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關心，沒有弘揚教化的社會責任意識，使佛教面臨真正的危機。“人間佛教”理論的提出，從佛教內部的發展而言，主要是爲了對治佛教徒的消極避世，對世事漠不關心的態度。中國佛教徒，雖然倡言教在大乘，卻多行在小乘，對世事漠不關心，佛教慈悲利世的精神不振，除少數高僧大德外，依靠佛門混口飯吃，過自證自悟的“自了”式生活的僧人不在少數。一般僧衆只知以“享受福報”或“靜定理修”爲修行目標，“無論重行解，或重證悟到如何圓妙(境地)，都只空想，不成事實”，明清以降，更是變本加厲，每況愈下。研究佛教的“一般知識階層中，或以佛法爲達到本體的哲學，或則但認一句禅謎，或則但守一句佛名，或則但以佛法經書、形象、數珠、木魚、蒲團等項爲佛事，而不悟人世間無一非佛法，無一非佛事”，不懂得大乘佛法即俗即真的道理，不知“一切有益人群之行爲皆佛之因行”。他告誡僧衆，現在學佛修行，“須以吾人能實行之佛的因行上去普遍修習”，盡自己最大努力，發揚自利利他的菩薩道精神，從事對社會有用的工作，“便是修習佛的因行”。如果還是對世事麻木不仁，拒絕對世俗社會的參與與關心，“便是斷絕佛種!”太虛想以此將佛教徒拉回到現實人生中來，實現利益衆生的社會目標，同時也達到自我解脫的目的。

　　針對佛教存在的種種積弊，太虛提出了“教理革命”、“教製革命”、“教産革命”的佛教叁革命。可以說，這成爲後來太虛人間佛教改革的具體內容，規定了太虛人間佛教改革的革新品格和基本方向。民國元年(1912)，太虛與祗洹精舍的同學楊仁山等人在南京創設“中國佛教會”，後並人敬安的中華佛教總會。不久，敬安在北京殉教，太虛有感于佛教界消極頹廢的現狀，在上海召開的敬安法師追悼會上，提出了佛教“教理革命、教製革命、教産革命”的叁革命口號，主張對佛教進行全面革新。

　　所謂“教理革命”，其中心是在于革除舊佛教中那些愚弄世人的鬼神迷信，以及厭棄世事的消極主義等，而積極倡導以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慈悲精神，以五戒十善爲人生的基本道德准則，去改善國家社會，增進人類的互助互愛，探究宇宙人生的真相，指導人類的向上發展而更加進步，重續隋唐佛教利樂有情的人間佛教情懷和現實主義品格。這是針對佛教長期服務于經忏等迷信活動所提出的主張，其晚年所著的《真現實論》即是他長期進行教理革命思考的思想結晶，可以看成太虛教理革命的成就之一。

　　“教製革命”即改革僧伽製度，即通過對僧衆生活、組織製度的改革，建立起適應時代的需要、真正能主持佛法的僧團。僧伽製度的改革主要是針對佛教內部的弊端所做的調整，要實現佛教服務于現代社會的目標，首先必須實現自身的轉型，從這一意義上講，僧伽製度的改革和調整在太虛整個改革實踐中，具有基礎和首要的地位。僧伽製度的改革和調整包括僧教育製度的調整和僧伽製度的改革兩大部分內容，前者主要是針對當時不斷變更的教育政策而作的回應，後者主要是有感于傳統佛教義林製度存在的弊病而做出的調整。太虛對僧教育以及一般民衆教育問題十分關心，傾注其大半生的心血。全國第一所現代意義的佛學院——武昌佛學院，就是在他領導下創立的，其後閩南佛學院、教理佛學院也是在太虛的倡導下成立的。在太虛影響和推動下，全國相繼成立的佛教教育機構不斷湧現，可以說，近代中國僧伽教育的蓬勃發展，僧教育體系的建立，都和太虛的努力分不開。太虛在規劃僧教育製度時，十分注重主旨貫徹原則和適應現代社會原則的結合，強調僧伽品格的健全之必要，及貫徹農禅、工禅自力更生的傳統佛教精神。太虛重視僧伽製度的改革和整頓，在于中國佛教自宋、元、明、清以來，已經習于空疏談禅，忽視經教律儀的學習和研究，重行持而不重義解，“尚禅宗者，斥除一切經律論議”，佛教經典成爲寺院的供奉裝飾品，禅者“越到後頭越簡單，只看一句話，門庭愈狹小，愈孤陋寡聞”，淨土宗“亦勸人不參禅學教，專守一句彌陀”，以念佛往生爲唯一目標，形成“高者隱山靜修，卑者賴佛求活”的怪誕局面。正因爲如此，太虛在其曆次僧製、僧教育計劃中，才會十分重視戒律修行和經典的深入研讀這兩個環節。

