒道相合并互补，现实的人生可谓能进退自如了。因此，自秦汉始，儒、道两家就逐渐从百家中脱颖出来，在中国思想文化中占了比较突出的地位。魏晋玄学更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努力将儒家名教论和道家自然论结合起来，以探讨建构既符合人的自然本性又不违背名教伦理的理想社会的可能性。这种积极主动的对儒、道文化精神的选择并在理论上对两者的结合所作的会通，既是战国以来儒、道文化合流的一种延续和理论总结，也为儒、道互补在以后的中国文化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奠定了基础。但是，如何从人的自身来解释人生道路上进退现象的必然性
儒、道两家都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儒家讲“未知生，焉知死”，道家讲“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他们都把对人及人生问题的探讨限定在现世，而佛教却对每个人未生之前和已死之后作了较为系统的说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儒、道的不足。因此，两汉之际传人的佛教经过不断的中国化而跻身于中国文化的重要行列，并与儒、道互融互补，构成了中国文化以儒家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为理论主干的复合型文化的基本格局。
在文化的选择、整合过程中，社会和时代的需要是重要的外部条件，各种文化形态的基本精神和特质则是重要的内在因素。外来的佛教之所以能在诸家纷争的相摩激荡中脱颖而出，与儒、道并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三大理论主干之一，与其本身的特点及其在与儒道互融中铸就的现实主义品格是分不开的。
追求出世的印度佛教蕴含着对人生永恒幸福的追求，但它把人生的过程由现世拓展为包括过去和未来的三世，把人生的美好理想放到了现世之外遥远的未来。这种对人生内涵的扩大一方面使佛教的人生理想具有一种恒久的魅力，另一方面也使佛教对人及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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