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擇的一切可能性，而歐陽恰恰要問：何以宋儒之學與儒家的“正宗”如此不同？難道不是正可通過這種不同，窺出《起信》佛學對儒家“性理之學”的影響？文會正是在這個關鍵點上，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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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楊文會《等不等觀雜錄》卷四＜答釋德高質疑十八問＞。此外，李澹緣向楊文會討教的問題中，也涉及《起信》的原理，李氏的問題如下：“近讀《起信論》，于心真如已無疑義，于心生滅無明起處，仍未能徹見其根，終有窒滯。未知此義何經論中曾發明之，乞一開示，以便參究。”楊文會的回答是：“讀《起信論》，既于真如無疑，當知無明依真如起，欲求起處不可得，即是無明無始起之相也。若無明有始，坐而待斃涅槃有終，便違教意。《心經》雲“無無明，亦無無明盡”，即顯示無明本無也。其用功處，在照見五蘊皆空。五蘊以色爲首，色蘊空，余蘊自迎刃而解也。《法界觀》前十門專明此義。”見楊文會著《等不等觀雜錄》卷六＜與李澹緣書叁＞(附來書)。
44. 楊文會《等不等觀雜錄》卷一。
45. 梅光羲致楊文會的信可以證實此點。梅氏在信中說：“竊聞相宗各書，以《成唯識論》及《瑜伽師地論》爲最要。《成唯識論》已有窺基大師之《述記》，而《瑜伽師地論》尚未見有注釋。我師達一切法，具一切智，可否將此《瑜伽師地論》詳加注視釋，俾諸衆生有所仰賴。此固我師之慈悲，亦即弟子之所請求者也。”梅氏此書作于1902年，收入楊文會《等不等觀雜錄》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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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了歐陽的問題。
但是，1904年的拜谒文會，對于歐陽今後生活及思想的發展，意義仍然十分重大。第一，此次拜谒，使得歐陽目睹了文會的人品和風采。文會出身于書香門第，少時任俠尚武[46]，長則適逢亂世，百煉險阻以成大器[47]，其性情“純任自然，每有水到渠成之妙”[48]。俗語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對文會人品和風采的這番觌面領略，會使歐陽在不知不覺之中，增進對佛教信仰的親近感和敬佩感！
第二，更重要的是，文會雖然沒有徹底解決歐陽的問題，但他卻啓示了解決問題的一種可能途徑。文會告訴歐陽，要想徹底了解佛教的理論，應當研究佛家的法相唯識之學。文會這一啓示像一道亮光，突然照亮了歐陽的精神世界。此後十幾年間，歐陽將要從事唯識佛教的研究，其最初的種子，即是文會的這番啓示。
最後，通過這次拜谒和談話，文會也對來自宜黃的讀書士子歐陽，留下了深刻的影響。歐陽的理性根器，獨立無倚、獨立思考的性格，追求真理的執著，以及歐陽在漢學上的功底，在理學、心學上的深厚造詣，都使文會感到驚奇和欣喜。歐陽日後終得成爲金陵刻經處佛教振興事業的繼承者，和這次拜谒在文會內心中留下的良好印像，不可說沒有一定的因果關系！
六、楊文會的遺命
宣統叁年(1911)8月17日，現代中國佛教振興事業的開創者楊文會，在金陵延齡巷的刻經處示寂。文會臨終時，梅光羲、蒯若木、歐陽等幾個弟子，以及文會的家人隨侍于身邊。
文會對歐陽說：“我會上爾至，爾會上我來。刻藏之事其繼續之。”
歐陽頓首從命。[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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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楊仁山居士事略＞。
47. 歐陽漸《楊仁山居士傳》。
48. 同前注。
49. 歐陽漸《內學雜著上．經版圖書展覽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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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文會留下的的遺命中，主要有這樣幾個內容：
(一)在財産方面，經版是十方公産，房舍永遠歸刻經處使用，立分家筆據爲憑據[50]；
(二)在人事方面，由陳稚庵、陳宜甫、歐陽漸叁人，分領刻經處的事務。陳稚庵主管流通，陳宜甫擔任交際，歐陽漸負責編校一職；
