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倡導環保意識、推動保育工作的“前衛派”。”

　　當代臺灣佛教的社會運動的理論基礎

　　就在印順導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影響之下，當代臺灣佛教開始盛行“人間佛教運動”。佛教界開始將對“西方”的關愛眼神投向此間，著重此時、此地、此人的關懷與淨化，展開種種包括文化、教育、慈善、醫療、環保等等社會公益事業。更有部分佛弟子省覺到佛教界傳統見解之流弊，也開始直接投身于環境保護、動物保護等等社會運動，積極介入公共領域影響政府政策，不但緊緊扣合社會脈動，更洞燭時代機先，對于教內或教外都曾經起著振聾發聩、振衰起弊的作用，以迄于今。

　　雖然不見得所有的佛教社會運動都與印順導師有關，但是無疑都曾受到印順導師人間佛教思想直接或間接的啓發。換言之，臺灣傳統的佛教界在調整步伐回應時代的同時(或稍早)，在思想上就出現了相對應的調整。

　　影響當代臺灣佛教極爲深遠的印順導師人間佛教思想，並非是當代臺灣佛教的産物，而是早在民國叁十年代即已建構完成。其淵源自太虛大師“人生佛教”，但是此處必須強調的是：(一)印順導師對于人生佛教，並不是“照著講”而已，而是“批判性地繼承”後再有所創新的。(二)印順導師的人間佛教，從思想的擬定到重新被當代臺灣佛教所提倡，其間實際上曾出現四十年以上的傳播潛伏期。

　　在這段傳播的潛伏期間，佛教界對于印順導師的思想多所排斥，也沒有真正理解他思想的知音，此一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異，甚至讓導師一度自嘲是“冰雪大地撒種的癡漢”。

　　然而，進入七十年代以後，整個臺灣社會環境已出現巨大的改變，而整個佛教界也由于面臨外在社會對于佛教社會功能的質疑，必須有所回應，于是才逐漸感覺到原先居主流地位的中國傳統佛教理論與現況之間其實存在著重大差距與斷裂，然後才又重新回頭掘發出早已存在但一直未被重視和發揚的“人間佛教”思想，來作爲臺灣佛教界當代入世關懷的理論基礎。從此，人間佛教在臺灣才逐漸流行成爲一種風氣。

　　但在此一臺灣當代人間佛教的思想潮流中，另一以繼承太虛大師人生佛教思想爲號召的潮流，亦不可忽視。例如，當代臺灣佛教四大道場之一的高雄佛光山寺，以星雲大師爲首，基本上即是以弘揚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理想爲事業目標的。也因此，臺灣佛教史學家江燦騰教授即因此判定此一“人間佛教思想”，雖亦是臺灣重要的“人間佛教思想”之一，但在本質上是源自在大陸時期的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思想，故應歸類爲“無批判性的繼承”；反之，印順導師的“人間佛教”思想，與太虛大師之間的思想關系，如本文之前所述，其實是“批判性的繼承”。

　　其實，改革佛教以適應時代，原本也就是太虛大師當年所關心的重點。而當年太虛大師之所以提出人生佛教，就是因爲意識到民國初年以後民主時代的來臨，以及佛教內憂外患交煎的教運危機之下，而認爲複興佛教的唯一途徑，唯有佛教掃除出世傳統的舊習、關懷現世社會，展開對于新環境與新時代的適應，方能挽救教運頹勢。

　　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不但是思想體系的建構，更提出一套改革佛教的具體方案。對內，大師提出教理、教製與教産叁大革命的主張；對外，則援引了許多時事新知、社會主義思潮，主張佛教應將關懷的視野擴及于全世界的人類社會，反映出他對佛教不但要順應時代、改造世界，更要進一步領導時代的深刻期許。其激進的革命主張與融貫世學的新作風，令守舊長老聞太虛二字就頭痛叁日，但卻開創了近代佛教現代化的先機。

　　太虛大師生平積極于佛教改革、社會革命的新潮作風，不論在當時還是今日，都是相當突出的。故就此來說，我們可以理解爲：既然政治興革攸關社會國家的前途，也攸關佛教的發展，所以當代臺灣的他的追隨者，因體悟大師的時代精神，而涉入臺灣的政治或社會運動，亦當爲理所當然之舉。

