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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之脊粱 佛教之典範:一代偉人唐玄奘

  民族之脊粱 佛教之典範:一代偉人唐玄奘

  內容摘要:奘師生活的時代,恰逢中國數千年古代史上最爲輝煌的貞觀盛世前後。今天,中國人民又一次站立在民族複興的偉大起點,讓我們一起解讀奘師壯麗一生的傳奇經曆和自強不息精神,遊曆中國文化之深邃意境,從民族精神資源富礦中汲取無窮的智慧和曆史的啓迪。

  關鍵詞:奘師 精神 不屈不撓 民族 文化

  奘師是一位生活于公元7世紀隋唐的高僧。他于唐貞觀元年只身前往印度取經求法,曆時19年,獨行五萬余裏,遍遊西域、中亞和印度,回國後他又用了19年的時間,夜以繼日地翻譯了大量佛經,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堪稱空前絕後。他的舍身求法的精神,他的九死一生的經曆,他以平凡之身完成的不平凡的業績,吸引著鼓舞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人們傳誦著他那神奇般的故事,把他作爲唐朝和尚的代表,稱他爲唐僧。提起奘師,一般人們都會想到《西遊記》中那位膽怯懦弱、人妖不分、是非難辨的胡塗和尚。其實這僅僅是作者的虛構,就曆史上真實的奘師而言,對其形象未免過于歪曲。史實記載的奘師,不僅精通佛法,虔心求學,而且膽識過人,是位大智大勇的高僧。

  綜括奘師一生,約略可分爲叁大階段,一是國內修學,二是西遊求法,叁是歸國主持譯經。每一階段都有人所不能企及的特殊表現與成就。如西遊途中的“乘危遠邁,策杖孤征,積雪晨飛,塗間失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萬裏山川,撥煙雲而進影;百重寒暑,蹑霜露而前縱。”其間的艱危困苦,非言語可以形容,非一般人可以忍受,而奘師皆能一一克服,從未消萌退志。學成之後,名滿五印,被當時五印盟主戒日王奉爲國師,禮遇之隆,供養之厚,尊敬之誠,無以複加,再叁懇留,奘師絲毫不爲所動,只念念不忘遊學初衷,必須將所學貢獻于祖國,甘願再冒一次生死艱危,終使我中華文化,大放異彩,爲曆史添了光芒四射的新頁。在我國曆史上對奘師的評論莫過于他的同時代弟子道宣律師所作的概括:“余暗昧,濫占斯席,與之對晤,屢展炎涼,聽言觀行,名實相符,精厲晨昏,計時分業,虔虔不懈,專思法務,立無名利,行施虛浮。曲識機緣,善通物性,不倨不谄,行藏適時。吐味幽深,辯用疑義,實季代之英豪,萬佛宗之法將矣”,寥寥數語已將奘師的高尚人格、學業的成就和務實的精神躍然紙上。

  目前我國政府加大力度投入4萬億人民幣正在大規模地進行開發地方基礎設施建設,這不僅是一項帶有戰略性的、偉大的技術經濟措施,也是一場精神文化的建設活動。在這場建設中,奘師的精神將照耀和激勵著全國各族人民前進。筆者認爲奘師精神大致可以概括下列六個方面:(一)首先是學習奘師的真誠向外國學習,勇于開拓的精神。在奘師活動的年代,印度的佛教、文化科技知識已大量湧入中國,奘師是把它們作爲先進的知識加以熱忱地學習的。奘師早年曾流轉各地,參訪各種不同學派的名師,向他們請益受教,但他從不滿足于他所取得的成就,常常對“先賢之所不決,今哲之所共疑”的問題進行尋根問底,渴望了解佛教的全部、正確的知識,因之,當他從印度來華學者波頗密多羅那裏知道了戒賢法師在那蘭陀寺講《瑜伽師地論》的消息後,便“杖策孤征,乘危遠邁”去印度尋求新的知識,開辟佛學研究新的途徑。他到達印度後不辭艱難地幾乎訪問了當時五印度所有的著名佛教學者和婆羅門教有識之士,虛心向他們請教,既使是佛教的論敵或者外道也不顧,如實地把他們的論點介紹給中國知識界。另外,他在學習和研究瑜伽行宗的過程中,揉合了印度當時流傳的唯識十家之說,藉以貫通新舊唯識的鴻講,獨辟蹊徑,奠定了新唯識學的理論基礎,從而建立了中國的法相宗。奘師大師這種虛心向外國學習,富于創造的精神,對于我國當前的精神文化建設也有著借鑒意義。

  其次是曆盡千難萬險、百折不撓的奮鬥精神。奘師在去印度的路途中曆盡了人類所遇到的種種自然和人爲的災難,他涉曆了世界上最荒涼的塔克拉瑪幹熱沙漠(新疆塔裏木),在途經流沙八百裏內,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複無水草,粼火飄忽,爛若繁星,但他孓然一身,顧影惟一,望著聚骨馬糞前進;翻越了終年積雪的帕米爾高原、白雪堅冰的喀喇昆侖山脈(淩山)和熱海(今吉爾吉斯伊塞克湖)。在印度境內還遇到了外道難近母(嗜血女神)教派的掠劫。此外他還克服了在學習和研究過程中的“叁難”,即學梵文難、得經本難和文化交流難,如果沒有堅忍不拔的精神,奘師是無法克服這些難關的。

