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視和弘揚人間佛教的慈善思想資源，爲建構中國特色的慈善文化服務
中國宗教雜志社 胡紹皆
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出了重要部署。《決定》明確提出，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中，要“發展慈善事業，完善社會捐贈免稅減稅政策，增強全社會慈善意識”，要“發揮宗教在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的積極作用”。一年來，論者關于後一句話的理解、論述和闡釋，是比較充分的。但把這兩句話聯系起來加以討論，卻所見不多。我認爲，雖然這兩句話不是在《決定》的同一章節中提出來的，但卻有著深刻的關聯，如果聯系起來加以思考，會帶給我們新的啓發，這就是：“在發展慈善事業，增強全社會慈善意識中，宗教能夠發揮哪些積極作用
”由于篇幅的限製，本文不准備就這一命題給出全面的回答，僅就人間佛教的慈善思想資源與中國特色慈善文化的建構，提出若幹想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發展慈善事業，增強公民慈善意識，
需要有深厚的慈善文化作爲支撐
改革開放近30年來，我國經濟一直處于非同尋常的高速增長之中。高速增長的經濟在製造了越來越多的富人的同時，也帶來了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事實。據亞洲開發銀行2007年8月8日發表的《亞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報告指出，在22個納入亞行研究範圍的國家中，中國的貧富差距成爲亞洲之冠。在衡量分配不平等的兩個常見指標中，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與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國是11倍，高出其他國家一大截；基尼系數，2004年中國的數值是0．4725，僅比尼泊爾的0．4730略低，遠遠高于印度、韓國等國家和地區。亞行指出，從1993到2004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從0．407擴大到0．4725，已經達到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
貧富差距的急劇擴大，不僅會對社會穩定産生現實影響，而且也將給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潛在威脅。
按照歐美國家市場經濟發展的經驗，要縮小貧富差距，社會財富就應當有叁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市場分配，講的是效率。即各種經濟主體通過市場的自由競爭，生産效率高者勝出，生産效率低者失敗或者被淘汰。第二次分配是稅收分配，講的是公平。即政府通過製定公平的稅收政策，讓部分社會財富掌握在政府手中，使社會機器正常運轉，同時調整和縮小第一次分配所形成的貧富差距。第叁次分配就是慈善分配，講的是社會責任。所謂“慈善分配”，就是富人將自己的部分財富自願捐贈給窮人，幫助窮人改善生活、教育和醫療條件，從而最直接地縮小貧富差距，形成與社會互動雙贏的良性循環。
在歐美一些發達國家中，“慈善分配”作爲社會財富的第叁次分配方式，已經成爲一種成熟的社會機製，對彌補社會分配不公和政府保障不足，縮小兩極分化，促進社會和諧發揮著極爲重要的作用。據美國施惠基金會(GivingUSAFoundation)2007年6月25日公布的年度報告說，2006年，美國人的慈善捐款近3000億美元，扣除通脹因素後，比上年度增加了1％。如果不考慮災害救濟捐助，總增長率爲3．2％。另據美國慈善基金會(CharitiesAidFoundation)2006年11月所做的一項比較，美國是當今世界上最熱心慈善的國家，按照占國內生産總值(GDP)的百分比來計算，美國的善款占1．67％，排名第一；英國爲0．73％，排名第二；加拿大爲0．72％，排第叁。亞洲的新加坡爲0．29％，名列第八。而在慈善捐款的使用方面，宗教組織得到的捐勵最多，爲968億2000萬美元(相當于善款總數的32．8％)；另外一大筆(爲409億8000萬美元)捐給了教育，包括贈給學院、大學和圖書館等，這個數目占了捐款總額的13．9％。”
美國施惠基金會的報告還顯示，慈善捐款的高速增長都來自個人捐款者，而且每年如此。世界首富、微軟公司總裁比爾·蓋茨，從2001—2004年的4年裏，一共捐出了230億美元，相當于他淨資産的54％。 2006年6月，世界第二大富豪沃倫·巴菲特，把自己85％的身家，即價值370億美元的股票，捐贈給了比爾·蓋茨管理的基金。這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筆個人慈善捐款。在美國，像比爾·蓋茨、沃倫·巴菲特這樣熱心公益事業的富豪並不少見，根據《福布斯》雜志的美國慈善榜統計，10年內，美國富豪對各類慈善組織的捐贈總額超過了2000億美元。不僅美國富豪熱心慈善，在年收入低于10萬美元的美國普通家庭中，也有65％熱心慈善。