　　“教産革命”是反對把寺廟佛教財産變爲少數住持的私産，廢除按法派繼承遺産的製度，而要使佛教財産成爲十方僧衆所公有，以爲供養有德長老，培養青年僧伽，興辦各種佛教事業之用。佛教刹派、法派的傳承起于明、清之際。刹派、法派的形成受傳統中國宗法性血緣家族觀念的影響很大。明末清初以降，義學衰敗，佛教幾乎成爲流民、逃犯、遊手好閑之人謀一口飯吃的寄居所，他們文化素養低，對佛教義學經典根本不具備研讀的能力，同時不遵守佛教戒律，造成極壞的影響。唯有部分不願意受異族統治的漢族士大夫知識分子，他們紛紛逃禅，或成爲佛教居士，支撐著佛教的發展，但杯水車薪，也扭轉不了佛教衰敗之勢。義林寺院蛻變成獨尊各寺祖師遺風，各自保持祖規，保守祖業，各興家風，自成一家的“變相家族”。法派與子孫派的傳承由之而起。筆者認爲，這種只認各宗祖師，保持祖規、祖業的行爲，不單純受宗法血緣家族製的影響，自唐以降佛教各宗派之間本身就存在彼此不相容的門戶之見，禅宗各派的興起，更以自己獨特的宗風顯揚于世，這也是導致刹派、法派系統形成的原因之一。但是太虛有關家族製對于中華民族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負面影響之看法還是很正確的，“中國民族，乃至中國佛教最大的弱點則在家族性太深，中國佛教僧寺亦變爲一個一個家産，此爲中國僧寺沒法整興之症結處。若能醫好此病症，中國之佛教乃可重振”。之所以如此，因爲刹派、法派流弊影響社會極深，在當時佛教界占有很大優勢，成爲佛教改革過程中的阻礙力量。子孫式的傳承，使某一勢力長期霸占傳統大義林寺産，使得佛教十方常住的財産，成爲少數寺院住持的私産，將寺院傳給徒子徒孫，或者變賣寺屋，勾結權貴。由此佛教的公産無法用于佛教的教育、文化，或宣傳、慈善事業等弘法活動，實際上就等于癱瘓了曆代義林的僧教育系統，破壞了義林選賢傳賢的傳承製度，影響到了佛教整體功能的運作。太虛提出他理想中的寺産管理辦法：“僧寺財産爲全國僧團所有，選任住持等管理之，國內外僧衆，皆得依規律來享用。不惟非以“僧寺財産”專歸佛會充辦教育慈善等社會事業之用，且當增盛僧衆之財産，改善僧衆之享用。年滿十八歲以上爲出家之沙彌僧、比丘僧者，務使青年僧得享用之，以修學佛法；壯年僧得享用之，以宣傳佛法及辦諸佛事；老年僧得享用之，以爲深造之修持與研究；依法遊行參訪者，“得爲相當供養；並爲編印經典、及裝飾僧宇等，隆建叁寶之用”。太虛大師認爲，這樣一種製度如果能夠實現的話，不但佛教系列改革運動有了固定的經濟來源，而且對于當時流散失所的僧青年，亦有了一個可以歸心、團結的大家庭，不至于因社會環境的。大變遷而改變自己的信仰，紛紛還俗。但是這一計劃一經推出，即遭到了刹派、法派既得利益者的二致反對。雖然在太虛的組織下，成立了全國佛教會，但大部分參與者都是擁有一方寺廟財産的住持，他們大部分只是迫于政治壓力而暫時敷衍而已，沒有真正願意參與太虛寺産的改革運動的。

