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的肯定被压抑甚至被窒息着，但这种肯定却为佛教与中国儒、道相融合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并在中国文化氛围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中国化的佛教正是由此而一步步走向了现实的社会与人生。立足于“众生”(人及一切有情识的生物)的解脱而强调永超人生苦海的佛教在中国则更突出了“人“及人生问题。

　　隋唐以来兴起的典型的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在充分肯定每个人的真实生活所透露出的生命的底蕴与意义的基础上，融理想于当下的现实人生之中，化求佛(修道)于平常的穿衣吃饭之间，强调“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无异”(《五灯会元》卷三)。它所说的“佛性”主要是指“自心”或“自性”，是对人生实践之主体的一种肯定，它所说的“佛”实际上也就是指内外无著、来去自由的解脱“人”。宋明以后，中国佛教的人世化、人生化倾向表现得更加充分，“世间法则佛法，佛法则世间法”(《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七)成为佛教界的普遍共识。憨山德清甚至提出了“舍人道无以立佛法……是则佛法以人道为锚基”的说法，这里“所言人道者，乃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民生日用之常也。”(《憨山大师梦游全集》卷四十五)主张“出世”的佛教在中国终于面向人生，依“人道”而立“佛法”了。当然，这并不影响佛教的解脱论从本质上说仍是一种“出世”哲学，因为它毕竟不是以人世为最终目的，而是视人世为方便法门，以出世为旨归的。

　　近现代复兴的佛教，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唐宋以后中国佛教人世化、人生化倾向进一步加以继承和发展。例如大力推动佛教复兴运动的太虚法师就曾积极提倡建设人间佛教、人间净土。他提出：“人间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他认为，“由此人间可造成为净土，固无须离开此龌龊之社会而另求一清净之社会也。质言之，今此人间虽非良好庄严，然可凭各人一片清净之心，去修集许多净善的因缘，逐步进行，久之久之，此浊恶之人间便可一变而为庄严之净土，不必于人间之外另求净土，故名为人间净土。”(《建设人间净土论》)他还强调，应该“根据佛法的常住真理，去适应时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不合时代性的色彩，随时代以发扬佛法之教化功用。……把握佛教中心思想，去适应时机、融摄文化和适应新时代新潮流，去发扬宏通佛法。”太虚法师提出的既要能面向人生、服务社会，又要能“进德修道”、依佛法修习，从而“自他两利”、既做人又成佛，把中国佛教的人世精神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太虚以后的中国佛教可以说是一步步逐渐走上了“人间佛教”的道路。特别是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台港兴起的新型佛教团体和佛教文化事业，均以面向现代社会和人生为主要特征，以创办新式教育、融贯现代科学文化精神、借助现代传播手段来弘法传教，努力契合现代人的心理和精神需要，关注人生，服务于社会，并在随应时代的不断除1日创新中赋予佛教以新的活力、开拓佛教在现代发展的新途径。中国大陆的佛教当前也正在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以期自利利他，实现人间净土。对此，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在题为《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中作了清楚的说明，他说：“中国佛教已有近二千年的悠久历史。在当今的时代，中国佛教向何处去

　　什么是需要我们发扬的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

　　这是我们要认真思考和正确解决的两个重大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以为在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是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会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法音》1983年第6期)由此，绵延二千年之久的中国佛教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开始了新的历史进程。

　　印度佛教在儒、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重现实人生的文化氛围中日益获得了现实性的品格，不但丰富了传统思想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同时也给予了传统儒、道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宋明理学复兴儒学，无论是程朱还是陆王，都在以儒学为本位的同时融摄了佛、道，在儒学的基础上实现了三教的合一。儒佛道三教各以其独特的精神在传统文化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儒家具有强烈的人世精神，主张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来实现”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道家则以退为进，采取避世和法自然的态度以追求“返朴归真”的人生理想；若避世不成，则有佛教，佛教不仅宣扬万法虚幻，唯心净土，以”心不执著”来实现尘世即佛国、众生即佛的解脱理想，而且还有天堂地狱的轮回报应说可以给人们赏善罚恶和摆脱生老病死等现实苦难的向往与追求以精神安慰。这样，中国佛教以其出世不离人世、人世而求出世的人生哲学与儒道分别在经国、修身和治心方面分工合作，满足了人们同时可能具有的多方面需要和不同的人在复杂曲折的人生道路上不同阶段的不同需要，在人与人生问题的基础上与儒道实现着一种互融互补。其基本特点和精神也在这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三、如何联系现代社会和人生，处理好佛教的“本义”与“我义”的关系

