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关心，没有弘扬教化的社会责任意识，使佛教面临真正的危机。“人间佛教”理论的提出，从佛教内部的发展而言，主要是为了对治佛教徒的消极避世，对世事漠不关心的态度。中国佛教徒，虽然倡言教在大乘，却多行在小乘，对世事漠不关心，佛教慈悲利世的精神不振，除少数高僧大德外，依靠佛门混口饭吃，过自证自悟的“自了”式生活的僧人不在少数。一般僧众只知以“享受福报”或“静定理修”为修行目标，“无论重行解，或重证悟到如何圆妙(境地)，都只空想，不成事实”，明清以降，更是变本加厉，每况愈下。研究佛教的“一般知识阶层中，或以佛法为达到本体的哲学，或则但认一句禅谜，或则但守一句佛名，或则但以佛法经书、形象、数珠、木鱼、蒲团等项为佛事，而不悟人世间无一非佛法，无一非佛事”，不懂得大乘佛法即俗即真的道理，不知“一切有益人群之行为皆佛之因行”。他告诫僧众，现在学佛修行，“须以吾人能实行之佛的因行上去普遍修习”，尽自己最大努力，发扬自利利他的菩萨道精神，从事对社会有用的工作，“便是修习佛的因行”。如果还是对世事麻木不仁，拒绝对世俗社会的参与与关心，“便是断绝佛种!”太虚想以此将佛教徒拉回到现实人生中来，实现利益众生的社会目标，同时也达到自我解脱的目的。
针对佛教存在的种种积弊，太虚提出了“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佛教三革命。可以说，这成为后来太虚人间佛教改革的具体内容，规定了太虚人间佛教改革的革新品格和基本方向。民国元年(1912)，太虚与祗洹精舍的同学杨仁山等人在南京创设“中国佛教会”，后并人敬安的中华佛教总会。不久，敬安在北京殉教，太虚有感于佛教界消极颓废的现状，在上海召开的敬安法师追悼会上，提出了佛教“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三革命口号，主张对佛教进行全面革新。
所谓“教理革命”，其中心是在于革除旧佛教中那些愚弄世人的鬼神迷信，以及厌弃世事的消极主义等，而积极倡导以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慈悲精神，以五戒十善为人生的基本道德准则，去改善国家社会，增进人类的互助互爱，探究宇宙人生的真相，指导人类的向上发展而更加进步，重续隋唐佛教利乐有情的人间佛教情怀和现实主义品格。这是针对佛教长期服务于经忏等迷信活动所提出的主张，其晚年所著的《真现实论》即是他长期进行教理革命思考的思想结晶，可以看成太虚教理革命的成就之一。
“教制革命”即改革僧伽制度，即通过对僧众生活、组织制度的改革，建立起适应时代的需要、真正能主持佛法的僧团。僧伽制度的改革主要是针对佛教内部的弊端所做的调整，要实现佛教服务于现代社会的目标，首先必须实现自身的转型，从这一意义上讲，僧伽制度的改革和调整在太虚整个改革实践中，具有基础和首要的地位。僧伽制度的改革和调整包括僧教育制度的调整和僧伽制度的改革两大部分内容，前者主要是针对当时不断变更的教育政策而作的回应，后者主要是有感于传统佛教义林制度存在的弊病而做出的调整。太虚对僧教育以及一般民众教育问题十分关心，倾注其大半生的心血。全国第一所现代意义的佛学院——武昌佛学院，就是在他领导下创立的，其后闽南佛学院、教理佛学院也是在太虚的倡导下成立的。在太虚影响和推动下，全国相继成立的佛教教育机构不断涌现，可以说，近代中国僧伽教育的蓬勃发展，僧教育体系的建立，都和太虚的努力分不开。太虚在规划僧教育制度时，十分注重主旨贯彻原则和适应现代社会原则的结合，强调僧伽品格的健全之必要，及贯彻农禅、工禅自力更生的传统佛教精神。太虚重视僧伽制度的改革和整顿，在于中国佛教自宋、元、明、清以来，已经习于空疏谈禅，忽视经教律仪的学习和研究，重行持而不重义解，“尚禅宗者，斥除一切经律论议”，佛教经典成为寺院的供奉装饰品，禅者“越到后头越简单，只看一句话，门庭愈狭小，愈孤陋寡闻”，净土宗“亦劝人不参禅学教，专守一句弥陀”，以念佛往生为唯一目标，形成“高者隐山静修，卑者赖佛求活”的怪诞局面。正因为如此，太虚在其历次僧制、僧教育计划中，才会十分重视戒律修行和经典的深入研读这两个环节。
“教产革命”是反对把寺庙佛教财产变为少数住持的私产，废除按法派继承遗产的制度，而要使佛教财产成为十方僧众所公有，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养青年僧伽，兴办各种佛教事业之用。佛教刹派、法派的传承起于明、清之际。刹派、法派的形成受传统中国宗法性血缘家族观念的影响很大。明末清初以降，义学衰败，佛教几乎成为流民、逃犯、游手好闲之人谋一口饭吃的寄居所，他们文化素养低，对佛教义学经典根本不具备研读的能力，同时不遵守佛教戒律，造成极坏的影响。唯有部分不愿意受异族统治的汉族士大夫知识分子，他们纷纷逃禅，或成为佛教居士，支撑着佛教的发展，但杯水车薪，也扭转不了佛教衰败之势。义林寺院蜕变成独尊各寺祖师遗风，各自保持祖规，保守祖业，各兴家风，自成一家的“变相家族”。法派与子孙派的传承由之而起。笔者认为，这种只认各宗祖师，保持祖规、祖业的行为，不单纯受宗法血缘家族制的影响，自唐以降佛教各宗派之间本身就存在彼此不相容的门户之见，禅宗各派的兴起，更以自己独特的宗风显扬于世，这也是导致刹派、法派系统形成的原因之一。但是太虚有关家族制对于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之看法还是很正确的，“中国民族，乃至中国佛教最大的弱点则在家族性太深，中国佛教僧寺亦变为一个一个家产，此为中国僧寺没法整兴之症结处。若能医好此病症，中国之佛教乃可重振”。之所以如此，因为刹派、法派流弊影响社会极深，在当时佛教界占有很大优势，成为佛教改革过程中的阻碍力量。子孙式的传承，使某一势力长期霸占传统大义林寺产，使得佛教十方常住的财产，成为少数寺院住持的私产，将寺院传给徒子徒孙，或者变卖寺屋，勾结权贵。