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佛教与社会运动——一个当代台湾佛教史的考察
释传法法师
研究动机
台湾自从解严之后，社会面临空前的变局，一党独大之政治体制崩解，民主的步调异常快速，热烈参与政治成为一种“全民运动”，社会运动也非常蓬勃，种种新制度、新思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各种人民团体纷纷结社成立，群策群力为某种理念的宣扬、或当前体制的改善、或为己群维护权益、或为弱势争取正义。在这波社会参与之时代潮流当中，佛教也并没有缺席，而且也交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成为当代台湾佛教相当独特的现象。
“社会运动”，在保守的佛教界中，是饶富争议的议题。虽然若干佛学研究者曾有提及，但都是零散的片段，整体性的相关研究至今付之阙如，这是相当可惋惜的。少数具有问题意识的论文，或以学理的探究为重点，或以某一实践范例为主体，或焦点放在不具争议性的社会关怀之上。换言之，至今佛教界尚未有把 “佛教社会运动”，尝试当作一个严肃课题来作整体研究的。
台湾佛教界开始积极参与台湾社会运动，是迟至政府宣布解严(一九八七)以后，所以不论从时序来看，或从现实发展的脉络来看，当代台湾佛教社会运动的兴起，应视为是受到台湾整体社会环境重大变革的影响，和各种其他社会运动正风起云涌、相互激荡后，所衍生的宗教生态新变革与宗教事务再调整的一环。
换言之，台湾佛教社会运动的兴起背景，在本质上，是稍后于其他类型的各种社会运动，并受其影响的；但仍可视为整体台湾当代社会面临各种新变局、新挑战之后，亦蔓延到原本稍嫌保守的台湾传统佛教界，并因而在短期内也随之产生相对的思想回应(人间佛教思想的重新提出)和集体行动回应(台湾佛教社会运动的逐渐出现和展开)。
亦即，既然当代台湾佛教社会运动的兴起，是与当代台湾社会风起云涌的各种社会运动有密切关联，因此，有必要先了解在此之前其他当代台湾社会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与发展状况。同时，也可藉此了解：在面临外在大环境的剧烈变革与重大冲击之下，到底台湾传统的佛教界要如何调整其相对保守的心态与缓慢步伐？或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地，做出其本身对外在环境的挑战应有的回应？
所以在本文中，我们将先介绍这些思想和行动上曾催生当代台湾佛教社会运动的重要因素，然后再就台湾佛教界本身所受的冲击和回应提出一些初步的说明。
当代台湾佛教社会运动兴起之背景
台湾社会运动的出现，虽不是政府实施解严的结果，但是政治结构的变迁，仍是催生社会运动最重要的因素，所以有必要先了解政治解严所带来的各种影响。
自从解严以后，许多政治禁忌解除，开放“党禁”和“报禁”，一连串政治改革的措施，基本上对于社会运动提供了极大的空间与容忍，塑造了较有利于社会运动的环境，使得长期以来潜存在既有政治秩序之下的结构性问题得以浮上台面。
台湾社会运动的兴起，与政治力的解除虽有密切关系，但是民国七十年代台湾经济的突飞猛进，则进一步提供了社会变迁的基础，为社会运动提供必要的条件。在此时期，由于经济力的提升，促使中产阶级的崛起和教育的普及，愈来愈多具有新知识与新观念的知识分子，勇于对社会的不公平现象表达不满，并提出严厉的批判，对社会运动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台湾社会运动的起步颇为艰辛，其出现可追溯自民国七十年代初期，在这段早期内所发生的社会运动，主要是属于政治反对运动(或说是民主运动)，基本上是对威权体制的一种反弹，要求政府修改政策、放松对社会的管制。在这段被称之为“白色恐怖”的时期里，有许多知识分子纷纷站出来与威权体制对抗，并要求全面的政治改革。由于他们所起的带头作用，其他攸关民生的社会运动也开始酝酿。到了民国七十六年戒严令一解除，积蕴已久的庞大民间力量宛如洪水出闸，抗争运动顿时风起云涌。
民国七十年至民国八十年的十年当中，是台湾社会运动发展的黄金年代，也是台湾从“政府主权至上”转型为“公民社会”的重要阶段。有些人以为台湾社会运动的出现，是政府实施解严的结果，这并不是一个正确的推论，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应该是说，七十年代早期的政治反对运动，引导了农民、妇女、消费者、劳工等相继投入社会问题的改造；尔后发生在民国六十九年至七十六年间的社会运动，也促成了政治解严和民主化的诞生；相对地，政治控制力的松绑，也加速了社会运动的动员和成形，进一步促使国民党不得不对愈来愈高涨的改革声浪采取妥协，以避免人民强烈的反弹。
论到社会运动的操作方式，早期是以著述立说表达立场，后来进一步提升到具体的行动，如举办演讲、研讨会、协调会、陈情、请愿、检举、围堵、抗议。后来各式各样的施压途径开始成形，如记者会、公听会、游说、联署、游行、释宪，力促政府拟定较妥善的政策与措施。
