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佛教與社會運動——一個當代臺灣佛教史的考察
釋傳法法師
研究動機
臺灣自從解嚴之後，社會面臨空前的變局，一黨獨大之政治體製崩解，民主的步調異常快速，熱烈參與政治成爲一種“全民運動”，社會運動也非常蓬勃，種種新製度、新思潮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各種人民團體紛紛結社成立，群策群力爲某種理念的宣揚、或當前體製的改善、或爲己群維護權益、或爲弱勢爭取正義。在這波社會參與之時代潮流當中，佛教也並沒有缺席，而且也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成爲當代臺灣佛教相當獨特的現象。
“社會運動”，在保守的佛教界中，是饒富爭議的議題。雖然若幹佛學研究者曾有提及，但都是零散的片段，整體性的相關研究至今付之阙如，這是相當可惋惜的。少數具有問題意識的論文，或以學理的探究爲重點，或以某一實踐範例爲主體，或焦點放在不具爭議性的社會關懷之上。換言之，至今佛教界尚未有把 “佛教社會運動”，嘗試當作一個嚴肅課題來作整體研究的。
臺灣佛教界開始積極參與臺灣社會運動，是遲至政府宣布解嚴(一九八七)以後，所以不論從時序來看，或從現實發展的脈絡來看，當代臺灣佛教社會運動的興起，應視爲是受到臺灣整體社會環境重大變革的影響，和各種其他社會運動正風起雲湧、相互激蕩後，所衍生的宗教生態新變革與宗教事務再調整的一環。
換言之，臺灣佛教社會運動的興起背景，在本質上，是稍後于其他類型的各種社會運動，並受其影響的；但仍可視爲整體臺灣當代社會面臨各種新變局、新挑戰之後，亦蔓延到原本稍嫌保守的臺灣傳統佛教界，並因而在短期內也隨之産生相對的思想回應(人間佛教思想的重新提出)和集體行動回應(臺灣佛教社會運動的逐漸出現和展開)。
亦即，既然當代臺灣佛教社會運動的興起，是與當代臺灣社會風起雲湧的各種社會運動有密切關聯，因此，有必要先了解在此之前其他當代臺灣社會運動興起的曆史背景與發展狀況。同時，也可藉此了解：在面臨外在大環境的劇烈變革與重大沖擊之下，到底臺灣傳統的佛教界要如何調整其相對保守的心態與緩慢步伐？或如何化被動爲主動地，做出其本身對外在環境的挑戰應有的回應？
所以在本文中，我們將先介紹這些思想和行動上曾催生當代臺灣佛教社會運動的重要因素，然後再就臺灣佛教界本身所受的沖擊和回應提出一些初步的說明。
當代臺灣佛教社會運動興起之背景
臺灣社會運動的出現，雖不是政府實施解嚴的結果，但是政治結構的變遷，仍是催生社會運動最重要的因素，所以有必要先了解政治解嚴所帶來的各種影響。
自從解嚴以後，許多政治禁忌解除，開放“黨禁”和“報禁”，一連串政治改革的措施，基本上對于社會運動提供了極大的空間與容忍，塑造了較有利于社會運動的環境，使得長期以來潛存在既有政治秩序之下的結構性問題得以浮上臺面。
臺灣社會運動的興起，與政治力的解除雖有密切關系，但是民國七十年代臺灣經濟的突飛猛進，則進一步提供了社會變遷的基礎，爲社會運動提供必要的條件。在此時期，由于經濟力的提升，促使中産階級的崛起和教育的普及，愈來愈多具有新知識與新觀念的知識分子，勇于對社會的不公平現象表達不滿，並提出嚴厲的批判，對社會運動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
臺灣社會運動的起步頗爲艱辛，其出現可追溯自民國七十年代初期，在這段早期內所發生的社會運動，主要是屬于政治反對運動(或說是民主運動)，基本上是對威權體製的一種反彈，要求政府修改政策、放松對社會的管製。在這段被稱之爲“白色恐怖”的時期裏，有許多知識分子紛紛站出來與威權體製對抗，並要求全面的政治改革。由于他們所起的帶頭作用，其他攸關民生的社會運動也開始醞釀。到了民國七十六年戒嚴令一解除，積蘊已久的龐大民間力量宛如洪水出閘，抗爭運動頓時風起雲湧。
民國七十年至民國八十年的十年當中，是臺灣社會運動發展的黃金年代，也是臺灣從“政府主權至上”轉型爲“公民社會”的重要階段。有些人以爲臺灣社會運動的出現，是政府實施解嚴的結果，這並不是一個正確的推論，也不符合曆史事實。應該是說，七十年代早期的政治反對運動，引導了農民、婦女、消費者、勞工等相繼投入社會問題的改造；爾後發生在民國六十九年至七十六年間的社會運動，也促成了政治解嚴和民主化的誕生；相對地，政治控製力的松綁，也加速了社會運動的動員和成形，進一步促使國民黨不得不對愈來愈高漲的改革聲浪采取妥協，以避免人民強烈的反彈。
論到社會運動的操作方式，早期是以著述立說表達立場，後來進一步提升到具體的行動，如舉辦演講、研討會、協調會、陳情、請願、檢舉、圍堵、抗議。後來各式各樣的施壓途徑開始成形，如記者會、公聽會、遊說、聯署、遊行、釋憲，力促政府擬定較妥善的政策與措施。
