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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曆二千五百二十五年八月趙樸初敬撰並書。

　　1994年其弟子將磚塔改建爲漢白玉塔。1999年，一位弟子獻出家中供奉的一粒法師的舍利子，于是在紀念塔旁又建起一座舍利塔。

　　二、弘戒曆程

　　能海法師一生，廣建叁寶，住持正法，常轉*輪，紹隆佛種。自出家、學法、弘法，四十余年間其主要功勳在于：譯述經典，闡教扶律，即契理契機譯傳聖典，依戒依法建樹法幢。從其弘法曆程來看，對戒律之彙集與弘傳貫穿始終，這不僅表露于法師自身在在處處的威儀示現，也體現于法師數十年如一日的弘戒實踐中。

　　能海法師十分注重戒律的弘傳，1935年到五臺山安居，在安居中爲大衆講授《比丘日誦》、《比丘戒本》、《菩提道次第科表》。應請赴太原講經時，再講《比丘戒》。在太原安居期間，一切依律而行，托缽受食，由居士供養。1936年在上海覺園班禅大師紀念堂講經，每天皆是先說戒，後講經。“七七”事變，能海法師返川途經漢口，除舉辦法會，講《仁王護國經》外，仍不忘弘戒，爲當地萬廣寺比丘尼講授《比丘尼戒》。1939年春，舉行首次傳戒，得文殊院引禮師鼎力相助。後又于佛學社、文殊院、昭覺寺講戒。

　　1940年應請接任新都寶光寺法主，講《大彌陀經》，並舉行傳戒。

　　1945年春，偕同部分上座至彭縣太平寺安居，除講《法蘊足論》大意及《大威德圓成次第》，並譯成《律海心要》，秋季講于近慈寺。

　　1946年，能海法師在德陽雲居寺傳戒，至金堂縣看望老友，回來途中因滑竿折斷毀傷一臂。自歎說：“比丘探望在家老友，傳比丘尼戒，傳戒後又不能教誡弟子，有違佛製，護法不容。”因此1948年爲鐵像寺傳比丘尼戒事，與貫一老和尚商定，授隆蓮法師爲尼和尚，以建立二部僧傳戒。1948年9月至北京北海菩提學會講《律海心要》。

　　在新中國成立前，能海法師的弘法根本道場主要是成都近慈寺。近慈寺又名護國金剛道場，內分學戒堂，五年學戒；學戒之前，先學威儀事相等，名學事堂；學成以後，進修加行，名加行堂，外來僧衆曾學戒者亦可入此；最上金剛院，由臺山來川諸上座所居，專修金剛乘法；未滿廿歲之沙彌，則另設沙彌堂，學戒學法，作爲比丘之基。每年結夏安居，傳授大戒，半月一次誦戒，上半月燒護摩十五天，經常講經、灌頂、傳法，每日念誦修定，如法熏修。觀堂持缽，叁衣不離，一切悉尊佛製。最盛時常住比丘近二百人，沙彌七、八十人，講經傳戒期間七衆約五六百人，黃密道風，名聞中外。能海法師曾親爲大雄寶殿撰聯：發菩提心由定生慧，趣解脫道以戒爲師。這也可以說是體現了法師最根本的佛學思想。所以法師創建道場，總是首先講授戒律(戒學)，其次講《定道資糧》(定學)，然後再講《菩提道次第科頌》(慧學)。

　　近慈寺定有嚴格規矩，寺僧專心務道，不得應赴經忏，每日誦經四座，寒暑無間。女衆入寺，上午必在8點之後，下午離寺，須在4時之前。若逢法會節日，女衆雖可隨衆念誦聽經，但不得串寮。女居士或比丘尼要入寺見上師或其他法師，須是二人以上方可會見，會見時師身旁還要有侍者。會見其他法師時，女居士或比丘尼不得入房，其師須出門外會見，談話不宜過長，送物不得手接。寺內縫紉洗濯，皆是比丘自己動手，不得假女衆之手。女衆住處，必離寺五裏之外。寺僧無事不得往白衣家，如確有事須往，亦應有二人以上同行，非必要即在門外立談數語，不宜入門。非寺內常住事務，不入街市，如此宗風高峻，僧衆嚴憚。這已成爲四衆弟子共同遵守的宗風。四衆弟子都能自覺遵守佛製，互尊互敬，組成了上座愛護下座，下座尊敬上座，相互敬重，六和相親的僧團。能海法師講戒時反複強調：“僧團依戒如法和合，即是正法住世；僧團不合，即是法滅的象征。”[4]

　　爲力挽叢林盲修瞎煉之流弊，能海法師竭力提倡講學；爲糾正僧衆崇尚玄談之舊習，法師主張僧衆叁學，必依叢林，始能付諸實踐。修必依學，不可盲人瞎馬；學必有修，不能說食數寶。這是法師一生治學的精神，也是教授弟子的指南。能海法師這一思想被當前佛教界所繼承發展，學修一體化，叢林學院化，這已成爲現代叢林修學生活的趨勢。