(叁)在刻經事務方面，一、繼刻《瑜伽師地論》後五十卷；二、作《釋摩诃衍論集注》；叁、編《等不等觀雜錄》；四、速成《大藏輯要》，附作＜提要＞，陸續刊刻全藏。[51]
文會讓歐陽承當編校一任，實際上等于承認，歐陽是自己佛教振興事業的繼承人。
根據呂澄的記載，在文會逝世之前，歐陽曾向文會請教“守成”的策略：
初，師受刻經累囑，以如何守成問。老居士曰：毋然，爾法事千百倍于我，胡拘拘于是！[52]
文會這一回答，表明他對歐陽的學識、才德，對歐陽振興佛教事業的誠心及能力，都是完全放心、完全信任的。另一方面，文會的回答，顯示了他的佛教振興理念，是十分寬容、十分開闊的，他絕不願意以自己的思想束縛歐陽的思想！
在歐陽這一方，對于文會的重用和提攜，則懷有深切的感激之情：
如來藏、法藏、功德藏，爲叁藏，結集流通，譯事流通，編刻流通，爲叁功德。宋、元、明私家刻經，多梵本式，用書本式者，武陵、徑山外，有金陵刻經處，爲叁書本刻經。
佛度人、天，曰圓滿師，菩薩、二乘隨分化生，曰分證師，大心凡夫能使正法不墜，曰接續師，爲叁師。
以是因緣，至斯地者，誰能忘情于深柳大師耶？人往風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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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歐陽漸《內學雜著下．楊仁山居士傳》。
51. 歐陽漸《瑜伽師地論敘．緒言第六》。
52. 呂澄《親教師歐陽先生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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怅然紀之。[53]
歐陽這段話，寫在自己逝世之前不久。他對深柳大師楊文會的知遇之恩，終身都感到難以“忘情”！
楊文會和歐陽二人，在性格上有很大的差距，文會天真爛漫，人情洞達，歐陽則性情內向，果敢沈毅。二人在佛學見地上也有很大的不同，文會“學賢首，遵《起信論》”[54]，歐陽則對唯識一宗深感興趣，自始即對《起信論》的佛學理論，自處于似信非信之間。文會所以選擇歐陽，作爲自己佛教振興事業的接班人，是由下面一些因素促成的：
(一)自考察歐洲及和日本學者交往後，文會晚年佛教振興事業的理念，已經有很大的改變，舉其要者，文會晚年對于中國佛教衰弊現像的認識，已經由對佛教傳統之外諸敵對因素的檢討[55]，轉向對傳統之內在缺陷的認識。由于這種認識的改變，文會佛教振興的理念，也就愈來愈重視高層次佛學研究這一理性的因素，希望藉以克服和對治中國佛教傳統的內在缺陷。歐陽理性化的氣質，他對中國佛教傳統不時流露的懷疑或存疑的態度，他希望認清佛學真相的思想傾向，同文會晚年佛教振興理念中的新內涵──“中國佛教應當增進理性的因素”──非常契合。所以在文會看來，歐陽是佛教振興事業的最爲合適的人選。
(二)歐陽個人的學養及素質，是他獲得文會看重的直接的因素。歐陽受過漢學傳統的訓練，思維缜密；又長時期的鑽研過儒家的“性理之學”，富于思考的能力。歐陽的個性中一方面理性發達，一方面性情敏感，極具佛家所要求的智慧和慈悲的底質。他出生于世家，志向高尚，又複長期遭受貧困和不幸的磨折，剛強不屈。歐陽的這些個人素質，使得他在文會衆多弟子、學生中，很快地脫穎而出，後來居上，以他紮實的研究和慧解，成了文會門中的“上座”。[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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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歐陽漸《竟無小品》“流通功德藏，接續人天師”聯語下。
54. 歐陽漸《內學雜著下．楊仁山居士傳》。
55. 這些外在原因中，重要的因素有如禅宗的衰落，朝廷政策的鉗製，及太平之亂的摧殘，等等。參考江燦騰著《中國近代佛教思想的诤辯與發展》，第402-408頁。
56. 太虛挽歐陽辭：“勝軍論後有斯文，公已追從先哲；石埭門中空上座，我猶孤掌增哀。”見印順《太虛大師年譜》民國二十二年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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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文會晚年的學生中，于其佛教振興事業功勞最大，且與文會相從最密、情感最笃的，應推桂伯華。文會也頗有意引導伯華專事唯識學的研究，以爲“學者楷模”[57]。然而伯華1904年之後，一直留學日本，且轉向了密宗的研究。文會晚年弟子中，梅光羲亦以唯識學見長，他也深得文會的重視，且較之歐陽早列門牆。但梅氏一直在法律部門供職，其佛學研究只是一件副産品。伯華和梅氏，或走或仕，故而歐陽成爲唯一合適的人選。