　　相對于臺灣其他“唯心論”傾向之“人間佛教”提倡者的保守，印順導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則有所不同。在《淨土與禅》一書中，導師即指出：人間淨土不是偏于唯心自證的“唯心淨土”，因依他所見，“人間淨土”不但是“衆生界的淨化”，還要包括“自然界的淨化”。換言之，印順導師的人間淨土是：(一)立足于緣起論而非唯心論，這不但是慈悲的根源，也是革新世界、淨化人間的唯一工具。(二)事理兼重的，自心的淨化必須配合以衆生的救拔、環境的改善，這因爲心境、物我、自他都是密切相關的。對于人菩薩行，導師又提醒兩個要點：(一)是真理相感召之下共願同行者的共同努力，集體比個人的力量更爲強大；(二)要有菩提願、真空見、大悲心，不離世間、淨化世間而成正覺。

　　我們可以如此理解：印順導師立本于“緣起論”的人間佛教思想，強調共願同行的人間菩薩，以群體的力量，去進行環境——包括自然環境與人爲製度的改善與淨化，實踐自利利他的菩薩大業。爲當代臺灣佛教的社會運動，建立了內在的理論基礎。

　　導師曾說：“正面的去從事經濟政治等活動，並不妨礙自己的清淨解脫。”“政治、經濟等，在吻合佛教的思想體系下，何嘗不是佛法？因爲它(按：大乘佛教)主張世間法即是出世法的原故。”可見對于佛教徒涉入、參與政治經濟等活動，印順導師傾向于贊同的態度。但是僧伽是否適宜參與政治？導師的看法是不如在家居士行之更爲恰當，更遑論僧伽幹治或組黨了。

　　既然政治的良窳攸關蒼生疾苦，而宗教師又確實不適宜直接參與政治選舉、分享政治權柄，那麼，宗教師可以什麼方式來關懷政治、革新政治呢？社會運動于是就呼之欲出了。因爲，透過社會運動的操作，宗教師可以“在野”的身份監督政府，不作任何政黨的附庸，不涉入政治權力的鬥爭，超然于各政黨之外，而達到改造社會、濟世利生的目的。

　　結語

　　由以上論述可知，無論是太虛大師還是印順導師，都企圖打破過去一般慣性的思考與行動模式，對于社會政治的參與可說態度相當積極投入，甚至在必要的時候，也並不反對采取激烈的政治革命。兩位大師的思想，都可以作爲當今臺灣佛教社會運動的理論基礎。

　　但是由于太虛大師人生佛教的繼承者，對他的改革精神與理想未能全然掌握。至于印順導師，由于孱弱的身軀與較無開創事業的雄心，比較看不到他從事改革的實際事行，但是受到其思想的振奮鼓舞，佛弟子紛紛從舊傳統的思想包袱以及種種似是而非的文化偏見中擺脫出來，展開對于當代臺灣社會思潮的行動回應——社會運動。

　　就如前所敘述的，在七、八十年代，臺灣社會産生了不少的社會問題，有相當多的社會清流，或基于對受迫弱勢的同情與正義感，或基于對環境問題的危機意識，還有對于社會問題的根源性理解，紛紛投入不一定與個己利害相關的社會運動。他們是戰後臺灣的新興知識階級，也是社會的菁英，對于宗教淑事化萌的功能，有著不同以往的期待與批判。在這股洪流當中，基督教更早在解嚴之前，就參與了臺灣的民主運動，對當代臺灣政治社會做出了不小的貢獻與犧牲。而佛教呢？

　　于是，就在這“不忍聖教衰、不忍衆生苦”的情意驅策下，佛教僧侶也相繼投入這“人間佛教的試煉場”——社會運動，雖然在時間上落後了許多，但是就“事功”而言卻不落人後：

　　(一)“引導型”社會運動：由佛教所創發的社運議題，比響應型社會運動更具有佛教“契理”的內涵，而能夠發揮與一般社運不同的社會功能，“由內而外”地影響及于外界，甚至引導社會民衆的響應與參與，對于弱勢生命的救護與扭轉衆生之共業，産生深遠的影響。

　　這部分包括：1.對外的社會改革，包括“護生”運動——基于衆生平等之信念，提倡動物權與動物福利的動物保護運動；“護教”運動——改革或抵製社會對于佛教的偏見與傷害，如思凡事件、護觀音運動，或者爲佛教爭取與其他宗教對等的待遇，如佛誕放假運動；以及反賭博合法化運動等等。2.對內的佛教改革——佛教兩性平權運動，提倡廢除八敬法。

　　(二)“響應型”社會運動：社運的議題乃由外界所發起，影響及于佛教界而亦起而響應的社會運動，例如環保運動、反核運動、淨化選風運動、援救馬曉濱事件。

　　由于篇幅所限，當代臺灣佛教的社會運動其內容細節、影響力，在此無法詳述，就留待筆者的碩士論文再予以細說分明了。

　　90.11.27. 于關懷生命協會

《人間佛教與社會運動——一個當代臺灣佛教史的考察(傳法法師)》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