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佛教的內在精神與發展趨勢
張華
目前中國大陸和臺灣都在提倡人間佛教，人間佛教得到了許多有識之士的認同，但諸方對人間佛教的理解不盡一致。我們如何認識當前的人間佛教狀況？未來的人間佛教將如何發展？
本文從思想文化的角度，深入細致地剖析人間佛教的來龍去脈，認爲必須把諸方倡揚的人間佛教視作一個整體，既看到由于曆史的和社會的因素而存在著差異，但又要找出其內在的精神或核心的理念，探討所面臨的共同的問題。
本文認爲，人間佛教導源于近代倡導佛教革新的太虛法師，之後，印順法師主要在理論上對人間佛教思想作了提煉和深化；太虛和印順對于傳統佛教的近代轉型有共同的思想理念，他們的人間佛教思想一脈相承，共同多于差異。
一、人間佛教的實際創導者：
太虛及其人生佛教思想
一般說，高僧大德都以“佛出人間”，也即佛出生在人間，修道在人間，成佛在人間，弘法在人間等，來說明佛教是人間的佛教，釋迦牟尼是人間佛教的創始人。但就曆史的實際言，人間佛教是近代以來太虛倡導佛教革新的産物。
1．太虛是近代人間佛教的實際創導者
我們盡可以把人間佛教的思想上追到從印度到中國的大乘佛教，乃至溯源到原始佛教的經證和佛陀本人，但無可否認，太虛是近代以來倡導人間佛教思想的第一人。當前無論臺灣佛教界還是大陸佛教界，都共同把太虛作爲啓導他們思想，並沿著他所開創的道路而繼續前進的一代佛教新領袖。換句話說，現代人間佛教的理論和實踐都可在太虛那裏找到思想淵源和實踐蹤迹。太虛的精神風範也深深地激勵著後繼者，對他們發生著有形無形的影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太虛是近現代人間佛教的實際創導者。
當然，太虛不是用人間佛教這個名稱，而是用“人生佛教”來總括他的革新佛教的思想。在太虛看來，人生佛教的意義要比人間佛教來得好些。[1]而印順認爲，人生佛教不足以對治中國傳統佛教的弊病，因爲傳統佛教除了重死重鬼的毛病外，還有重天重神的毛病，而天化神化的毛病根深蒂固，印度佛教之所以在本土消亡，就是因爲密教(秘密大乘)嚴重地天(神)化了，吸收了印度教的梵天思想以至“天佛一如”，結果佛教消失不見了。這種天(神)化思想也深深侵入到中國佛教，故此應進而提倡非天化的人間佛教。[2] 後世有些學者注意到了兩者思想的分野和分歧所在，但有過分誇大的傾向[3]，而忽視其一脈相承的共同思想理念。這個共同的思想理念便是太虛首先倡導的，要以成佛爲理想而修慈悲利他的即人成佛的菩薩道思想，後經印順的闡發，由人而菩薩而成佛的“人菩薩行”便構成人間佛教的核心理念。
2．太虛“即人成佛”的人生佛教思想重心在菩薩道
太虛提倡人生佛教的重心在于菩薩行或菩薩道，其根本宗旨在于以佛菩薩的“舍己利他”，“饒益有情”的精神去改進社會和人生，建立完善的人格和僧格，從而挽救“江河日下”的衰頹老舊的佛教。而要實現這個偉大理想，非中國佛教建立清淨僧團不可，非佛教大衆修菩薩行不可，故而早年他就明確表白過自己的“志行”：志在整興僧伽製度，行在瑜伽菩薩戒本。印順說，“大師對于此一志行，徹始徹終，堅定不移”。[4]
20年代後，太虛形成較爲成熟的人生佛教理論，這就是“即人成佛”的“真現實論”。他認爲，“學佛先從做人起”，“人圓佛即成”。在他看來，末法期佛教之主潮，必在密切人間生活，而導善男信女向上增上，即人成佛之人生佛教。1940年8月太虛在漢藏教理院講《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提出“叁依叁趣”說：一是依聲聞行果趣發大乘心的正法時期，二是依天乘行果趣獲得大乘果的像法時期，叁是依人乘行果趣進修大乘行的末法時期。他認爲，我們現在正處于末法的開始時代，如果依聲聞行果是要被诟爲消極逃世的，依天乘行果是要被謗爲迷信神權的，只有依人乘行果，實行人生佛教，也即依著人乘正法，先修成完善的人格，保持人乘的業報，由此向上增進，方可進趣大乘菩薩行，大弘佛教。[5]同年10月，太虛的《真現實論》由中華書局出版，印順在《太虛法師年譜》中說，“本論規模宏大，極其量，足以貫攝一切世學。大師獨到之思想，多含攝其中。”[6]