綜觀當代臺灣的社會運動，基本上，大部分都不具有政治意識型態的色彩，而是在與生活攸關的議題上向公權機構挑戰，朝向他們認爲比較合理公平的方向去謀改善。社會運動，乃是作爲弱勢群體要求權益的補償和救濟的手段，它是改變社會結構的催化劑，也是達到社會公平化、合理化的途徑之一，也是許多具有理想性的社會清流實踐生命理想的場域。
以上，簡略地說明了臺灣當代社會運動興起之背景，然而，這些大環境的劇烈變動，又與佛教有何關系？傳統的佛教界究竟如何調整來因應大環境的劇烈變革與重大沖擊？又有哪些被動或主動的挑戰與回應？
人間佛教思想的再提出與流行
光複後影響臺灣佛教最深的，就是政治上長達叁十八年戒嚴體製的存在。在戒嚴時期，大多數的集會和遊行的權利橫遭凍結，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備受限製，由于政治的威權無孔不入，再加上中國自古以來“以政禦教”的政治挂帥文化，長期薰染下來，僧尼不自覺中居于謙卑附庸的地位，也已經理所當然認爲不應該涉入政治。
到了民國七十六年解嚴之後，由于“人民團體組織”和“集會遊行法”的訂定，使得佛教團體迅速朝向“多元化”發展，意識型態不同的新興教派相繼出現。由昭慧法師主導的中佛會“護教組”，也在解嚴翌年成立。由于法律的修訂，讓各個團體能夠在平等的基礎上各顯神通，如今，國際佛光會、中華佛寺協會、慈濟功德會，在組織規模或會員人數方面，都遠遠超過中國佛教會。
但是整體而言，由于長期以來對于政治依附或疏離的慣性使然，佛教界對于日趨頻繁的社會運動和政治反對運動，也因爲缺乏正確的了解或莫名的偏見，而采取疏離和批判的態度。然而，隨著社會的巨大變化，佛教徒也逐漸出現較具自主性、本土性的政治表態，探討臺灣佛教與政治互動關系的論文也紛紛出現。
在具體的行動上，臺灣佛教逐漸出現和展開的社會運動，起初是由于來自當代各種新變局、新挑戰的刺激，其後亦由于爲了因應社會對宗教的或隱或顯的新期許及新要求，才促使傳統佛教界適時做出反省與調整。
但是回顧當時的臺灣佛教界，是以西方淨土的追求爲終極理想的保守派爲思想主流，表現在宗教倫理方面，則傾向于傳統的放生和惜福，表現在政治倫理方面，則以“中立超然”爲美德。這樣的保守態度，根本無法因應外在大環境的劇烈變革與重大沖擊，因此，重新建構一套能“契理又契機”(既契法義又契時代機宜)的思想藍圖，成爲一件佛教界在短時內亟需解決的課題。
而印順導師早年所提倡的人間佛教思想，雖長期未被佛教界重視，但，由于相對時空的環境已發生劇烈的轉變，其思想的精義亦隨之逐漸出現了新的知音，以及開始有了較多的追隨者，于是就在上述這樣──外在刺激與內在需求──的雙重因素之下，此一人間佛教思想重新被提出來，並很快地蔚爲當代臺灣佛教界的主流思想。
雖然人間佛教思潮早在民國初年即已出現，但是要廣爲臺灣社會熟悉和接受，還是在七十年代以後的事。它的日漸普遍與發揚，與臺灣社會的巨大變化以及佛教界的自我調整有關，成爲當代臺灣佛教展開“契理契機”的思想與行動建設的活水源頭。
如是，在人間佛教思潮的影響之下，佛教界也相繼有“幸福人生講座”、“預約人間淨土”、“心靈淨化運動”、“關懷社會淨化人心”、“佛法滿人間”、“心靈環保”、“尊重生命”以及“環保禮儀”等等新倫理觀的推動，一方面提供了社會所需要的倫理建構與規範整合，一方面也嘗試將佛教傳統倫理與現代社會相結合，將佛教倫理作了新的诠釋。
在民國七十九年元月召開的第一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就是以“佛教倫理與現代社會”爲主題，中文組論文並已結集成《從傳統到現代——佛教倫理與現代社會》出版(東大，民80)。于民國七十八年創刊的“佛教新聞周刊”，更是大量報導相關專題，其中，因應臺灣社會環保意識的覺醒，抗議環境汙染的社會運動頻繁，有關佛教義理與環保理念的結合，成爲佛教學者關心的重要議題。
受到此時代思潮影響的，例如慈濟證嚴、佛光星雲、法鼓聖嚴等諸山領導人，皆先後高舉“人間佛教”、“人間淨土”、“人生佛教”、“心靈改革”的旗幟，以現代的基金會模式興辦成爲主流，逐漸發展成國際性、世界性的超級佛教組織。對于在臺灣社會已成爲主流的“生態環保”與“政治革新”運動，紛紛予以響應，充分展現現代佛教也具備了補救社會弊病的社會功能。其中的重要人物有傳道法師及昭慧法師，後者所發起的“動物保護運動”，甚至領導了當代臺灣社會運動的發展方向。
正如邱敏捷所言，當代臺灣的“佛教團體立本于菩薩“嚴土熟生”的本懷，以及印順人間佛教思想的啓發，紛紛有感而發、不約而同地從過去“出世者”的身份，搖身蛻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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