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掉了，还谈什么“男女平等”？笔者的疑虑是：若操之过急地展开佛门的女权运动，会不会导致藏传与南传比丘更是因恐惧女众得势，而加强打压修道女众的地位，让她们更是没有成为“比丘尼”的机会了呢？
但是，话说回来，台湾比丘尼若不能成为全球佛教修道女性的代言人，则藏传、南传女众在亚洲父权社会，就更别希冀“出头天”了。所以思之再三，笔者实不能完全受到南传与藏传佛教女众处境的微妙牵制而就噤声。
在“无明我慢”作祟而又“近亲相嫉”的人性微妙心理作祟下，“男女平等”这个在佛法的“众生平等”前提下再简单不过的逻辑，在现实环境中，却受到一连串严酷的考验，而且是自佛陀时代以迄于今；在历代典籍论述中，残留下了鲜明而不合逻辑，但又影响深远的“男性沙文主义”遗痕。
律言“比丘僧伽、比丘尼僧伽”，连比丘“转根”(变性)成女性或比丘尼“转根”成男性之后，都不用重新受戒，可见“生理器官不同”根本不是重点，比丘戒与比丘尼戒的位阶是完全相等的。然而在男性拥有经典结集权与解释权的情况下，女性被彻底“妖魔化”成了具足“八十四种丑态”的怪物，被“扣帽子”成了“使得正法只能延续五百年”的罪魁祸首，并被套上了所谓“佛制八敬法”的紧箍，比丘藉此以合理化“将比丘尼予以压制乃至消灭”的正当性。
“八敬法”使尼众自卑，比丘骄慢
“八敬法”，是八则男尊女卑法。它扭曲了佛门健康的两性关系，让许多比丘尼自觉“矮了比丘一截”，而萌生了极大的自卑感；它已成为比丘对比丘尼可以随时祭起的紧箍咒。“八敬法”更让许多比丘沉沦在“法定的优越感”中，无法长进。他们既放不下身段以向卓越比丘尼(或沙弥尼)学法，更无法以正常的长幼伦理来面对长老尼，自卑与自大交综，嫉妒与骄慢滋长。显而易见地，“八敬法”让出家二众都成了修道上的“输家”。
台湾佛教自光复以来，在老一代佛教领袖们开明作风的呵护下，一向有僧尼互敬互信的良好传统。但不幸的是，一些年轻出家的“小伙子”们却打破了这种均势，热切展开了“男尊女卑”的“洗脑”教育，让许多女众因此种不人道教育之自我暗示而心理全盘缴械，甚至进而成为“推广男尊女卑观念”的帮凶。这股“反智”逆流，已让台湾佛教男女平等的良好传统，受到极大的挑战！
他们结合中国大陆歧视比丘尼的佛教力量，变本加厉，利用少数奴性较强之比丘尼作为共犯，透过戒场与佛学院系统，做神不知鬼不觉的“洗脑”工作。这种不人道的洗脑教育业已产生后遗症：如今连许多戒场与佛学院，都已厉行“八敬法”。有的佛学院，不但要求尼众向同为学生的比丘同学顶礼，而且还规定由尼众与“小众”负责吃剩菜，比丘则免。就笔者所知：海峡两岸之佛教，于近年来有变本加厉地要求女众“奉行八敬法”的倾向。某戒场甚至竟要求传戒的大德长老尼“顶礼新受戒比丘”，长老尼们至为愤怒。
在佛教中，男尊女卑的律法，岂只是产生了“让长老尼跪拜小伙子”这样不伦不类的现象？它甚至让许多比丘漂离了对“法”的礼敬心。笔者亲闻：一些比丘向一位具德南传沙弥尼请示禅法，竟然端坐让她跪地开示法要。请看：这是何等令人厌恶的骄慢相！在他们的心目中，身份竟然比“法”还更重要！“人坐己立，不得为说法”，这不正是“佛制”的要求吗？他们如果真那么重视“佛制”，就不会心安理得地让说法者面临着“人坐己跪”的尴尬处境。
这种恶劣趋势，正是促使笔者用霹雳手段点燃“八敬法非佛说”引信的导火线。笔者衡量重轻，认为：解构佛门男性沙文意识，一定要先从“推翻八敬法”下手。笔者更进而研判：不能让此一议题成为佛门“茶壶里的风暴”；唯有让佛教适度承受社会舆论的压力，才能让佛门大男人主义者迫于形势而“心智成长”。
