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他的思想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师承不拘于一人一家，学说不拘于一宗一派。吴应宾在《憨山大师塔铭》中说：“纵其乐说无碍之辩，曲示单传，而熔人一尘法界，似圭峰(宗密)；解说文字般若，而多得世间障难，似觉范(慧洪)；森罗万行以宗一心，而产无生往生之土，又似永明(延寿)。”表明他是一个禅教并重、禅净双修的禅宗僧人。
德清在教理上较重华严，主张禅与教的融合。他认为，“佛祖一心，教禅一致”，参禅人应该“以教印心”而不应该“动即呵教”。他在《刻起信论直解序》中甚至说：与其“固守妄想、增长我慢为参禅”，“不若亲持经论为般若之正因种子也”，他称自己作《楞伽笔记》、《楞严悬镜》等经注，“是皆即教乘而指归向上一路”。针对当时“弃教参禅”和“性相之执”的偏见偏行，他反复强调：性相二宗，同出一源“；禅教二门，同归佛心；性相、禅教是本无差别的。他说：
吾佛世尊，摄化群生，所说法门，方便非一。而始
终法要，有性相二宗，以其机有大小，故教有顿渐之设。
末后分为禅教二门：教则引摄三根，禅则顿悟一心。如
一大藏教，千七百公案，其来尚矣。
据此，他大力倡导“性相双融”、禅教并重，认为“虽性相教禅，皆显一心之妙，……是则毁相者不达法性，斥教者不达佛心”，若“执教者迷宗，执禅者毁教，皆不达佛了义之旨耳”。
在以禅会教的同时，德清还主张禅净双修。他认为，以禅为高而薄净土是不对的，他甚至说“净土一门，修念佛三昧，此又统摄三根、圆收顿渐，一生取办，无越此者。”因此，他十分强调在参禅的同时兼修净土，认为参禅念佛是相资为用、无二无别的。他说：
佛祖修行之要，唯有禅净二门。……且念佛即是
参禅，更无二法。
吾佛说法，……百千法门，……其最要
者，为参禅念佛而已。……故初参禅未悟之
时，非念佛无以净自心，然心净即悟心也。菩
萨既悟，而不舍念佛，是则非念佛无以成正
觉。安知诸祖不以念佛而悟心耶
若念佛念
到一心不乱，烦恼消除，了明自心，即名为悟。
如此念佛，即是参禅。……故从前诸祖，皆不
舍净土。如此则念佛即是参禅，参禅乃生净
土，……而禅净分别之见，以此全消。即诸佛
出世，亦不异此说。若舍此别生妄议，皆是魔
说，非佛法也。
据此，他得出结论：“是故，念佛参禅兼修之行，极为稳当法门。”
德清在佛教内部主张禅教一致、禅净双修的同时，对外也大力宣扬儒、佛、道三教合一，特别是援儒人佛，以佛释儒。他曾把三教说成是为学的“三要”，并认为三要在于一心。他说：
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
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
之学备矣。缺一则偏，缺二则隘，三者无一而称人者，
则肖之而已。……然是三者之要在一心，……一得而
天下之理得矣。
他还进一步提出了三教一理、三圣一体的说法，认为若以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而观，则“三教本来一理”，“三圣本来一体”。“由是证知，孔子，人乘之圣也，故奉天以治人；老子，天乘之圣也，故清净无欲，离人而人天；……佛则超圣凡之圣也，故能圣能凡，在天而天，在人而人，乃至异类分形，无往而不入。”根据这种三教一致、三教互补、为学不可偏废的观点，德清本人不仅精究佛理，而且博通儒、道。除佛教著作外，他还撰有《大学纲目决疑》、《大学中庸直解指》、《春秋左氏心法》、《老子道德经注》、《庄子内篇注》、《观老庄影响说》等等。他以佛教禅学思想来解释《大学》；用唯识理论来解释《老子》；还把佛教的“五戒”说成就是儒家的“五常”，把孔子的克己、归仁说成是佛教的禅定、顿悟；甚至说“孔老即佛之化身”。德清所强调的“三教圣人，所同者心，所异者迹也。……”心迹相忘，则万派朝宗，百川一味”，显然是当时三教合一的时代思潮的直接反映。
德清的佛教著作也很多，内容涉及性相、空有、禅教等许多方面。现有其门徒汇编的《憨山老人梦游全集》五十五卷流通于世。
四、鳞益智旭