　　太虛的人間佛教改革實踐，雖然由于各種機緣的不夠成熟，基本上沒有達到太虛所預定的理想目標，但他這種力排衆議，敢于實踐的精神，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民國以來的學術界，以太虛等爲代表新佛學與現代新儒學的興起有著同樣的曆史機緣和挑戰，他們都主動去承負傳統文化命運的艱難與多舛，同樣有著複興中國文化，增強民族自信，甚至爲民族文化選擇新的生長點和出路的強烈動機與願望。如果把新儒家群體和新佛家群體都視爲給民族文化治病把脈的醫生的話，醫治傳統文化的弊病，讓傳統文化重新煥發新的活力和生機是他們的共同目的；但他們對傳統文化病情的把握，治病思路及所開處方等方面卻抱有很不相同的看法，因此他們對傳統佛學的診斷結果也就大不一樣。

　　現代新儒家從總體上認同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學、佛學與道家，認爲傳統文化沒有什麼大病，只要對其進行適當地調整，就可以應付現時代的挑戰，甚至可以對治西方文化的弊病，拯救西方文化的危機，因此他們建構道德形而上學體系來涵攝世界文化各層意識和價值，至于傳統佛學，雖多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弊端，但作爲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之一，同樣具有優越于西方文化的特質。新儒家力求汲取傳統佛學尤其是天臺、華嚴、禅宗等的營養精華，融人他們的道德形而上學體系之中。以太虛等爲代表的新佛家則認爲，傳統文化病得不輕，不但儒、道文化弊病多端，傳統佛學更是日益僵化，漸漸失去了其應有的生命力和批判力，由于他們自身的佛教立場，對佛教本身的批評和反省就顯得十分中肯、鞭辟人裏，他們的這一態度決定了其顯明的反傳統性格，和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義情緒形成鮮明的對照，藍吉富指出，不管是支那內學院歐陽竟無、呂澂爲代表的唯識學的複興，還是印順對中觀學派的回歸，都夾雜著太多的反傳統傾向。

　　太虛佛學思想主要是以中國佛學爲主，其一生的主要精力致力于人間佛教改革運動，提出了教産、教理、教製叁大革命爲宗旨的人間佛教理論，就這些改革及其實踐看，也表現出一種社會批判力和革新性格。現代新儒家側重于積極自由的倫理學，忽略了消極自由層面的政治法規、製度等對整合社會的積極作用，所以他們高揚道德理想主義的旗幟。太虛注重佛學的社會實踐品格、整頓教産、力證佛教的現實主義品格，與現代新儒學的高調的道德理想主義形成鮮明對照。可以這樣認爲，當茅海建教授所說的清王朝這一“政治天朝”崩潰之際，“文化天朝”的理想卻成爲一代新儒家的迷夢。而與此同時，以太虛、印順爲代表的人間佛教改革運動及歐陽竟無、呂澂等的唯識學複興運動，則是一種基于理性與革新精神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運動，對促進傳統佛學乃至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近現代轉型，起了十分關鍵的作用。當現代新儒家還在構建其文化天朝的迷夢，當對傳統文化徹底失去信心的西化論者肆意踐踏傳統價值之際，以太虛等爲代表的人間佛教改革運動能夠在堅定傳統佛教價值理想之際，不斷地從事佛教製度、思想等層面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拯救，並將這種理性批判和拯救和民族自強獨立的目標統一起來。

　　以太虛等爲代表的人間佛教改革運動薪火傳遞，經過趙樸初、印順和星雲等人在內地和臺灣的不斷努力，將利樂有情、慈悲利世的人間佛教精神紮根于中華大地，對建構和諧有序的社會生活起了十分積極的作用。由此，重提太虛對傳統佛學弊病的批評及其人間佛教論的革新義，意義遠不止于懷念和紀念。

《試析太虛人間佛教改革對傳統的批評與革新品格(陳芷烨、焦自軍)》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