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和弘扬人间佛教的慈善思想资源，为建构中国特色的慈善文化服务
中国宗教杂志社 胡绍皆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重要部署。《决定》明确提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要“发展慈善事业，完善社会捐赠免税减税政策，增强全社会慈善意识”，要“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一年来，论者关于后一句话的理解、论述和阐释，是比较充分的。但把这两句话联系起来加以讨论，却所见不多。我认为，虽然这两句话不是在《决定》的同一章节中提出来的，但却有着深刻的关联，如果联系起来加以思考，会带给我们新的启发，这就是：“在发展慈善事业，增强全社会慈善意识中，宗教能够发挥哪些积极作用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不准备就这一命题给出全面的回答，仅就人间佛教的慈善思想资源与中国特色慈善文化的建构，提出若干想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发展慈善事业，增强公民慈善意识，
需要有深厚的慈善文化作为支撑
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经济一直处于非同寻常的高速增长之中。高速增长的经济在制造了越来越多的富人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据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8月8日发表的《亚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报告指出，在22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中，中国的贫富差距成为亚洲之冠。在衡量分配不平等的两个常见指标中，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国是11倍，高出其他国家一大截；基尼系数，2004年中国的数值是0．4725，仅比尼泊尔的0．4730略低，远远高于印度、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亚行指出，从1993到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7扩大到0．4725，已经达到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
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不仅会对社会稳定产生现实影响，而且也将给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潜在威胁。
按照欧美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要缩小贫富差距，社会财富就应当有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市场分配，讲的是效率。即各种经济主体通过市场的自由竞争，生产效率高者胜出，生产效率低者失败或者被淘汰。第二次分配是税收分配，讲的是公平。即政府通过制定公平的税收政策，让部分社会财富掌握在政府手中，使社会机器正常运转，同时调整和缩小第一次分配所形成的贫富差距。第三次分配就是慈善分配，讲的是社会责任。所谓“慈善分配”，就是富人将自己的部分财富自愿捐赠给穷人，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条件，从而最直接地缩小贫富差距，形成与社会互动双赢的良性循环。
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中，“慈善分配”作为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方式，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社会机制，对弥补社会分配不公和政府保障不足，缩小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和谐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据美国施惠基金会(GivingUSAFoundation)2007年6月25日公布的年度报告说，2006年，美国人的慈善捐款近3000亿美元，扣除通胀因素后，比上年度增加了1％。如果不考虑灾害救济捐助，总增长率为3．2％。另据美国慈善基金会(CharitiesAidFoundation)2006年11月所做的一项比较，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热心慈善的国家，按照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分比来计算，美国的善款占1．67％，排名第一；英国为0．73％，排名第二；加拿大为0．72％，排第三。亚洲的新加坡为0．29％，名列第八。而在慈善捐款的使用方面，宗教组织得到的捐励最多，为968亿2000万美元(相当于善款总数的32．8％)；另外一大笔(为409亿8000万美元)捐给了教育，包括赠给学院、大学和图书馆等，这个数目占了捐款总额的13．9％。”
美国施惠基金会的报告还显示，慈善捐款的高速增长都来自个人捐款者，而且每年如此。世界首富、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从2001—2004年的4年里，一共捐出了230亿美元，相当于他净资产的54％。 2006年6月，世界第二大富豪沃伦·巴菲特，把自己85％的身家，即价值370亿美元的股票，捐赠给了比尔·盖茨管理的基金。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个人慈善捐款。在美国，像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这样热心公益事业的富豪并不少见，根据《福布斯》杂志的美国慈善榜统计，10年内，美国富豪对各类慈善组织的捐赠总额超过了2000亿美元。不仅美国富豪热心慈善，在年收入低于10万美元的美国普通家庭中，也有65％热心慈善。