　　既然佛教关于出世的理论学说并非与现实的社会人生完全无关，而中国佛学尤其重视现世和现生问题，那么，联系现代社会和人生来研究佛学，发掘中国佛学中的现代意义及其价值，就是很有必要和很有意义的了，这应该是我们继承并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内容。

　　但是，联系现代社会和人生，并不意味着把佛教中的有关思想和学说简单地用来解释现代社会和人生现象或为现代社会和人生服务，也不意味着可以用现代的观念和思想去简单地比附佛学或随心所欲地去发挥佛学，而是应该努力地处理好佛教的“本义”与“我义”的关系。

　　所谓佛教的“本义”，就是佛教的理论本来所表达的意义，而不是我们现在所赋予它的。由于佛教是一种宗教，其理论学说都是为宗教信仰作论证的，并与宗教修行实践密切相关，其表达思想时又有一套专门的名相概念和思维方式。因此，要准确地理解佛教的本义，就应该充分注意到佛教理论的这些特殊性，否则就很难把握佛学的奥秘与佛教的真精神。在理解佛教思想时，我们应该把佛教的概念和命题放到它原有的思想体系中去加以理解，从它们自身的相互联系中去加以体会，因为借用现代科学的术语来说，概念命题一旦离开了它本身所处理论的体系结构，随之也就丧失了其结构信息，或者变得无意义，或者变得无法理解了。当然，我们了解历史上存在的思想学说，特别是像佛学这样深奥的理论，离不开现代人的思维和语言，离不开现代人的思想和方法，引进现代科学和哲学的新思想和新方法有时甚至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有助于开拓我们的思路和研究领域，能启发我们更加全面地去分析评价佛教思想。但我们应该尽量地避免简单的比附，更不能望文生义，用现代人的知识背景或思想观念去随意地解释发挥。事实上，佛教中某些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命题，并不都是可以在其他思想体系中找到完全相当的概念和命题的，这好比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我们可以通过翻译来使互相理解，但这种翻译绝不能是字面上简单的对应互译(Literally)，否则，就不能很好地了解它的本义，甚至会发生曲解。

　　研究佛学，光了解其本义还是不够的。我们研究历史和文化，并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创造社会人生更美好的今天和未来。因此，在准确了解佛教本义的基础上，我们还要能充分发挥“我义”。所谓“我义”，就是结合现代社会和人生对佛学作出分析评价，扬弃其中不适应时代需要的内容，继承发扬其中合理的有价值的东西，使其中的积极因素通过我们的创造性活动而在现代社会更好地发挥作用。有些看起来似乎是纯宗教的教义，对于非信徒的社会大众而言，通过“我义”的阐发，仍然可以从中获得人生启示或汲取有益于社会人生的积极的文化精神。例如佛教的轮回报应理论之本义在于说明众生的生死流转以及修行解脱，其超脱生死轮回、出离人生苦海的说教虽然未必为所有的人都接受，但这种理论强调的每个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必须承担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这对现实的社会和人生却是有意义的，其中包含的惩戒罪恶、引导向善的基本精神有时甚至能在现实社会中起到法律所起不到的作用。法律只能惩治违犯法律的行为，对一些够不上违法的不道德行为或思想观念形态的东西，法律似乎就无能为力了。对于现实中一些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或对什么都抱无所谓态度的人，从内在精神或心灵深处启发其道德自觉有时会比外在的劝戒作用更大，在这方面，佛教是可以发挥一定作用的。事实上，佛教的轮回报应说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远远超出了佛教信徒的范围，主要的并不在它的超脱轮回的本义而在它的善恶报应论对人生的现实意义，许多善男信女积善积德追求的并不是从生死轮回中永远解脱出来或成就佛果而是来世的人生幸福!这一历史事实说明，中国人接受佛教，在了解其本义的同时也一直是在结合人生发挥着“我义”的。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现代社会和人生使佛教的这种教义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佛教的现代意义和价值也会在我们的发掘利用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只有“本义”而没有“我义”，这种佛学研究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离开了“本义”而发挥“我义”，这谈不上是佛学研究，也不能推进佛学研究，当然也就不能很好地继承中国佛教文化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人类面临众多社会人生问题的今天，我们应该努力使佛学研究与现代社会人生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既推进我们的佛学研究，也使中国佛教文化在当代更好地为现实人生服务。

　　(原载台湾佛光出版社1995年佛学研究论文集·佛教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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