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择的一切可能性，而欧阳恰恰要问：何以宋儒之学与儒家的“正宗”如此不同？难道不是正可通过这种不同，窥出《起信》佛学对儒家“性理之学”的影响？文会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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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杨文会《等不等观杂录》卷四＜答释德高质疑十八问＞。此外，李澹缘向杨文会讨教的问题中，也涉及《起信》的原理，李氏的问题如下：“近读《起信论》，于心真如已无疑义，于心生灭无明起处，仍未能彻见其根，终有窒滞。未知此义何经论中曾发明之，乞一开示，以便参究。”杨文会的回答是：“读《起信论》，既于真如无疑，当知无明依真如起，欲求起处不可得，即是无明无始起之相也。若无明有始，坐而待毙涅槃有终，便违教意。《心经》云“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即显示无明本无也。其用功处，在照见五蕴皆空。五蕴以色为首，色蕴空，余蕴自迎刃而解也。《法界观》前十门专明此义。”见杨文会着《等不等观杂录》卷六＜与李澹缘书三＞(附来书)。
44. 杨文会《等不等观杂录》卷一。
45. 梅光羲致杨文会的信可以证实此点。梅氏在信中说：“窃闻相宗各书，以《成唯识论》及《瑜伽师地论》为最要。《成唯识论》已有窥基大师之《述记》，而《瑜伽师地论》尚未见有注释。我师达一切法，具一切智，可否将此《瑜伽师地论》详加注视释，俾诸众生有所仰赖。此固我师之慈悲，亦即弟子之所请求者也。”梅氏此书作于1902年，收入杨文会《等不等观杂录》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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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欧阳的问题。
但是，1904年的拜谒文会，对于欧阳今后生活及思想的发展，意义仍然十分重大。第一，此次拜谒，使得欧阳目睹了文会的人品和风采。文会出身于书香门第，少时任侠尚武[46]，长则适逢乱世，百炼险阻以成大器[47]，其性情“纯任自然，每有水到渠成之妙”[48]。俗语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对文会人品和风采的这番觌面领略，会使欧阳在不知不觉之中，增进对佛教信仰的亲近感和敬佩感！
第二，更重要的是，文会虽然没有彻底解决欧阳的问题，但他却启示了解决问题的一种可能途径。文会告诉欧阳，要想彻底了解佛教的理论，应当研究佛家的法相唯识之学。文会这一启示像一道亮光，突然照亮了欧阳的精神世界。此后十几年间，欧阳将要从事唯识佛教的研究，其最初的种子，即是文会的这番启示。
最后，通过这次拜谒和谈话，文会也对来自宜黄的读书士子欧阳，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欧阳的理性根器，独立无倚、独立思考的性格，追求真理的执着，以及欧阳在汉学上的功底，在理学、心学上的深厚造诣，都使文会感到惊奇和欣喜。欧阳日后终得成为金陵刻经处佛教振兴事业的继承者，和这次拜谒在文会内心中留下的良好印像，不可说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六、杨文会的遗命
宣统三年(1911)8月17日，现代中国佛教振兴事业的开创者杨文会，在金陵延龄巷的刻经处示寂。文会临终时，梅光羲、蒯若木、欧阳等几个弟子，以及文会的家人随侍于身边。
文会对欧阳说：“我会上尔至，尔会上我来。刻藏之事其继续之。”
欧阳顿首从命。[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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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杨仁山居士事略＞。
47. 欧阳渐《杨仁山居士传》。
48. 同前注。
49. 欧阳渐《内学杂着上．经版图书展览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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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会留下的的遗命中，主要有这样几个内容：
(一)在财产方面，经版是十方公产，房舍永远归刻经处使用，立分家笔据为凭据[50]；