那么，在经济高速成长、贫富差距又不断扩大的中国，究竟有多少富人拿出自己的财富，参与“第三次分配”了呢
中国公众的慈善意识和慈善行为又如何呢
根据目前国内最大的慈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他们所获捐赠的70％，都来自国外和港台，国内富豪的捐赠仅占15％还不到。而据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透露，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
不仅中美两国富人慈善捐款数有着天壤之别，就是普通公众的慈善捐款，中美两国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据统计：2002年，中国的私人捐赠人均只有0．92元人民币，不到当年GDP的万分之一。而2003年美国人均私人捐款828．7美元，中国和美国人均收入相比为1：38，人均慈善捐款相比为1：7300。我国的志愿服务参与率每年约4000万人，占全部人口的3％，而美国的志愿服务参与率却达到了44％。
面对这样的调查结果，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美国的富人和普通公众会如此热心社会公益事业
是什么原因阻碍了中国富人们的行善之举
又是什么原因让中国公众的爱心善念久违了呢
答案也许是多种多样的，但比较一致的答案有那么几条：一是中国有关慈善事业的政策法规滞后，至今为止，还没有出台专门性的法律法规，导致了行善渠道不畅；二是中国慈善机构较少而且官办色彩浓厚，绩效不彰，影响了人们慈善捐助的积极性；三是中国的富人还刚刚走出原始积累阶段，他们最关心的是怎样增加自己的财富，而没有太多精力顾及慈善事业；四是目前社会上“仇富”心态盛行，对富豪来说，让别人知道自己有钱不是好事；五是有人欺骗利用人们的善心，善款未尽善用，挫伤了人们参与慈善活动的积极性，等等。对于上述种种主客观原因，我认为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更认为，慈善事业的发展，除了需要解决上述种种主客观矛盾之外，更需要有一种深刻的文化背景作为支撑。
我们必须承认，美国的富人和普通公众，之所以如此热心于慈善事业，是因为美国有着深厚的慈善文化，这种慈善文化建基于美国人虔诚的宗教信仰之中，从而超越了时代，超越了种族，也超越了贫富。美国是当今世界宗教氛围最为浓厚的国家。对于信仰虔诚的美国教徒(不论是富豪还是普通公众)来说，积极参加社会服务，向慈善事业捐赠自己的时间和金钱，是对宗教信仰和道德原则的最好实践。乐善好施，帮助别人，不仅是爱心的具体体现，也是基督教信仰的根本要求。19世纪美国长老会布道家查尔斯·芬尼就曾经说：“上帝恩宠的证据是一个人对他人的乐善好施。”这种建基于基督教信仰，的慈善理念，对于美国社会慈善事业的高度发展，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国资委宏观经济研究部的赵晓博士，曾经在《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一文中，对教堂给予美国慈善事业的影响有过深入分析。他说，教堂对于美国市场经济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作用就是引导财富的消费，调节穷人与富人间的紧张关系。对于一个虔诚的清教徒富豪来说，他的宗教信仰将告诉他：获取财富只是为荣耀上帝，对他自己来说，必须合理地使用财富，永远保持谦卑才是上帝所赞许的美德。所以，在美国，人们看到，有钱的人将财富的1／10捐献给教堂，让其他教友、分享；财富排行榜上的富豪与社会捐献榜上的排名高度重合……赵晓指出，这一切，如果没有了上帝的约束，都将是不可能的。
行文至此，我们并不是说，要在中国发展慈善事业，就必须在中国发展基督教。我们只想指出的是，慈善作为一种体现人类高尚品行的事业，必须要有一种内在的慈善文化和慈善价值理念作依托。就像美国有其独特的慈善文化和慈善传统一样，中华民族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自古以来就有积德行善、扶危济困、乐善好施、同情弱者的优良传统，从村落家族的义庄、义田、义塾到宗教寺院的救济贫病的善行，从政府的开仓赈灾到社会的慈幼济贫，中华民族的慈善事业源远流长。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文化中，也有着深厚的慈善文化积淀，如：儒家讲仁者爱人，佛家讲慈悲为怀，道家讲齐同慈爱，等等。但令人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策、体制的原因，我国民间悠久的慈善传统一度中断。而改革开放前几十年里的多次政治运动，把中国人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包括与之相连系的慈善理念)摧残得七零八落；改革开放后，席卷而来的商品经济以及“一切向钱看”的社会思潮，又进一步瓦解了社会上仅存的善意。这就是当前我国富人和公众较少行善的深层文化原因。因此，要发展我国的慈善事业，我们就必须同时着手重建我们的慈善理念，建构具有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的慈善文化。只有这样，我国的慈善事业才能够获得持久的成长动力与坚实的发展基础。而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慈善文化，我认为，路径之一，就是必须重新回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儒、释、道)之中，去寻找返本开新的慈善思想资源。
二、热心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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