由谁来引爆它呢？如果有其他德高望重的长老尼相挺，当然成效会更加良好。但这样一来，很有可能让这些长老尼承受着“阵前炮灰”的风险。笔者不忍他们因出面相挺而受到伤害，所以决定：就让自己成为唯一被锁定的攻击目标好了。一来笔者一向给人“强悍”而又能言善辩的印象，让理歪气缠的对手惧怕几分，不敢轻启战端，以免自己灰头土脸，有损于“男性尊严”；二来笔者毕竟还有些社会知名度，他们可以关起山门对付其他比丘尼，但若想“修理”笔者，就势必要评估对他们绝对不利的舆情。
什么时机才是最好的引爆点呢？赶得好不如赶得巧，任谁也没料想到：时机竟在仓促之间来到。今(民国九十)年三月下旬，笔者偶从阅报得知：达赖喇嘛将于三月三十一日来台湾弘法，四月一日，达赖喇嘛将以“新世纪的道德观”为题，进行专题演讲。这给了笔者一个灵感。
达赖喇嘛面对“废除八敬法”
原来，吾人将在三月三十一日，于中央研究院举行庆祝印顺导师九六嵩寿的“人间佛教，薪火相传”学术研讨会。笔者认为：对应于藏传佛教女性的处境，我们可选择在大会上正式宣告“废除佛门男女不平等条约”，这在世界佛教史上，将具足“新世纪道德观”的空前意义！笔者并决定在达赖来台前，就先丢球请他接招，于是撰为〈达赖喇嘛加油！──谈“新世纪的道德观”，何妨向台湾佛教取经〉一文，刊于九十年三月廿八日《自由时报》“自由广场”。该文的大意是：
新世纪的道德观，正巧是佛教的“众生平等论”，亦即是彻底挑战着男性沙文主义与人类沙文主义的道德观。而台湾佛教，在这两方面所交出的成绩单，都是举世超前的。达赖喇嘛来台，似应先行了解，不耻下问！达赖喇嘛倘还在大男性主义比丘的压力下，以“传承已断”作为借口，而不让西藏“安尼”成为与比丘地位平等的“比丘尼”，那么，他的演讲还能具足“新世纪”的意义吗？他来台湾，不仅应是“弘法”，而应来此“取经”，聆听台湾杰出比丘尼的“现身说法”。
策略上笔者的研判是对了。这一发布消息，佛门女权运动果然一炮而红。三月三十一日在中研院举行的“人间佛教，薪火相传”研讨会，开幕典礼中，主席、来宾致词之后，大会随即进行“宣告废除佛门两性不平等条约”仪式，由笔者发表“当代大爱道的二次革命──废除八敬法宣言”。由于佛教第一位比丘尼大爱道，就曾质疑过八敬法的正当性，认为僧尼应依加入僧团的资历来论礼数，所以笔者略带嘲弄的态度，将这次的运动，定位为“当代大爱道的二次革命”。当日，笔者并邀请八位僧信四众弟子，一起来进行历史性的、世界性的首创之举──撕揭八敬法条文，以象征开明的四众弟子共同废除八敬法。
当日有少数参与研讨会的佛学院比丘，拿着“印顺导师同不同意你这么做”大作文章，更有中佛会比丘们恼羞成怒，事后去函逼导师表态，期能以此入笔者于罪，但那更凸显了佛门男性既得利益不肯放舍的事实，也就反证了笔者的不平之鸣其来有自，“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达赖喇嘛毕竟见过世面，脑筋比这些“饭桶”比丘清楚，他知道自己已接到了一颗烫手山芋，连忙踢皮球道：此事非常复杂，非他一人所能决定，最好邀集南传、藏传佛教之比丘僧代表开会以研议之。然而，天下乌鸦一般黑，南传比丘在女众跟前高高在上的姿态，比藏传比丘尤甚，然则，集南传、藏传比丘僧代表来开会决定修道女性的命运，这岂不是一群黄鼠狼在决定处置嫩鸡的命运？
无论如何，这场佛门两性的角力，大体上还算是成功地达成了笔者所预期的“震撼教育”效果。江灿腾教授以“告别传统──迎接佛教两性平权的新世纪”来为世纪初的佛门大震撼，作了精准的定位：