(二)在人事方面，由陈稚庵、陈宜甫、欧阳渐三人，分领刻经处的事务。陈稚庵主管流通，陈宜甫担任交际，欧阳渐负责编校一职；
(三)在刻经事务方面，一、继刻《瑜伽师地论》后五十卷；二、作《释摩诃衍论集注》；三、编《等不等观杂录》；四、速成《大藏辑要》，附作＜提要＞，陆续刊刻全藏。[51]
文会让欧阳承当编校一任，实际上等于承认，欧阳是自己佛教振兴事业的继承人。
根据吕澄的记载，在文会逝世之前，欧阳曾向文会请教“守成”的策略：
初，师受刻经累嘱，以如何守成问。老居士曰：毋然，尔法事千百倍于我，胡拘拘于是！[52]
文会这一回答，表明他对欧阳的学识、才德，对欧阳振兴佛教事业的诚心及能力，都是完全放心、完全信任的。另一方面，文会的回答，显示了他的佛教振兴理念，是十分宽容、十分开阔的，他绝不愿意以自己的思想束缚欧阳的思想！
在欧阳这一方，对于文会的重用和提携，则怀有深切的感激之情：
如来藏、法藏、功德藏，为三藏，结集流通，译事流通，编刻流通，为三功德。宋、元、明私家刻经，多梵本式，用书本式者，武陵、径山外，有金陵刻经处，为三书本刻经。
佛度人、天，曰圆满师，菩萨、二乘随分化生，曰分证师，大心凡夫能使正法不坠，曰接续师，为三师。
以是因缘，至斯地者，谁能忘情于深柳大师耶？人往风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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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欧阳渐《内学杂着下．杨仁山居士传》。
51. 欧阳渐《瑜伽师地论叙．绪言第六》。
52. 吕澄《亲教师欧阳先生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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怅然纪之。[53]
欧阳这段话，写在自己逝世之前不久。他对深柳大师杨文会的知遇之恩，终身都感到难以“忘情”！
杨文会和欧阳二人，在性格上有很大的差距，文会天真烂漫，人情洞达，欧阳则性情内向，果敢沉毅。二人在佛学见地上也有很大的不同，文会“学贤首，遵《起信论》”[54]，欧阳则对唯识一宗深感兴趣，自始即对《起信论》的佛学理论，自处于似信非信之间。文会所以选择欧阳，作为自己佛教振兴事业的接班人，是由下面一些因素促成的：
(一)自考察欧洲及和日本学者交往后，文会晚年佛教振兴事业的理念，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举其要者，文会晚年对于中国佛教衰弊现像的认识，已经由对佛教传统之外诸敌对因素的检讨[55]，转向对传统之内在缺陷的认识。由于这种认识的改变，文会佛教振兴的理念，也就愈来愈重视高层次佛学研究这一理性的因素，希望藉以克服和对治中国佛教传统的内在缺陷。欧阳理性化的气质，他对中国佛教传统不时流露的怀疑或存疑的态度，他希望认清佛学真相的思想倾向，同文会晚年佛教振兴理念中的新内涵──“中国佛教应当增进理性的因素”──非常契合。所以在文会看来，欧阳是佛教振兴事业的最为合适的人选。
(二)欧阳个人的学养及素质，是他获得文会看重的直接的因素。欧阳受过汉学传统的训练，思维缜密；又长时期的钻研过儒家的“性理之学”，富于思考的能力。欧阳的个性中一方面理性发达，一方面性情敏感，极具佛家所要求的智慧和慈悲的底质。他出生于世家，志向高尚，又复长期遭受贫困和不幸的磨折，刚强不屈。欧阳的这些个人素质，使得他在文会众多弟子、学生中，很快地脱颖而出，后来居上，以他扎实的研究和慧解，成了文会门中的“上座”。[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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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欧阳渐《竟无小品》“流通功德藏，接续人天师”联语下。
54. 欧阳渐《内学杂着下．杨仁山居士传》。
55. 这些外在原因中，重要的因素有如禅宗的衰落，朝廷政策的钳制，及太平之乱的摧残，等等。参考江灿腾着《中国近代佛教思想的诤辩与发展》，第402-408页。
56. 太虚挽欧阳辞：“胜军论后有斯文，公已追从先哲；石埭门中空上座，我犹孤掌增哀。”见印顺《太虚大师年谱》民国二十二年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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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会晚年的学生中，于其佛教振兴事业功劳最大，且与文会相从最密、情感最笃的，应推桂伯华。文会也颇有意引导伯华专事唯识学的研究，以为“学者楷模”[57]。然而伯华1904年之后，一直留学日本，且转向了密宗的研究。文会晚年弟子中，梅光羲亦以唯识学见长，他也深得文会的重视，且较之欧阳早列门墙。但梅氏一直在法律部门供职，其佛学研究只是一件副产品。伯华和梅氏，或走或仕，故而欧阳成为唯一合适的人选。
