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四大高僧與叁教合一
洪修平
儒佛道叁教在中國曆史上雖時有爭論，有時這種爭論還達到相當激烈的程度，但叁教融合的總趨勢卻始終不變，叁教一致、叁教合一的呼聲也不斷出現，唐宋之際更是形成了綿延上千年之久、成爲中國學術思想發展主流的叁教合一思潮。到明代時，叁教仍在儒學爲主導、佛道相輔助的基本格局下繼續融合，並在融合中持續發展。從佛教方面來看，由于宋明理學被確立爲封建的正統思想，因而佛教在內外融合的同時，更表現出了對新儒學的迎合。叁教合一、會通儒學既是當時名僧禅師的共同主張，也是他們思想的主要特點。明代最有影響的四位佛教大師，即並稱爲明代佛教四大家的雲棲株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蒲益智旭，他們的思想雖各有特色，但也都反映了當時佛教內部以及佛教與儒、道趨于融合的基本特點。本文即擬對明代四大高僧的主要思想及特點作一概要的論述，以求從一個側面來了解明代佛教的基本特點。
一、雲棲絡宏
袾宏(1535-1615)，俗姓沈，字佛慧，自號蓮池，晚年居杭州雲棲寺，故世稱蓮池大師或雲棲大師。少爲儒生，以孝著稱。叁十二歲出家，受具足戒後，雲遊諸方，遍參知識。他歸心淨土而又兼重禅教律，自雲“主以淨土，而冬專坐禅，余兼講誦。”他提倡的淨土法門是以“持名念佛”爲中心，認爲“念佛一門，止觀雙備。”他大力強調持名念佛的易行與功高，指出：“觀法理微，衆生心雜，雜心修觀，觀想難成。大聖悲憐，直勸專持名號。良由稱名易故，相續即生。此闡揚持名念佛之功，最爲往生淨土之要。若其持名深達實相，則與妙觀同功。”同時，他又以念佛來會通禅教律，認爲“若人持律，律是佛製，正好念佛；若人看經，經是佛說，正好念佛；若人參禅，禅是佛心，正好念佛。”他還認爲，若人不讀經看教，便無從了知有淨土阿彌陀，也就不會念佛，亦不能真正參禅有所悟解，因此，他聯系自己的實際而常勸人重視經教，他說：
予一生崇尚念佛，然勤勤懇懇勸人看教，何以故
念佛之說，何自來乎
非金口所宣，明載簡冊，今日衆
生何由而知十萬億刹之外有阿彌陀也
其參禅者，藉
口教外別傳，不知離教而參是邪因也，離教而悟是邪
解也。饒汝參而得悟，必須以教印證，不與教合，悉邪
也。是故，……學佛者必以叁藏十二部爲模楷。
株宏本人對華嚴教義十分精通，曾以華嚴宗的“五教”判教說來判釋《阿彌陀經》，認爲此經攝于“頓教”而兼通“大乘終教”和“圓教”這前後二教。他對佛教的戒律行儀也有所發揮。他的《具戒便蒙》等建立了律製的範例。他所修訂的《瑜伽焰口》、《水陸法會儀軌》及《朝暮二時課誦》等儀式則一直流傳至今。
株宏在“極力主張淨土，贊戒、贊教、贊禅”(智旭語)的同時，也大力主張儒佛道叁教的一致論，強調叁教“理無二致”、“叁教一家”。他說：
叁教……理無二致，而深淺曆然；深淺雖殊，而同
歸一理。此所以爲叁教一家也。
他還特別地調和儒家與佛教，認爲“儒主治世，佛主出世”，佛能“陰助王化之所不及”，儒則能“顯助佛法之所不及”，因此，“核實而論，則儒與佛，不相病而相資。……知此，則不當兩相非，而當交相贊也”。
由于株宏思想的調和性與兼融性，因此，他受到了佛教內外普遍的推崇。，淨土宗推他爲“蓮宗第八祖”(悟開《蓮宗九祖傳略》)，華嚴宗則以他爲圭峰宗密下第二十二世(守一《宗教律諸宗演變》)，“天下名公巨卿”也都傾心師事之。德清將他譽之爲“法門之周孔”，認爲他“才，足以經世；悟，足以傳心；教，足以契機；戒，足以護法；操，足以勵世；規，足以救弊。……可謂法門得佛之全體大用者也。”評價可謂之高。他的弟子很多，次第及門問道者成百上千，其中又以居士爲多。
株宏一生著述甚豐，有《禅關策進》一卷、《阿彌陀經疏鈔》四卷、《梵網菩薩戒經義疏發隱》七卷、《具戒便蒙》一卷、《竹窗隨筆》叁卷、《雲棲遺稿》叁卷等叁十余種，由其僧俗弟子按“釋經”、“輯古”和“手著”叁大類彙集爲《雲棲法彙》，現有金陵刻經處的刻本流通于世。
二、紫柏真可
真可(1543-1603)，俗姓沈，字達觀，號紫柏。吳江(今屬江蘇)人。少任俠，自雲“本殺豬屠狗之夫，唯知飲灑啖肉，恃醉使氣而已。”年十七，仗劍遠遊塞上，行至蘇州，遇虎丘僧明覺，便從之出家。出家後常閉戶讀書。年二十，受具足戒。此後，遊方各地，遍訪諸師，但並沒有專一的師承。曾人廬山學法相義，X．55~臺從受老宿指授。萬曆元年(1573)至京師，于名僧遍融門下參學。他誓志振興禅宗，隨處興修天下古刹，但從未應請擔任過住持，亦未曾開堂傳法，都是應機接引，隨處指點而已。
