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四大高僧与三教合一
洪修平
儒佛道三教在中国历史上虽时有争论，有时这种争论还达到相当激烈的程度，但三教融合的总趋势却始终不变，三教一致、三教合一的呼声也不断出现，唐宋之际更是形成了绵延上千年之久、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发展主流的三教合一思潮。到明代时，三教仍在儒学为主导、佛道相辅助的基本格局下继续融合，并在融合中持续发展。从佛教方面来看，由于宋明理学被确立为封建的正统思想，因而佛教在内外融合的同时，更表现出了对新儒学的迎合。三教合一、会通儒学既是当时名僧禅师的共同主张，也是他们思想的主要特点。明代最有影响的四位佛教大师，即并称为明代佛教四大家的云栖株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蒲益智旭，他们的思想虽各有特色，但也都反映了当时佛教内部以及佛教与儒、道趋于融合的基本特点。本文即拟对明代四大高僧的主要思想及特点作一概要的论述，以求从一个侧面来了解明代佛教的基本特点。
一、云栖络宏
袾宏(1535-1615)，俗姓沈，字佛慧，自号莲池，晚年居杭州云栖寺，故世称莲池大师或云栖大师。少为儒生，以孝著称。三十二岁出家，受具足戒后，云游诸方，遍参知识。他归心净土而又兼重禅教律，自云“主以净土，而冬专坐禅，余兼讲诵。”他提倡的净土法门是以“持名念佛”为中心，认为“念佛一门，止观双备。”他大力强调持名念佛的易行与功高，指出：“观法理微，众生心杂，杂心修观，观想难成。大圣悲怜，直劝专持名号。良由称名易故，相续即生。此阐扬持名念佛之功，最为往生净土之要。若其持名深达实相，则与妙观同功。”同时，他又以念佛来会通禅教律，认为“若人持律，律是佛制，正好念佛；若人看经，经是佛说，正好念佛；若人参禅，禅是佛心，正好念佛。”他还认为，若人不读经看教，便无从了知有净土阿弥陀，也就不会念佛，亦不能真正参禅有所悟解，因此，他联系自己的实际而常劝人重视经教，他说：
予一生崇尚念佛，然勤勤恳恳劝人看教，何以故
念佛之说，何自来乎
非金口所宣，明载简册，今日众
生何由而知十万亿刹之外有阿弥陀也
其参禅者，藉
口教外别传，不知离教而参是邪因也，离教而悟是邪
解也。饶汝参而得悟，必须以教印证，不与教合，悉邪
也。是故，……学佛者必以三藏十二部为模楷。
株宏本人对华严教义十分精通，曾以华严宗的“五教”判教说来判释《阿弥陀经》，认为此经摄于“顿教”而兼通“大乘终教”和“圆教”这前后二教。他对佛教的戒律行仪也有所发挥。他的《具戒便蒙》等建立了律制的范例。他所修订的《瑜伽焰口》、《水陆法会仪轨》及《朝暮二时课诵》等仪式则一直流传至今。
株宏在“极力主张净土，赞戒、赞教、赞禅”(智旭语)的同时，也大力主张儒佛道三教的一致论，强调三教“理无二致”、“三教一家”。他说：
三教……理无二致，而深浅历然；深浅虽殊，而同
归一理。此所以为三教一家也。
他还特别地调和儒家与佛教，认为“儒主治世，佛主出世”，佛能“阴助王化之所不及”，儒则能“显助佛法之所不及”，因此，“核实而论，则儒与佛，不相病而相资。……知此，则不当两相非，而当交相赞也”。
由于株宏思想的调和性与兼融性，因此，他受到了佛教内外普遍的推崇。，净土宗推他为“莲宗第八祖”(悟开《莲宗九祖传略》)，华严宗则以他为圭峰宗密下第二十二世(守一《宗教律诸宗演变》)，“天下名公巨卿”也都倾心师事之。德清将他誉之为“法门之周孔”，认为他“才，足以经世；悟，足以传心；教，足以契机；戒，足以护法；操，足以励世；规，足以救弊。……可谓法门得佛之全体大用者也。”评价可谓之高。他的弟子很多，次第及门问道者成百上千，其中又以居士为多。
株宏一生著述甚丰，有《禅关策进》一卷、《阿弥陀经疏钞》四卷、《梵网菩萨戒经义疏发隐》七卷、《具戒便蒙》一卷、《竹窗随笔》三卷、《云栖遗稿》三卷等三十余种，由其僧俗弟子按“释经”、“辑古”和“手著”三大类汇集为《云栖法汇》，现有金陵刻经处的刻本流通于世。
二、紫柏真可
真可(1543-1603)，俗姓沈，字达观，号紫柏。吴江(今属江苏)人。少任侠，自云“本杀猪屠狗之夫，唯知饮洒啖肉，恃醉使气而已。”年十七，仗剑远游塞上，行至苏州，遇虎丘僧明觉，便从之出家。出家后常闭户读书。年二十，受具足戒。此后，游方各地，遍访诸师，但并没有专一的师承。曾人庐山学法相义，X．55~台从受老宿指授。万历元年(1573)至京师，于名僧遍融门下参学。他誓志振兴禅宗，随处兴修天下古刹，但从未应请担任过住持，亦未曾开堂传法，都是应机接引，随处指点而已。
