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掉了，還談什麼“男女平等”？筆者的疑慮是：若操之過急地展開佛門的女權運動，會不會導致藏傳與南傳比丘更是因恐懼女衆得勢，而加強打壓修道女衆的地位，讓她們更是沒有成爲“比丘尼”的機會了呢？
但是，話說回來，臺灣比丘尼若不能成爲全球佛教修道女性的代言人，則藏傳、南傳女衆在亞洲父權社會，就更別希冀“出頭天”了。所以思之再叁，筆者實不能完全受到南傳與藏傳佛教女衆處境的微妙牽製而就噤聲。
在“無明我慢”作祟而又“近親相嫉”的人性微妙心理作祟下，“男女平等”這個在佛法的“衆生平等”前提下再簡單不過的邏輯，在現實環境中，卻受到一連串嚴酷的考驗，而且是自佛陀時代以迄于今；在曆代典籍論述中，殘留下了鮮明而不合邏輯，但又影響深遠的“男性沙文主義”遺痕。
律言“比丘僧伽、比丘尼僧伽”，連比丘“轉根”(變性)成女性或比丘尼“轉根”成男性之後，都不用重新受戒，可見“生理器官不同”根本不是重點，比丘戒與比丘尼戒的位階是完全相等的。然而在男性擁有經典結集權與解釋權的情況下，女性被徹底“妖魔化”成了具足“八十四種醜態”的怪物，被“扣帽子”成了“使得正法只能延續五百年”的罪魁禍首，並被套上了所謂“佛製八敬法”的緊箍，比丘藉此以合理化“將比丘尼予以壓製乃至消滅”的正當性。
“八敬法”使尼衆自卑，比丘驕慢
“八敬法”，是八則男尊女卑法。它扭曲了佛門健康的兩性關系，讓許多比丘尼自覺“矮了比丘一截”，而萌生了極大的自卑感；它已成爲比丘對比丘尼可以隨時祭起的緊箍咒。“八敬法”更讓許多比丘沈淪在“法定的優越感”中，無法長進。他們既放不下身段以向卓越比丘尼(或沙彌尼)學法，更無法以正常的長幼倫理來面對長老尼，自卑與自大交綜，嫉妒與驕慢滋長。顯而易見地，“八敬法”讓出家二衆都成了修道上的“輸家”。
臺灣佛教自光複以來，在老一代佛教領袖們開明作風的呵護下，一向有僧尼互敬互信的良好傳統。但不幸的是，一些年輕出家的“小夥子”們卻打破了這種均勢，熱切展開了“男尊女卑”的“洗腦”教育，讓許多女衆因此種不人道教育之自我暗示而心理全盤繳械，甚至進而成爲“推廣男尊女卑觀念”的幫凶。這股“反智”逆流，已讓臺灣佛教男女平等的良好傳統，受到極大的挑戰！
他們結合中國大陸歧視比丘尼的佛教力量，變本加厲，利用少數奴性較強之比丘尼作爲共犯，透過戒場與佛學院系統，做神不知鬼不覺的“洗腦”工作。這種不人道的洗腦教育業已産生後遺症：如今連許多戒場與佛學院，都已厲行“八敬法”。有的佛學院，不但要求尼衆向同爲學生的比丘同學頂禮，而且還規定由尼衆與“小衆”負責吃剩菜，比丘則免。就筆者所知：海峽兩岸之佛教，于近年來有變本加厲地要求女衆“奉行八敬法”的傾向。某戒場甚至竟要求傳戒的大德長老尼“頂禮新受戒比丘”，長老尼們至爲憤怒。
在佛教中，男尊女卑的律法，豈只是産生了“讓長老尼跪拜小夥子”這樣不倫不類的現象？它甚至讓許多比丘漂離了對“法”的禮敬心。筆者親聞：一些比丘向一位具德南傳沙彌尼請示禅法，竟然端坐讓她跪地開示法要。請看：這是何等令人厭惡的驕慢相！在他們的心目中，身份竟然比“法”還更重要！“人坐己立，不得爲說法”，這不正是“佛製”的要求嗎？他們如果真那麼重視“佛製”，就不會心安理得地讓說法者面臨著“人坐己跪”的尴尬處境。
這種惡劣趨勢，正是促使筆者用霹雳手段點燃“八敬法非佛說”引信的導火線。筆者衡量重輕，認爲：解構佛門男性沙文意識，一定要先從“推翻八敬法”下手。筆者更進而研判：不能讓此一議題成爲佛門“茶壺裏的風暴”；唯有讓佛教適度承受社會輿論的壓力，才能讓佛門大男人主義者迫于形勢而“心智成長”。