  再次,不慕榮利,造福人民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奘師西行後由于自己的努力和勤奮,在印度學術界獲得了至高的榮譽,成爲佛教最高學府那爛陀寺四大論師之一。戒日王優渥禮待,給予豐厚的供養,但他一直未忘出國的素志—“弘法利民”。當鸠摩羅王---戒日王封號“大乘天”和“解脫天”並堅留他在印度時,他答稱:“今果願者皆由本土諸賢思渴誠深之所致也,以是不敢須臾而忘”(《大慈恩寺法師傳》卷五)。在他回國後,唐太宗曾兩次希望他能“還俗從政,輔佐朝廷”,但他矢志譯經事業,婉言加以謝絕。奘師這種精神曾如湯用彤教授評說:“襟抱平恕,器量虛融,…耽于道術,淡于名利,不欲高銜……奘師人格極高,爲人所敬順”。

  第四、虔虔不懈,尋求真理,攀登學術高峰的精神。奘師畢生翻譯了印度佛教經律論75部1335卷,約1300余萬字,占唐代譯經的一半以上。另外,還寫作了不朽的《大唐西域記》一書。他在佛教哲學、因明學、梵文翻譯、曆史、地理、民俗和中外交通等方面都給我們留下了極其珍貴的文化遺産。他將印度的佛教知識介紹給中國並在中國發展成唯識學的理論和因明學的理論,創立了法相宗,與此同時還把中國的文化知識介紹給印度,他將中國的《道德經》、《大乘起信論》翻譯爲梵本。就當時的學術情況看,大師確是攀登了學術高峰的中國第一人,表現了一個知識中人敢于追求真理的勇氣和對待學術研究毫不含糊的科學態度。

  第五、融彙教內外各派的認同、寬容精神。這種精神集中表現在他的譯經和與外道交流之中,衆所周知,奘師是一個大乘瑜伽派,但他選擇翻譯的佛經中,大小乘並舉,對佛教空、有、中的基本經典《大毗婆沙論》、《阿毗達磨》五個足論,他都沒有從他所持的大乘立場加以排斥。奘師並不專門弘傳中觀理論,但他翻譯了中觀派般若的根本經典《大般若經》、《廣百論》等等。大乘中觀派的清辨論師是瑜伽行派護法論師(奘師宗護法)的論敵,但他將清辨的《掌珍論》譯出了,另外,他對教外的一些經典,如婆羅門教正統派哲學—勝論的根本經典《勝宗十句義論》也如實地譯出了。我國道教的根本經典——《道德經》奘師應東印度童子王之請把它譯成了梵文。據《集古今佛道論衡》記載:在翻譯《道德經》時,道士蔡晁、成英等出于宗派的偏見,力圖把《道德經》的思想融會佛教的《中論》、《百論》的思想,但遭到了奘師的拒絕,奘師說:“佛道兩教其致無殊,安用佛言,用通道經。”又說:“觀老治國治身之父,文詞其真。”他在印度戒日王主持的與外道辯論大會上,取得勝利後,馬上取消和寬恕了外道順世論者在辨論前所作的賣身等種種誓言。奘師的這種寬容、認同的精神,在玄奘大師生活的唐初和印度戒日王統治的時期,正是儒釋道叁教博弈和印度婆羅門教與佛教等沙門思潮鬥爭最爲激烈的時期,奘師在激烈的鬥爭中能夠保持不偏不倚、寬容的認同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最後,譯經作風踏實,計時分秒的精神。奘師一生始終把他的精神全力貫注到譯經中去。《慈恩傳》對他回國後每天譯經的情況有所描述。他每天對當天需要完成的任務都有詳細的安排,做到“計時分業”。如果白天不能完成時,晚上也要補足。由于他的這種勤奮,使他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據《大慈恩奘師傳》卷十資料統計,奘師從貞觀十九年(645)五月至龍朔叁年(663)十月,在17年6個月中共譯出佛經1335卷,每年平均爲75卷,每月約6.25卷,即5日1卷。奘師晚年留駐玉華宮時(659-663),5 年中共完成14部680卷,平均每年完成136卷,每月完成10卷,這較過去增加了將近一倍。奘師所譯的最重要經典如600卷《大般若經》、《成唯識論》、《唯識二十論》都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奘師這種精厲晨昏,專思法務,虔虔不懈,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真使我們感動。

  奘師西行求法,孤征沙漠,獨越雪山,艱難險阻,義無反顧,是探險家;參訪問道,負經行腳,足迹遍及中印,途經萬裏,是旅行家;窮究因明,精研唯識,旁及經史子集,古印奧典,是哲學家;翻譯經論,達千數百卷,且創之翻譯體系,是翻譯家;博通叁藏教典,戒行嚴淨,爲唯識宗始祖,是宗教家。只有中國文化才能培育出奘師這樣的大師,只有中華民族才能産生奘師這樣的巨人。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這條主要由儒、道、釋叁股巨流彙合而成的文化大河,千余年來源源不斷,生生不息。佛教産生于印度,集大成于中國,並最終成爲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在世界文明史上甚爲罕見。佛教的東傳與中國佛學的發展,爲中國文化注入了新的基因和巨大活力,也體現了中國文化的偉大生命力和至大包容性。奘師不僅是一位偉大的留學僧,還是一位名垂千古的文化使者。他西行十幾年中,以睿智學識和堂堂氣質,征服了諸多國王和高僧,成爲當時全印度最著名的佛教學者。他留下的《大唐西域記》至今已是研究中亞和印度中古曆史無可替代的寶貴記錄。今天奘師在印度還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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