由此佛教的公产无法用于佛教的教育、文化，或宣传、慈善事业等弘法活动，实际上就等于瘫痪了历代义林的僧教育系统，破坏了义林选贤传贤的传承制度，影响到了佛教整体功能的运作。太虚提出他理想中的寺产管理办法：“僧寺财产为全国僧团所有，选任住持等管理之，国内外僧众，皆得依规律来享用。不惟非以“僧寺财产”专归佛会充办教育慈善等社会事业之用，且当增盛僧众之财产，改善僧众之享用。年满十八岁以上为出家之沙弥僧、比丘僧者，务使青年僧得享用之，以修学佛法；壮年僧得享用之，以宣传佛法及办诸佛事；老年僧得享用之，以为深造之修持与研究；依法游行参访者，“得为相当供养；并为编印经典、及装饰僧宇等，隆建三宝之用”。太虚大师认为，这样一种制度如果能够实现的话，不但佛教系列改革运动有了固定的经济来源，而且对于当时流散失所的僧青年，亦有了一个可以归心、团结的大家庭，不至于因社会环境的。大变迁而改变自己的信仰，纷纷还俗。但是这一计划一经推出，即遭到了刹派、法派既得利益者的二致反对。虽然在太虚的组织下，成立了全国佛教会，但大部分参与者都是拥有一方寺庙财产的住持，他们大部分只是迫于政治压力而暂时敷衍而已，没有真正愿意参与太虚寺产的改革运动的。
太虚的人间佛教改革实践，虽然由于各种机缘的不够成熟，基本上没有达到太虚所预定的理想目标，但他这种力排众议，敢于实践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民国以来的学术界，以太虚等为代表新佛学与现代新儒学的兴起有着同样的历史机缘和挑战，他们都主动去承负传统文化命运的艰难与多舛，同样有着复兴中国文化，增强民族自信，甚至为民族文化选择新的生长点和出路的强烈动机与愿望。如果把新儒家群体和新佛家群体都视为给民族文化治病把脉的医生的话，医治传统文化的弊病，让传统文化重新焕发新的活力和生机是他们的共同目的；但他们对传统文化病情的把握，治病思路及所开处方等方面却抱有很不相同的看法，因此他们对传统佛学的诊断结果也就大不一样。
现代新儒家从总体上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佛学与道家，认为传统文化没有什么大病，只要对其进行适当地调整，就可以应付现时代的挑战，甚至可以对治西方文化的弊病，拯救西方文化的危机，因此他们建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来涵摄世界文化各层意识和价值，至于传统佛学，虽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弊端，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同样具有优越于西方文化的特质。新儒家力求汲取传统佛学尤其是天台、华严、禅宗等的营养精华，融人他们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之中。以太虚等为代表的新佛家则认为，传统文化病得不轻，不但儒、道文化弊病多端，传统佛学更是日益僵化，渐渐失去了其应有的生命力和批判力，由于他们自身的佛教立场，对佛教本身的批评和反省就显得十分中肯、鞭辟人里，他们的这一态度决定了其显明的反传统性格，和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情绪形成鲜明的对照，蓝吉富指出，不管是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吕澂为代表的唯识学的复兴，还是印顺对中观学派的回归，都夹杂着太多的反传统倾向。
太虚佛学思想主要是以中国佛学为主，其一生的主要精力致力于人间佛教改革运动，提出了教产、教理、教制三大革命为宗旨的人间佛教理论，就这些改革及其实践看，也表现出一种社会批判力和革新性格。现代新儒家侧重于积极自由的伦理学，忽略了消极自由层面的政治法规、制度等对整合社会的积极作用，所以他们高扬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帜。太虚注重佛学的社会实践品格、整顿教产、力证佛教的现实主义品格，与现代新儒学的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形成鲜明对照。可以这样认为，当茅海建教授所说的清王朝这一“政治天朝”崩溃之际，“文化天朝”的理想却成为一代新儒家的迷梦。而与此同时，以太虚、印顺为代表的人间佛教改革运动及欧阳竟无、吕澂等的唯识学复兴运动，则是一种基于理性与革新精神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运动，对促进传统佛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近现代转型，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当现代新儒家还在构建其文化天朝的迷梦，当对传统文化彻底失去信心的西化论者肆意践踏传统价值之际，以太虚等为代表的人间佛教改革运动能够在坚定传统佛教价值理想之际，不断地从事佛教制度、思想等层面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拯救，并将这种理性批判和拯救和民族自强独立的目标统一起来。
以太虚等为代表的人间佛教改革运动薪火传递，经过赵朴初、印顺和星云等人在内地和台湾的不断努力，将利乐有情、慈悲利世的人间佛教精神扎根于中华大地，对建构和谐有序的社会生活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由此，重提太虚对传统佛学弊病的批评及其人间佛教论的革新义，意义远不止于怀念和纪念。
《试析太虚人间佛教改革对传统的批评与革新品格(陈芷烨、焦自军)》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