由誰來引爆它呢？如果有其他德高望重的長老尼相挺，當然成效會更加良好。但這樣一來，很有可能讓這些長老尼承受著“陣前炮灰”的風險。筆者不忍他們因出面相挺而受到傷害，所以決定：就讓自己成爲唯一被鎖定的攻擊目標好了。一來筆者一向給人“強悍”而又能言善辯的印象，讓理歪氣纏的對手懼怕幾分，不敢輕啓戰端，以免自己灰頭土臉，有損于“男性尊嚴”；二來筆者畢竟還有些社會知名度，他們可以關起山門對付其他比丘尼，但若想“修理”筆者，就勢必要評估對他們絕對不利的輿情。
什麼時機才是最好的引爆點呢？趕得好不如趕得巧，任誰也沒料想到：時機竟在倉促之間來到。今(民國九十)年叁月下旬，筆者偶從閱報得知：達賴喇嘛將于叁月叁十一日來臺灣弘法，四月一日，達賴喇嘛將以“新世紀的道德觀”爲題，進行專題演講。這給了筆者一個靈感。
達賴喇嘛面對“廢除八敬法”
原來，吾人將在叁月叁十一日，于中央研究院舉行慶祝印順導師九六嵩壽的“人間佛教，薪火相傳”學術研討會。筆者認爲：對應于藏傳佛教女性的處境，我們可選擇在大會上正式宣告“廢除佛門男女不平等條約”，這在世界佛教史上，將具足“新世紀道德觀”的空前意義！筆者並決定在達賴來臺前，就先丟球請他接招，于是撰爲〈達賴喇嘛加油！──談“新世紀的道德觀”，何妨向臺灣佛教取經〉一文，刊于九十年叁月廿八日《自由時報》“自由廣場”。該文的大意是：
新世紀的道德觀，正巧是佛教的“衆生平等論”，亦即是徹底挑戰著男性沙文主義與人類沙文主義的道德觀。而臺灣佛教，在這兩方面所交出的成績單，都是舉世超前的。達賴喇嘛來臺，似應先行了解，不恥下問！達賴喇嘛倘還在大男性主義比丘的壓力下，以“傳承已斷”作爲借口，而不讓西藏“安尼”成爲與比丘地位平等的“比丘尼”，那麼，他的演講還能具足“新世紀”的意義嗎？他來臺灣，不僅應是“弘法”，而應來此“取經”，聆聽臺灣傑出比丘尼的“現身說法”。
策略上筆者的研判是對了。這一發布消息，佛門女權運動果然一炮而紅。叁月叁十一日在中研院舉行的“人間佛教，薪火相傳”研討會，開幕典禮中，主席、來賓致詞之後，大會隨即進行“宣告廢除佛門兩性不平等條約”儀式，由筆者發表“當代大愛道的二次革命──廢除八敬法宣言”。由于佛教第一位比丘尼大愛道，就曾質疑過八敬法的正當性，認爲僧尼應依加入僧團的資曆來論禮數，所以筆者略帶嘲弄的態度，將這次的運動，定位爲“當代大愛道的二次革命”。當日，筆者並邀請八位僧信四衆弟子，一起來進行曆史性的、世界性的首創之舉──撕揭八敬法條文，以象征開明的四衆弟子共同廢除八敬法。
當日有少數參與研討會的佛學院比丘，拿著“印順導師同不同意你這麼做”大作文章，更有中佛會比丘們惱羞成怒，事後去函逼導師表態，期能以此入筆者于罪，但那更凸顯了佛門男性既得利益不肯放舍的事實，也就反證了筆者的不平之鳴其來有自，“造反有理，革命無罪”。
達賴喇嘛畢竟見過世面，腦筋比這些“飯桶”比丘清楚，他知道自己已接到了一顆燙手山芋，連忙踢皮球道：此事非常複雜，非他一人所能決定，最好邀集南傳、藏傳佛教之比丘僧代表開會以研議之。然而，天下烏鴉一般黑，南傳比丘在女衆跟前高高在上的姿態，比藏傳比丘尤甚，然則，集南傳、藏傳比丘僧代表來開會決定修道女性的命運，這豈不是一群黃鼠狼在決定處置嫩雞的命運？
無論如何，這場佛門兩性的角力，大體上還算是成功地達成了筆者所預期的“震撼教育”效果。江燦騰教授以“告別傳統──迎接佛教兩性平權的新世紀”來爲世紀初的佛門大震撼，作了精准的定位：