综观当代台湾的社会运动，基本上，大部分都不具有政治意识型态的色彩，而是在与生活攸关的议题上向公权机构挑战，朝向他们认为比较合理公平的方向去谋改善。社会运动，乃是作为弱势群体要求权益的补偿和救济的手段，它是改变社会结构的催化剂，也是达到社会公平化、合理化的途径之一，也是许多具有理想性的社会清流实践生命理想的场域。
以上，简略地说明了台湾当代社会运动兴起之背景，然而，这些大环境的剧烈变动，又与佛教有何关系？传统的佛教界究竟如何调整来因应大环境的剧烈变革与重大冲击？又有哪些被动或主动的挑战与回应？
人间佛教思想的再提出与流行
光复后影响台湾佛教最深的，就是政治上长达三十八年戒严体制的存在。在戒严时期，大多数的集会和游行的权利横遭冻结，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备受限制，由于政治的威权无孔不入，再加上中国自古以来“以政御教”的政治挂帅文化，长期薰染下来，僧尼不自觉中居于谦卑附庸的地位，也已经理所当然认为不应该涉入政治。
到了民国七十六年解严之后，由于“人民团体组织”和“集会游行法”的订定，使得佛教团体迅速朝向“多元化”发展，意识型态不同的新兴教派相继出现。由昭慧法师主导的中佛会“护教组”，也在解严翌年成立。由于法律的修订，让各个团体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各显神通，如今，国际佛光会、中华佛寺协会、慈济功德会，在组织规模或会员人数方面，都远远超过中国佛教会。
但是整体而言，由于长期以来对于政治依附或疏离的惯性使然，佛教界对于日趋频繁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反对运动，也因为缺乏正确的了解或莫名的偏见，而采取疏离和批判的态度。然而，随着社会的巨大变化，佛教徒也逐渐出现较具自主性、本土性的政治表态，探讨台湾佛教与政治互动关系的论文也纷纷出现。
在具体的行动上，台湾佛教逐渐出现和展开的社会运动，起初是由于来自当代各种新变局、新挑战的刺激，其后亦由于为了因应社会对宗教的或隐或显的新期许及新要求，才促使传统佛教界适时做出反省与调整。
但是回顾当时的台湾佛教界，是以西方净土的追求为终极理想的保守派为思想主流，表现在宗教伦理方面，则倾向于传统的放生和惜福，表现在政治伦理方面，则以“中立超然”为美德。这样的保守态度，根本无法因应外在大环境的剧烈变革与重大冲击，因此，重新建构一套能“契理又契机”(既契法义又契时代机宜)的思想蓝图，成为一件佛教界在短时内亟需解决的课题。
而印顺导师早年所提倡的人间佛教思想，虽长期未被佛教界重视，但，由于相对时空的环境已发生剧烈的转变，其思想的精义亦随之逐渐出现了新的知音，以及开始有了较多的追随者，于是就在上述这样──外在刺激与内在需求──的双重因素之下，此一人间佛教思想重新被提出来，并很快地蔚为当代台湾佛教界的主流思想。
虽然人间佛教思潮早在民国初年即已出现，但是要广为台湾社会熟悉和接受，还是在七十年代以后的事。它的日渐普遍与发扬，与台湾社会的巨大变化以及佛教界的自我调整有关，成为当代台湾佛教展开“契理契机”的思想与行动建设的活水源头。
如是，在人间佛教思潮的影响之下，佛教界也相继有“幸福人生讲座”、“预约人间净土”、“心灵净化运动”、“关怀社会净化人心”、“佛法满人间”、“心灵环保”、“尊重生命”以及“环保礼仪”等等新伦理观的推动，一方面提供了社会所需要的伦理建构与规范整合，一方面也尝试将佛教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相结合，将佛教伦理作了新的诠释。
在民国七十九年元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华国际佛学会议，就是以“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为主题，中文组论文并已结集成《从传统到现代——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出版(东大，民80)。于民国七十八年创刊的“佛教新闻周刊”，更是大量报导相关专题，其中，因应台湾社会环保意识的觉醒，抗议环境污染的社会运动频繁，有关佛教义理与环保理念的结合，成为佛教学者关心的重要议题。
受到此时代思潮影响的，例如慈济证严、佛光星云、法鼓圣严等诸山领导人，皆先后高举“人间佛教”、“人间净土”、“人生佛教”、“心灵改革”的旗帜，以现代的基金会模式兴办成为主流，逐渐发展成国际性、世界性的超级佛教组织。对于在台湾社会已成为主流的“生态环保”与“政治革新”运动，纷纷予以响应，充分展现现代佛教也具备了补救社会弊病的社会功能。其中的重要人物有传道法师及昭慧法师，后者所发起的“动物保护运动”，甚至领导了当代台湾社会运动的发展方向。
正如邱敏捷所言，当代台湾的“佛教团体立本于菩萨“严土熟生”的本怀，以及印顺人间佛教思想的启发，纷纷有感而发、不约而同地从过去“出世者”的身份，摇身蜕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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