七、支那内学院的筹建(上)
支那内学院是欧阳竟无先生在二十年代创立的，旨在弘扬佛教学术文化的一所现代佛教学院。支那内学院于民国十一年(1922)7月17日，在南京正式成立，民国二十六年(1937)冬，欧阳率部分门人迁居四川江津，建成支那内学院的蜀院；民国三十六年(1947)，欧阳弟子吕澄等恢复南京支那内学院；1951年8月，支那内学院改名中国内学院；1952年，中国内学院自行宣布解散。
内学院(1922－1952)存在了整整三十年，其中前二十余年由欧阳所领导，内学院在弘扬佛教学术文化方面的重要成果，诸多建树，也大都是在前二十年间取得的。
从民国十一年在南京创建内学院，到民国三十二年于四川江津逝世，是欧阳佛教振兴事业中的最重要段落。内学院的创建和发展，内学院的经营和指导，是欧阳振兴佛教事业的重要内容。以下分两项叙述欧阳创建内学院的情况：(甲)欧阳创建支那内学院的原因；(乙)欧阳创建内学院的经过。本节先叙述(甲)项。
关于欧阳创建支那内学院的直接原因，可以分别从客观环境和主观条件两个方面，来予以观察：
(1)以客观环境而论：杨文会逝世时，在经济方面，遗命将刻经处的所有房舍，施作刻经的公产，杨氏的子女儿孙，则应陆续搬出迁住，另外谋求生路。在人事方面，文会遗命陈稚庵、陈宜甫及欧阳三人，分任流通、交际及编校事务，三个人分工协作，共同推动刻经处的佛教事业。欧阳主持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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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杨文会《等不等观杂录．致伯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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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一职。
但是，文会这些遗命在具体实施时，不免出现许多折扣。最棘手和最敏感的问题，当是刻经处的房产问题。刻经处房产的处理，出现了文会生前不曾料到的麻烦。对此问题有过精细研究的于凌波教授，曾引用文会孙女杨步伟＜我的祖父＞一文中的有关资料，从而使这一问题的真相，部分地暴露了出来。杨步伟在文中说：
祖父临终时，只有少数弟子在旁，谈到经房管理的事，祖父说三个儿子各人须在外面谋事养家，以后谁能有力量就给家眷搬出，自立门户，房产久已说过归金陵刻经处，不归任何人私有，须以公产名目，随经版归刻经处之用。一切事务归陈稚庵先生管理，对外交涉一切则由陈宜甫先生交涉，欧阳竟无只专管校对经书，而经版则须永存南京，我遗体永随经版所在。(盖其初桂伯华、欧阳竟无两先生有意将经版移往江西，而祖父不允，屡发生争论，这就是欧阳另立支那内学院的原因，也是父亲他们多年不肯交出房契的理由。)[58]
杨步伟这段回忆文章中，有一处叙述，明显的不甚确切，即她叙述桂伯华与欧阳“两先生”，要将经版移往江西，与文会之间“屡发生争论”。明眼人完全可以看出，当文会在世时，伯华、欧阳要将经版移往江西，这是明显无理由发生的事。而且伯华此时远在日本，也不可能再插手刻经处的事务。
事情的真相更可能是这样：文会的三个儿子在乃父过世后，由于谋生的困难，以及其它的原因，看来并不情愿交出刻经处的房产，他们保留了对房产的控制权，从而使得主持编校事务的欧阳，两袖清风，一无所有，所以不得不一度有移往江西之计划。如此，则欧阳与文会诸子(不是杨文会本人)之间，“屡发生争论”！
据于凌波教授的研究，刻经处“大宅院”的房产权，直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才由文会孙女杨步伟作主交出[59]，这距文会的谢世，已经整整过了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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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于凌波《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第314页。
59. 于凌波《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第315页。
《欧阳竟无先生的生平、事业及其佛教思想的特质》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