那麼，在經濟高速成長、貧富差距又不斷擴大的中國，究竟有多少富人拿出自己的財富，參與“第叁次分配”了呢
中國公衆的慈善意識和慈善行爲又如何呢
根據目前國內最大的慈善組織——中華慈善總會的統計數據顯示，他們所獲捐贈的70％，都來自國外和港臺，國內富豪的捐贈僅占15％還不到。而據國家發改委有關人士透露，國內工商注冊登記的企業超過1000萬家，但有過捐贈記錄的不超過10萬家，99％的企業從來沒有參與過捐贈。
不僅中美兩國富人慈善捐款數有著天壤之別，就是普通公衆的慈善捐款，中美兩國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據統計：2002年，中國的私人捐贈人均只有0．92元人民幣，不到當年GDP的萬分之一。而2003年美國人均私人捐款828．7美元，中國和美國人均收入相比爲1：38，人均慈善捐款相比爲1：7300。我國的志願服務參與率每年約4000萬人，占全部人口的3％，而美國的志願服務參與率卻達到了44％。
面對這樣的調查結果，人們不禁要問：爲什麼美國的富人和普通公衆會如此熱心社會公益事業
是什麼原因阻礙了中國富人們的行善之舉
又是什麼原因讓中國公衆的愛心善念久違了呢
答案也許是多種多樣的，但比較一致的答案有那麼幾條：一是中國有關慈善事業的政策法規滯後，至今爲止，還沒有出臺專門性的法律法規，導致了行善渠道不暢；二是中國慈善機構較少而且官辦色彩濃厚，績效不彰，影響了人們慈善捐助的積極性；叁是中國的富人還剛剛走出原始積累階段，他們最關心的是怎樣增加自己的財富，而沒有太多精力顧及慈善事業；四是目前社會上“仇富”心態盛行，對富豪來說，讓別人知道自己有錢不是好事；五是有人欺騙利用人們的善心，善款未盡善用，挫傷了人們參與慈善活動的積極性，等等。對于上述種種主客觀原因，我認爲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更認爲，慈善事業的發展，除了需要解決上述種種主客觀矛盾之外，更需要有一種深刻的文化背景作爲支撐。
我們必須承認，美國的富人和普通公衆，之所以如此熱心于慈善事業，是因爲美國有著深厚的慈善文化，這種慈善文化建基于美國人虔誠的宗教信仰之中，從而超越了時代，超越了種族，也超越了貧富。美國是當今世界宗教氛圍最爲濃厚的國家。對于信仰虔誠的美國教徒(不論是富豪還是普通公衆)來說，積極參加社會服務，向慈善事業捐贈自己的時間和金錢，是對宗教信仰和道德原則的最好實踐。樂善好施，幫助別人，不僅是愛心的具體體現，也是基督教信仰的根本要求。19世紀美國長老會布道家查爾斯·芬尼就曾經說：“上帝恩寵的證據是一個人對他人的樂善好施。”這種建基于基督教信仰，的慈善理念，對于美國社會慈善事業的高度發展，産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響。國資委宏觀經濟研究部的趙曉博士，曾經在《有，教堂的市場經濟與無教堂的市場經濟》一文中，對教堂給予美國慈善事業的影響有過深入分析。他說，教堂對于美國市場經濟的一個相當重要的作用就是引導財富的消費，調節窮人與富人間的緊張關系。對于一個虔誠的清教徒富豪來說，他的宗教信仰將告訴他：獲取財富只是爲榮耀上帝，對他自己來說，必須合理地使用財富，永遠保持謙卑才是上帝所贊許的美德。所以，在美國，人們看到，有錢的人將財富的1／10捐獻給教堂，讓其他教友、分享；財富排行榜上的富豪與社會捐獻榜上的排名高度重合……趙曉指出，這一切，如果沒有了上帝的約束，都將是不可能的。
行文至此，我們並不是說，要在中國發展慈善事業，就必須在中國發展基督教。我們只想指出的是，慈善作爲一種體現人類高尚品行的事業，必須要有一種內在的慈善文化和慈善價值理念作依托。就像美國有其獨特的慈善文化和慈善傳統一樣，中華民族作爲曆史悠久的文明古國，自古以來就有積德行善、扶危濟困、樂善好施、同情弱者的優良傳統，從村落家族的義莊、義田、義塾到宗教寺院的救濟貧病的善行，從政府的開倉赈災到社會的慈幼濟貧，中華民族的慈善事業源遠流長。在中華民族的傳統思想文化中，也有著深厚的慈善文化積澱，如：儒家講仁者愛人，佛家講慈悲爲懷，道家講齊同慈愛，等等。但令人遺憾的是，新中國成立後，由于政策、體製的原因，我國民間悠久的慈善傳統一度中斷。而改革開放前幾十年裏的多次政治運動，把中國人的傳統道德和價值觀(包括與之相連系的慈善理念)摧殘得七零八落；改革開放後，席卷而來的商品經濟以及“一切向錢看”的社會思潮，又進一步瓦解了社會上僅存的善意。這就是當前我國富人和公衆較少行善的深層文化原因。因此，要發展我國的慈善事業，我們就必須同時著手重建我們的慈善理念，建構具有時代特點和中國特色的慈善文化。只有這樣，我國的慈善事業才能夠獲得持久的成長動力與堅實的發展基礎。而如何建構中國特色的慈善文化，我認爲，路徑之一，就是必須重新回到我們的傳統文化(儒、釋、道)之中，去尋找返本開新的慈善思想資源。
二、熱心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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