真可十分強調文字的重要作用，認爲“文字，佛語也；觀照，佛心也；由佛語而達佛心，此從凡而至聖者也。”他曾說：“釋迦文佛，以文設教，故文殊師利以文字叁昧輔釋迦文。”因此，“凡佛弟子，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觀照般若；若不通觀照般若，必不能契會實相般若”。針對當時一些不立文字的參禅者，他尖銳地指出：“今天下學佛者，必欲排去文字，一超直入如來地。志則高矣，吾恐畫餅不能充饑也。”在他看來，“此娑婆世界，非以文字叁昧鼓舞佛法，法安可行!”他也不贊成那種“以爲禅家古德機緣可以悟道，悟道斷不在教乘上”或“以爲念佛求生淨土”遠勝于參禅看教等說法，曾專門批駁了此類的“七大錯”。
文字經教對于學佛悟道既然十分重要，當然就不可不要。真可鑒于過去梵夾本《大藏經》卷帙重多，閱讀十分不便，乃“欲刻方冊，易爲流通”。遂于萬曆十七年(1589)在五臺山妙德庵以明《北藏》爲基礎，校明《南藏》，創刻方冊大藏經。由其弟子道開、如奇等人主持。後因山中寒苦，不便刻經工作，便又移至浙江余杭徑山寂照庵續刻，是爲《嘉興藏》(亦稱《徑山藏》)。
在思想上，真可對佛教各宗和儒佛道叁教也采取了調和的態度。時人曾言：達觀可大師“最可敬者，不以釋迦壓孔老，不以內典廢子史。于佛法中，不以宗壓教，不以性廢相，不以賢首廢天臺。蓋其見地融朗，圓攝萬法，故橫口所說，無挂礙，無偏黨。與偎牆倚壁、隨人妍媸者，大不侔矣。”真可認爲，就教而言，“法相如波，法性如水”，波即水，水即波，法相宗與法性宗應該是融通爲一的。就禅與教而言，“宗、教雖分派，然不越乎佛語與佛心。傳佛心者，謂之宗主，傳佛語者，謂之教主”，傳佛語而明佛心，傳佛心而無違佛語，禅宗與教門各派也是一致的。因此，他強調：
性宗通而相宗不通，事終不圓；相宗通而性宗不
通，理終不徹。……縱性相俱通而不通禅宗，機終不
活。
真可自己雖以禅爲重，但他對天臺、華嚴與唯識等教義也是頗有研究的，均有專著存世。對于儒、佛、道，真可也強調叁教一致、叁教同源，認爲儒佛道叁教“門牆雖異本相同”，，均發源于“身心之初”“湛然圓滿而獨異”的先天“妙心”，。他特別會通儒佛，曾把儒家的仁義禮智信“五常”說成是“人人本自有””的“五如來”，要人歸依禮敬“五常”而成就佛果。
力曆叁十一年(1603)，京城發生了“妖書”事件，即有一部關于宮廷內部傾軋的匿名書，稱神宗要改立太子。皇上震怒，下令搜索犯人。“交結士夫”、“時時遊貴人門”的真可遭人誣陷而被捕，年底死于獄中。後有德清爲之撰《塔銘》，陸符爲之作《傳》，其著作被編爲《紫柏尊者全集》叁十卷和《紫柏尊者別集》四卷，另有附錄一卷。他的僧俗弟子很多，從之問道者更衆。著名文人馮夢祯、湯顯祖等都曾從之問學，錢謙益、董其昌等則都曾撰文贊頌他。德清在《塔銘》中稱其宗風足以“遠追臨濟，上接大慧”，並在《紫柏老人集序》中稱他“雖未踞華座，豎槌拂，然足迹所至半天下。無論宰官、居士，望影歸心、見形折節者，不可億計。”可見其在明代佛教界的名望和在社會上的影響。
叁、憨山德清
德清(1546—1623)，俗姓蔡，字澄印，號憨山。自幼即受佛教影響，年十二，被送至寺院攻讀儒書。年十七即通詩書。年十九到金陵棲霞山出家，先從禅淨雙修而又深達華嚴教義的雲谷法會學禅，又從無極明信聽講《華嚴玄談》，並受具足戒，後又從法會受淨土念佛法門，自雲“盡焚棄所習，專意參究一事，未得其要，乃專心念佛，日夜不斷。”隆慶五年(1571)，開始雲遊各地。先北上入京，聽講《法華》與唯識，並于遍融真圓與笑岩德寶門下請示禅要。萬曆元年(1573)遊五臺山，愛北臺憨山的奇秀，遂默取爲號。回北京不久，又赴五臺山。曾在山上講《華嚴玄談》，“十方雲集僧俗，每日不下萬衆”。萬曆十一年(1583)，德清離五臺，前往東海牢山(今山東青島崂山)，誅茅結廬以住。皇太後曾遣使送叁千金，以修庵居，但德清將此全數救濟災民。萬曆十四年(1586)，神宗敕頒十五部《大藏經》，散施天下名山，太後送牢山一部，並建海印寺，請憨山主持。
萬曆二十叁年(1595)，神宗不滿太後爲佛事化費太多，遷罪于德清，以“私創寺院”的罪名將德清發配充軍至廣東雷州。在廣東期間，德清曾人曹溪，修複了六祖惠能的開山道場南華寺(即原來的“寶林寺”，宋初賜名“南華禅寺”)，並任住持，大弘禅學，因而他也被稱爲“中興”曹溪的祖師。
德清得到赦免以後，曾先後人湖南，至九江，登廬山，又遊杭州，到蘇州，並一度定居于廬山五乳峰法雲寺，爲衆開講《法華》、《楞嚴》、《金剛》、《起信》、《唯識》諸經論，撰成《華嚴經綱要》八十卷，效仿慧遠六時禮念，修持淨業。天啓二年(1622)，又回到曹溪，並于次年去世。
從德清一生的經曆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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