七、支那內學院的籌建(上)
支那內學院是歐陽竟無先生在二十年代創立的，旨在弘揚佛教學術文化的一所現代佛教學院。支那內學院于民國十一年(1922)7月17日，在南京正式成立，民國二十六年(1937)冬，歐陽率部分門人遷居四川江津，建成支那內學院的蜀院；民國叁十六年(1947)，歐陽弟子呂澄等恢複南京支那內學院；1951年8月，支那內學院改名中國內學院；1952年，中國內學院自行宣布解散。
內學院(1922－1952)存在了整整叁十年，其中前二十余年由歐陽所領導，內學院在弘揚佛教學術文化方面的重要成果，諸多建樹，也大都是在前二十年間取得的。
從民國十一年在南京創建內學院，到民國叁十二年于四川江津逝世，是歐陽佛教振興事業中的最重要段落。內學院的創建和發展，內學院的經營和指導，是歐陽振興佛教事業的重要內容。以下分兩項敘述歐陽創建內學院的情況：(甲)歐陽創建支那內學院的原因；(乙)歐陽創建內學院的經過。本節先敘述(甲)項。
關于歐陽創建支那內學院的直接原因，可以分別從客觀環境和主觀條件兩個方面，來予以觀察：
(1)以客觀環境而論：楊文會逝世時，在經濟方面，遺命將刻經處的所有房舍，施作刻經的公産，楊氏的子女兒孫，則應陸續搬出遷住，另外謀求生路。在人事方面，文會遺命陳稚庵、陳宜甫及歐陽叁人，分任流通、交際及編校事務，叁個人分工協作，共同推動刻經處的佛教事業。歐陽主持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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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楊文會《等不等觀雜錄．致伯華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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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一職。
但是，文會這些遺命在具體實施時，不免出現許多折扣。最棘手和最敏感的問題，當是刻經處的房産問題。刻經處房産的處理，出現了文會生前不曾料到的麻煩。對此問題有過精細研究的于淩波教授，曾引用文會孫女楊步偉＜我的祖父＞一文中的有關資料，從而使這一問題的真相，部分地暴露了出來。楊步偉在文中說：
祖父臨終時，只有少數弟子在旁，談到經房管理的事，祖父說叁個兒子各人須在外面謀事養家，以後誰能有力量就給家眷搬出，自立門戶，房産久已說過歸金陵刻經處，不歸任何人私有，須以公産名目，隨經版歸刻經處之用。一切事務歸陳稚庵先生管理，對外交涉一切則由陳宜甫先生交涉，歐陽竟無只專管校對經書，而經版則須永存南京，我遺體永隨經版所在。(蓋其初桂伯華、歐陽竟無兩先生有意將經版移往江西，而祖父不允，屢發生爭論，這就是歐陽另立支那內學院的原因，也是父親他們多年不肯交出房契的理由。)[58]
楊步偉這段回憶文章中，有一處敘述，明顯的不甚確切，即她敘述桂伯華與歐陽“兩先生”，要將經版移往江西，與文會之間“屢發生爭論”。明眼人完全可以看出，當文會在世時，伯華、歐陽要將經版移往江西，這是明顯無理由發生的事。而且伯華此時遠在日本，也不可能再插手刻經處的事務。
事情的真相更可能是這樣：文會的叁個兒子在乃父過世後，由于謀生的困難，以及其它的原因，看來並不情願交出刻經處的房産，他們保留了對房産的控製權，從而使得主持編校事務的歐陽，兩袖清風，一無所有，所以不得不一度有移往江西之計劃。如此，則歐陽與文會諸子(不是楊文會本人)之間，“屢發生爭論”！
據于淩波教授的研究，刻經處“大宅院”的房産權，直到民國二十五年(1936)，才由文會孫女楊步偉作主交出[59]，這距文會的謝世，已經整整過了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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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于淩波《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第314頁。
59. 于淩波《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第315頁。
《歐陽竟無先生的生平、事業及其佛教思想的特質》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