智旭(1599-1655)，俗姓钟，名“际明”，又名“声”，字振之，别号“八不道人”，晚称“蒲益老人”。苏州吴县木渎人。少时习儒，曾“誓灭释老”，“作论数十篇辟异端”。十七岁时因读株宏的《自知录序》和《竹窗随笔》等，“乃不谤佛，取所著《辟佛论》焚之”。二十四岁时从德清的弟子雪岭剃度出家，命名智旭，后于袾宏塔前受具足戒和菩萨戒。二十七岁起遍阅律藏，因见宗门流弊，乃决意弘律。三十二岁时，拟注《梵网》而作四阄(一曰宗贤首、二曰宗天台、三曰宗慈恩、四曰自立宗)问佛，拈得台宗阄。于是究心于天台教理，但并不以台家子孙自居，“以近世台家与禅宗、贤首、慈恩，各执门庭，不能和合故也”，表明他虽重天台，而兼弘禅教律各家学说。三十三岁始人浙江孝丰(今浙江安吉)灵峰。后又游方各地，遍学法相、禅、律、华严、天台、净土诸宗教义，不断从事讲说与著述。晚年定居灵峰寺。
智旭在思想上追随株宏、真可与德清，“融会诸宗，归极净土”，同时又主张儒佛道三教合一。他认为，“性相二宗，犹波与水，不可分隔。”而禅与教也是不可“视作两涂”的，因为“禅者教之纲，教者禅之纲也；禅者教之领，教者禅之襟裾、袖摆也。……禅与教如何可分
”智旭对于戒律也是特别重视的，主张禅教律三学统一。他说：，
人知宗者佛心，教者佛语，不知戒者佛身也。……
倘身既不存，心将安寄
语将安宣
纵透千七百公案，
通十二部了义，止成依草附木、无主孤魂而已。
有时候他又说：
禅教律三，同条共贯；……禅者佛心，教者佛语，律
者佛行。世安有有心而无语无行、有语而无行无心者
乎
智旭对戒律的强调是针对当时禅门的堕落败坏情况而言的，同时也反映了他禅教律兼重的思想特色。智旭对净土法门也是推崇之至的。他的禅教律学，后来都指归净土。他曾说：
若律若教若禅，无不从净土法门流出，无不还归净
土法门。
因此，他在参禅、禅净双修数年后，“索性弃禅修净，……专事净土”，特别偏重持名念佛法门，认为这样“较西来祖意，岂不更直捷耶”
智旭将禅宗的参究会归于天台的教观，又以天台教观应用于念佛法门，由于他的思想偏重台教，认为天台圆教遍摄禅、律、性、相，因而认为念佛也就能总摄释迦一代时教。智旭的这种思想对后世佛教、特别是对天台宗影响很大，形成了合教、观、律归人净土的灵峰派，一直延续到现代。
智旭在调和儒佛道三教方面也是颇有特色的。他曾以“自心”为三教之源，认为“心足以陶铸三教”，他说：
自心者，三教之源，三教皆从此心施设。苟无自
心，三教俱无；苟昧自心，三教俱昧。
在他看来，所谓“三教圣人”，亦不过是“不昧本心而已”。“本心不昧，儒老释皆可也；若昧此心，儒非真儒，老非真老，释非真释矣。”智旭还特别花大力气调和儒佛两家的学说，写下了不少这方面的专论专著。他曾著有《周易禅解》，以禅解《易》，自述“吾所由解《易》者无他，以禅人儒，诱儒知禅耳。”(《周易禅解自序》)又作《四书蒲益解》，以佛理解说儒家的《四书》，以“借《四书》助显(佛教)第一义谛”，“助发圣贤心印”。(《四书蒲益解自序》)他大力宣扬孝道以调和儒佛，认为“世、出世法，皆以孝为宗”，“儒以孝为百行之首，佛以孝为至道之宗。”他还提出所谓的真儒与真佛说，认为“在世为真儒者，出世乃为真佛”，并由此而得出了“非真释不足以治世，……而真儒亦足以出世”的结论。据此，他强调“惟学佛然后知儒，亦惟真儒乃能学佛。”在智旭这里，佛与儒，出世与人世，彻底合二为一了。对于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智旭也继承了前人的说法，认为“五戒即五常”，不过他又说，“五常只能为世间圣贤，维世正法，而五戒则超生脱死，乃至成就无上菩提。”这反映了他毕竟是一个佛教徒，他的立足点还在佛教，因而从根本上还是视佛教高于儒家的，只是为了迎合儒家才调和儒佛、强调两者不二的。
智旭的著作很多，他自己曾说：“犹忆初发心，便从事禅宗。数年后，涉律涉教，著述颇多。”其弟子成时曾把智旭的著作分为“宗论”和“释论”两大类。“宗论”即《灵峰宗论》十六卷，分三十八子卷；“释论”包括《阿弥陀要解》、《法华会义》、《唯识心要》、《毗尼事义集要》、《阅藏知津》等四十余种，近二百卷，其中《阅藏知津》四十四卷是一部兼有“经录”和“提要”双重特点的著作，对《大藏经》所收的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佛典一一录目解题，方便了后人的阅藏，对后世佛藏的编目分类也有一定的影响。
(原载《佛学研究》第七期1998年刊)
《明代四大高僧与三教合一》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