整體上看，太虛的即人成佛的“真現實論”，建構起人生佛教的一個相對完整的理論體系。首先，他認爲即人成佛與傳統禅宗的“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一樣，他在“宇宙人生觀”的背景下，說明其是“直依人生增進成佛”，“發達人生進化成佛”；然後他通過對“五乘”佛法的抉擇，把天乘和聲聞、緣覺二乘判爲“歧出”，認爲其不符合時宜，同時擴大菩薩乘的範圍含攝前面兩乘，以連接人乘和佛乘，建立起一條“由人而菩薩而佛”的進化道路來；最後又在人乘正法的名義下，具體地說明如何在人乘的初行中就體現佛乘的精神，由凡夫直接踏上菩薩行的正道。[7]據印順分析，人乘正法具足正信正見，雖修十善法，但以慈悲利他爲先，與一般人乘法著重于偏狹的家庭，爲自己的人天福報而修持，是根本不同的。他又說，以凡夫身來學菩薩行，向于佛道的，不會標榜神奇，也不會矜誇玄妙，而從平實穩健處做起。一切佛菩薩都由此道修學而成，修學這樣的人本大乘法，如久修利根，不離此人間正行，自會超證直入；如一般初學的，循此修學，保證能不失人身，不礙大乘，這是唯一有利而沒有險曲的大道。[8]這裏印順對太虛的人生佛教理論作了清晰的論證和發揮，正是據此，我們看出印順與太虛的思想一脈相承，共同多于差異。
太虛的菩薩心行還體現在他曾兩次說到的“本人在佛法之意趣”中。一次是1935年5月，在南京講《優婆塞戒經》，另一次是1937年夏天，在武昌佛學院講《新與融貫》。他說了四點：第一，他不是純粹的、專門研究佛書的學者；第二，他不是專弘一宗一派的門徒；第叁，他沒有急于求證的，即時成佛的貪心；第四，他是一個學菩薩發心修行的人。[9]他所說的這幾個方面，對後繼者都發生不同程度的深刻影響。如趙樸老以居士身力行菩薩道；如星雲雖禅宗出身，但“八宗兼弘”；印順雖研究佛書，而志在佛教興亡。也不難發現，前叁點都是太虛從消極的反面破除時人學佛的陋見，只有第四點才是他積極的正面表達自己的真正意趣。印順說：“唯有把握此一意趣，才能親切認識到大師的真面目，才能理解大師對國家、對佛教的真意趣。否則，會容易錯會大師，不是把大師看作離棄佛寺，毀亂佛法之革新者；就認爲是維持古老佛教、古舊叢林的人物。”[10]
印順又說：“菩薩學處”是太虛晚年的定論。他在《太虛大師菩薩心行的認識》一文中指出：太虛在晚年認定，要想複興中國的佛教，樹立現代的中國佛教，就得實現整興佛教、服務人群的“今菩薩行”，而今菩薩行也就是人生佛教 。[11]
綜上所述，太虛一生倡導佛教革新，最初著重于整理僧伽製度，晚年則代以菩薩學處。後者貫通于僧俗，把出家僧衆和在家信衆納入一個共同的法門中，漸次深入，達到振興佛教，改進社會和人生的共同目標。因此，菩薩學處或菩薩道是人生佛教的重心和落足點。
3．太虛未竟事業的後繼者
太虛提出人生佛教，雖然在他有生之年未看出實現的希望，他寫《我的佛教革命失敗史》，認爲自己一生的努力是失敗的。但他的思想和實踐啓導了後繼者。如他的弟子印順，1951年在香港開始“明確的”弘揚人間佛教[12]， 1952年去臺灣後，經過一段波折，不得已閉關潛心著述，深懷著思想孤寂的心情，卻用一支筆探佛法從印度到中國的興衰之奧秘，揚人間佛教之積極光明的理念，爲我們提供了一種合乎理性和道德的“純正的佛法”。
二、人間佛教的積極弘揚者：
印順的文字般若和人間關懷
太虛一生爲佛教革命奔走呼號，嘔心瀝血，但由于傳統佛教阻力太大，又值國難當頭，因此他的佛教革命事業未獲成功，最後郁郁而終，1947年圓寂于上海玉佛寺，壽齡五十九歲。然而，他爲佛教的近代化奮鬥終生，有一套完整的設計，從廟産興學而引起的教産革命到教製革命再到教理革命，從創辦佛學院、培養僧材，到成立佛教組織，再到宣揚世界佛教，這些都對後繼者發生深刻影響，因爲這套設計幾乎囊括了西方社會近代化的“器物——製度——思想”的所有主題內容。印順是太虛的學生，親隨其教，深受器重。然而他深感佛教積弊甚深，要想在短期內“畢其功于一役”是不可能的。他覺得，佛教的根本問題是思想問題。在《遊心法海六十年》中，印老說：“虛大師所提倡的佛教運動，我原則上贊成的，但覺得不容易成功。出家以來，多少感受到現實佛教界的問題，根本是思想問題。我不象太虛大師那樣，提出“教理革命”，卻願意多多理解教理，對佛教思想起一些澄清作用。”[13]印順這番話已是晚年的回顧。但從這番話裏，我們仍能體會到早年法師心如明鏡的智慧，和平實的態度與心情。我們不妨由此深入，探尋印順因何選擇了一條用手中的一支筆主導佛教的“思想革命”[14]，用文字般若來弘揚人間佛教的道路。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他的善于思考，善于寫作，而性喜平實，使他作出了這種選擇。
1．印順爲佛法的興衰而研究和寫作
他的善于思考和寫作，可從早年他屢屢受太虛之命寫評論文章，回應教內外對佛法的“錯誤”理解，窺見一斑。例如，1938年周繼武居士一再發表論文，論證《大乘起信論》與唯識學相同，太虛囑印順評論之，印順于是作《周繼武居士<起信論正謬>》。1939年秋，太虛從昆明寄來林語堂的《吾國與吾民》，要印順對有關不利佛教的歪曲醜化的部分，加以評正，他受命寫了《吾國吾民與佛教》。1941年支那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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