真可十分强调文字的重要作用，认为“文字，佛语也；观照，佛心也；由佛语而达佛心，此从凡而至圣者也。”他曾说：“释迦文佛，以文设教，故文殊师利以文字三昧辅释迦文。”因此，“凡佛弟子，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观照般若；若不通观照般若，必不能契会实相般若”。针对当时一些不立文字的参禅者，他尖锐地指出：“今天下学佛者，必欲排去文字，一超直入如来地。志则高矣，吾恐画饼不能充饥也。”在他看来，“此娑婆世界，非以文字三昧鼓舞佛法，法安可行!”他也不赞成那种“以为禅家古德机缘可以悟道，悟道断不在教乘上”或“以为念佛求生净土”远胜于参禅看教等说法，曾专门批驳了此类的“七大错”。
文字经教对于学佛悟道既然十分重要，当然就不可不要。真可鉴于过去梵夹本《大藏经》卷帙重多，阅读十分不便，乃“欲刻方册，易为流通”。遂于万历十七年(1589)在五台山妙德庵以明《北藏》为基础，校明《南藏》，创刻方册大藏经。由其弟子道开、如奇等人主持。后因山中寒苦，不便刻经工作，便又移至浙江余杭径山寂照庵续刻，是为《嘉兴藏》(亦称《径山藏》)。
在思想上，真可对佛教各宗和儒佛道三教也采取了调和的态度。时人曾言：达观可大师“最可敬者，不以释迦压孔老，不以内典废子史。于佛法中，不以宗压教，不以性废相，不以贤首废天台。盖其见地融朗，圆摄万法，故横口所说，无挂碍，无偏党。与偎墙倚壁、随人妍媸者，大不侔矣。”真可认为，就教而言，“法相如波，法性如水”，波即水，水即波，法相宗与法性宗应该是融通为一的。就禅与教而言，“宗、教虽分派，然不越乎佛语与佛心。传佛心者，谓之宗主，传佛语者，谓之教主”，传佛语而明佛心，传佛心而无违佛语，禅宗与教门各派也是一致的。因此，他强调：
性宗通而相宗不通，事终不圆；相宗通而性宗不
通，理终不彻。……纵性相俱通而不通禅宗，机终不
活。
真可自己虽以禅为重，但他对天台、华严与唯识等教义也是颇有研究的，均有专著存世。对于儒、佛、道，真可也强调三教一致、三教同源，认为儒佛道三教“门墙虽异本相同”，，均发源于“身心之初”“湛然圆满而独异”的先天“妙心”，。他特别会通儒佛，曾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说成是“人人本自有””的“五如来”，要人归依礼敬“五常”而成就佛果。
力历三十一年(1603)，京城发生了“妖书”事件，即有一部关于宫廷内部倾轧的匿名书，称神宗要改立太子。皇上震怒，下令搜索犯人。“交结士夫”、“时时游贵人门”的真可遭人诬陷而被捕，年底死于狱中。后有德清为之撰《塔铭》，陆符为之作《传》，其著作被编为《紫柏尊者全集》三十卷和《紫柏尊者别集》四卷，另有附录一卷。他的僧俗弟子很多，从之问道者更众。著名文人冯梦祯、汤显祖等都曾从之问学，钱谦益、董其昌等则都曾撰文赞颂他。德清在《塔铭》中称其宗风足以“远追临济，上接大慧”，并在《紫柏老人集序》中称他“虽未踞华座，竖槌拂，然足迹所至半天下。无论宰官、居士，望影归心、见形折节者，不可亿计。”可见其在明代佛教界的名望和在社会上的影响。
三、憨山德清
德清(1546—1623)，俗姓蔡，字澄印，号憨山。自幼即受佛教影响，年十二，被送至寺院攻读儒书。年十七即通诗书。年十九到金陵栖霞山出家，先从禅净双修而又深达华严教义的云谷法会学禅，又从无极明信听讲《华严玄谈》，并受具足戒，后又从法会受净土念佛法门，自云“尽焚弃所习，专意参究一事，未得其要，乃专心念佛，日夜不断。”隆庆五年(1571)，开始云游各地。先北上入京，听讲《法华》与唯识，并于遍融真圆与笑岩德宝门下请示禅要。万历元年(1573)游五台山，爱北台憨山的奇秀，遂默取为号。回北京不久，又赴五台山。曾在山上讲《华严玄谈》，“十方云集僧俗，每日不下万众”。万历十一年(1583)，德清离五台，前往东海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诛茅结庐以住。皇太后曾遣使送三千金，以修庵居，但德清将此全数救济灾民。万历十四年(1586)，神宗敕颁十五部《大藏经》，散施天下名山，太后送牢山一部，并建海印寺，请憨山主持。
万历二十三年(1595)，神宗不满太后为佛事化费太多，迁罪于德清，以“私创寺院”的罪名将德清发配充军至广东雷州。在广东期间，德清曾人曹溪，修复了六祖惠能的开山道场南华寺(即原来的“宝林寺”，宋初赐名“南华禅寺”)，并任住持，大弘禅学，因而他也被称为“中兴”曹溪的祖师。
德清得到赦免以后，曾先后人湖南，至九江，登庐山，又游杭州，到苏州，并一度定居于庐山五乳峰法云寺，为众开讲《法华》、《楞严》、《金刚》、《起信》、《唯识》诸经论，撰成《华严经纲要》八十卷，效仿慧远六时礼念，修持净业。天启二年(1622)，又回到曹溪，并于次年去世。
从德清一生的经历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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