“此一汉传佛教千年来前所未有的大胆革新举动，当时除了立刻获得台湾社会各方舆论的普遍肯定之外，也使台湾现代比丘尼呼吁佛教两性平权的伟大诉求，不但直接强烈冲击着二度来访的达赖喇嘛，使其不得不立刻回应(※尽管仍躲躲闪闪)此一具有普世人权价值的理性专业诉求，其后也连带冲击到台湾传统的佛教界和亚洲其他地区的佛教界，并且尽管彼等的回应方式颇不一致，甚至连世界华僧内部的共识也迟迟未能达成，但台湾佛教现代比丘尼的专业水准之高，及其能倡导亚洲佛教两性平权新思维的睿智远见，已堪称为百年所仅见的世纪大手笔。”[1]
许多人很有兴趣知道笔者个人在两性互动中的心理背景，有一位政客比丘甚至恶毒造谣，说笔者是因“过去受到比丘欺负心理不平衡”所以才“言论偏激”。
正好相反的是：作为一介比丘尼，笔者个人何其幸运！由于长期为佛教与众生而打拚的成绩，受到教内长老法师的普遍肯定，所以不但没有“身为女众而受到歧视或欺负”的不愉快遭遇，反而承受了许多来自教界人士的恩泽。特别是我尊敬的一些长老比丘们，对笔者无私地给予呵护，无论是在精神方面的指引还是在财力方面的援助，其恩惠都如山高海深，令笔者永难忘怀。所以，当笔者拟欲引爆佛门男女平权之话题时，面对着这些恩情，内心还是极度挣扎的。
菩萨道的实践
坦白说，笔者内心深处，不免怀负着“是否会有恩将仇报之嫌”的道德压力。回想八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华佛寺协会改选理监事，笔者竟然谬承诸山长老法师支持，获得第二高票(仅比理事长开证长老少了两票)。中华佛寺协会的会员，是由诸佛寺住持为当然代表，此中有比丘，也有比丘尼；他们对笔者的共同爱护，证明了笔者所受到的肯定，其实是超越性别的。笔者早就预见：提倡佛门女权运动，这会是吃力而不讨好，“徒惹得一身腥”的。不但许多业已被奴化的尼众不会领情，更容易因此而被大男人主义的既得利益比丘们视为眼中钉。如果为了保护笔者个人在佛教界的声望，实不宜淌此浑水搞啥女权运动，得罪一些原先对笔者甚表认同的比丘，招感来这么多意识形态上的敌人。
然而在动物权运动告一段落之后，笔者终于还是引爆了这场于己无益的女权运动，这只能说是“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内在驱策力使然吧！
介入到社会关怀的场域，虽使笔者再也无暇专志做学问，从而无暇再作那种细碎考证的“微观”式学术论文，但是另一方面，“宏观”式的论文却展现了“纯做学问”的学者时代所没有的识见。更重要的是：笔者已以行动证明：“严净国土，成熟有情”的大乘理想，不只是经典中遥远的本生故事，也不只是大地菩萨的超人身手，这确乎是可以透过凡夫菩萨的血肉之躯，在共愿同行中，共同成就的！过往在山中研教，虽然知道有“菩萨道”，也对大乘法义如数家珍，但面对生命的根本缺陷，以及无涯无尽的众生界，总有深沉的无奈之感；直到从事社会关怀的事业，感受到生命之中有股力量源源而来，感受到共愿同行扭转共业的功效，这才真正踏实地肯定：“菩萨道”是有的，也是可以走得下去的！
这些超越局限的生命经验，大概就是笔者从事动物权与女权运动，给自己的生命带来的最大回馈吧！
九十年十月二十三日 于尊悔楼
──刊于九十一年元月第一七三期《当代》
──本文将发表于九十一年四月二十日“人间佛教与当代对话”研讨会上
《人间佛教行者的“现身说法”─ 从提倡动物权到提倡佛门女权(释昭慧)》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