“此一漢傳佛教千年來前所未有的大膽革新舉動，當時除了立刻獲得臺灣社會各方輿論的普遍肯定之外，也使臺灣現代比丘尼呼籲佛教兩性平權的偉大訴求，不但直接強烈沖擊著二度來訪的達賴喇嘛，使其不得不立刻回應(※盡管仍躲躲閃閃)此一具有普世人權價值的理性專業訴求，其後也連帶沖擊到臺灣傳統的佛教界和亞洲其他地區的佛教界，並且盡管彼等的回應方式頗不一致，甚至連世界華僧內部的共識也遲遲未能達成，但臺灣佛教現代比丘尼的專業水准之高，及其能倡導亞洲佛教兩性平權新思維的睿智遠見，已堪稱爲百年所僅見的世紀大手筆。”[1]
許多人很有興趣知道筆者個人在兩性互動中的心理背景，有一位政客比丘甚至惡毒造謠，說筆者是因“過去受到比丘欺負心理不平衡”所以才“言論偏激”。
正好相反的是：作爲一介比丘尼，筆者個人何其幸運！由于長期爲佛教與衆生而打拚的成績，受到教內長老法師的普遍肯定，所以不但沒有“身爲女衆而受到歧視或欺負”的不愉快遭遇，反而承受了許多來自教界人士的恩澤。特別是我尊敬的一些長老比丘們，對筆者無私地給予呵護，無論是在精神方面的指引還是在財力方面的援助，其恩惠都如山高海深，令筆者永難忘懷。所以，當筆者擬欲引爆佛門男女平權之話題時，面對著這些恩情，內心還是極度掙紮的。
菩薩道的實踐
坦白說，筆者內心深處，不免懷負著“是否會有恩將仇報之嫌”的道德壓力。回想八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中華佛寺協會改選理監事，筆者竟然謬承諸山長老法師支持，獲得第二高票(僅比理事長開證長老少了兩票)。中華佛寺協會的會員，是由諸佛寺住持爲當然代表，此中有比丘，也有比丘尼；他們對筆者的共同愛護，證明了筆者所受到的肯定，其實是超越性別的。筆者早就預見：提倡佛門女權運動，這會是吃力而不討好，“徒惹得一身腥”的。不但許多業已被奴化的尼衆不會領情，更容易因此而被大男人主義的既得利益比丘們視爲眼中釘。如果爲了保護筆者個人在佛教界的聲望，實不宜淌此渾水搞啥女權運動，得罪一些原先對筆者甚表認同的比丘，招感來這麼多意識形態上的敵人。
然而在動物權運動告一段落之後，筆者終于還是引爆了這場于己無益的女權運動，這只能說是“不忍聖教衰，不忍衆生苦”的內在驅策力使然吧！
介入到社會關懷的場域，雖使筆者再也無暇專志做學問，從而無暇再作那種細碎考證的“微觀”式學術論文，但是另一方面，“宏觀”式的論文卻展現了“純做學問”的學者時代所沒有的識見。更重要的是：筆者已以行動證明：“嚴淨國土，成熟有情”的大乘理想，不只是經典中遙遠的本生故事，也不只是大地菩薩的超人身手，這確乎是可以透過凡夫菩薩的血肉之軀，在共願同行中，共同成就的！過往在山中研教，雖然知道有“菩薩道”，也對大乘法義如數家珍，但面對生命的根本缺陷，以及無涯無盡的衆生界，總有深沈的無奈之感；直到從事社會關懷的事業，感受到生命之中有股力量源源而來，感受到共願同行扭轉共業的功效，這才真正踏實地肯定：“菩薩道”是有的，也是可以走得下去的！
這些超越局限的生命經驗，大概就是筆者從事動物權與女權運動，給自己的生命帶來的最大回饋吧！
九十年十月二十叁日 于尊悔樓
──刊于九十一年元月第一七叁期《當代》
──本文將發表于九十一年四月二十日“人間佛教與當代對話”研討會上
《人間佛教行者的“現身說法”─ 從提倡動物權到提倡佛門女權(釋昭慧)》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