　　據弟子回憶，能海法師在近慈寺的日課和戒行，是非常謹嚴的。不僅絕對素食，而且還實行過午不食。每天早晨3點鍾便到大殿上座講經，約兩小時講畢，下座後進早餐。上午9時至11 時又上座講經，12時前進午餐。午後是會客時間，下午有時也講經兩個鍾頭；不講經時便靜坐或譯經。前半夜靜坐，後半夜若有倦意，也只是盤腿靠靠，絕不倒頭大睡。多年如此，沒有毅力的人，是不可能辦到的。能海法師帶頭這樣做，也要求全寺僧衆都謹嚴地完成這樣的日課。

　　法師對弟子要求很嚴，一次率弟子至新修的慈聖庵安居，爲普賢銅像裝藏，安居圓滿後，法師先回成都，兩位上座比丘後搭乘某軍官夫人的車回到成都。爲此事，他們受到法師嚴厲的批評與處分。其中一人被遣送至綿竹縣西山雲霧寺靜坐反省，不准出山。另一位留寺，並取消了他們當年傳戒師承的資格。法師就是這樣嚴格要求他的弟子，認爲這是佛製。[5]他注重僧衆外在形像，即使在一些細微處也十分留意。他曾一再對弟子說：“僧要像僧樣，穿著要整齊。”並謂著袈裟功德大，叁衣不離身，守戒功德之最。法師一生自受具至圓寂，無論何時何地，即使是出席國內外重要會議，均著僧衣，威儀俨然，見者敬重。

　　1950年10月應上海金剛道場之請赴滬，開講《比丘戒》、《律海心要》。後又至蘇州、寶華山講經、講戒十余天。次年，又應上海信衆之請到上海金剛道場講經，並舉行五方佛菩薩戒灌頂儀式。

　　1951年，實行土改，近慈寺也涉及此類問題，法師告誡弟子一切依工作組與農民來處理決定。1953年春，能海法師在成都近慈寺所有翻譯刻印工作，均基本結束。想起五臺山是文殊本尊之根本道場，必須樹立法幢，自己晚年應即在五臺安身，因即率親信上座弟子一、二十人登上冰雪鋪地的五臺山，從此其弘法基地也轉至這裏。能海法師選擇了中臺下五裏之清涼橋吉祥律院作爲弘戒道場。地爲明末叁昧律師道場故址，乃寶華山戒壇祖庭。師見遺碑，決就故址重建律宗道場，仿近慈寺道場規模，定名爲吉祥律院。當時隨行上山者，僅上座若幹人，嗣後近慈寺弟子聞訊來學者，絡繹不絕，10月于清涼橋開講《四分律根本阿含》。1954年，決定開期傳戒，各地來求戒合格者，又二叁十人，師則專心致力于撰著《根本阿含集頌》。從1954年夏開始，每年依佛製舉行夏叁月安居，講經講戒。

　　1955年，爲正法久住，紹隆佛種故，以投票方式，選十夏以上比丘先學、照通、請佛、成佛、通一、常浩、貞意等7人，分別爲新戒傳授師。能海法師親給法卷，並自退爲戒源和尚，戒壇名慧燈堂。傳戒中由新戒自願選擇戒和尚，實行師弟法，分別教授。是年春，第一期傳戒，其後南北諸地前來求戒者，及近慈比丘上山學法者，絡繹不絕，吉祥律院極盛時，僧衆將近一百人，且以持律精嚴，學法勇猛，聞名全國。

　　此後能海法師即常住清涼橋，雖地處高寒，年屆70，譯經講律，老而彌笃。法師大力宏傳《四分律》，除令幾位和尚爲每期新戒比丘講述戒學外，並躬自登座講演《辯識阿含》、《根本阿含集頌》多次，對照四分律藏原文，廣爲解說，指令弟子隨座筆記，書成定名爲《四分律講記》，師詳審批閱印可，並于卷末，以丹筆書以“可資傳抄”等字樣。

　　法師晚年息心于《阿含》，認爲《阿含經》是佛陀的根本教義，信衆的入門要道。1960年開始精研《增一阿含》，並撰寫《增一阿含學記》。1961年開講《辯識阿含》與《慧行刻意》。1962年在清涼橋對照《辯識阿含集頌》，講《四分律藏》。1963年再爲僧衆講授《辯識阿含》與《四分律藏》。1964年續講《四分律藏》、《增一阿含入道品》、《金剛經》，並經常教修《叁皈依觀》。1965年回善財洞安居，集中精力閱讀《雜阿含》，整理《學記》。1966年繼續研讀《阿含》，寫《學記》，直至逝世。

　　縱觀能海法師弘法曆程，除專心于翻釋經典外，尤致力于律藏的诠釋，特別是爲了接引學人，本著善巧方便的原則，曾撰寫《四分律藏》60卷攝頌4冊，約相當于原書的1/5。又特別開講《四分律藏大小持戒犍度》，闡明戒定相通之理。法師對此解釋說：“今此于根本諸犍度依律藏文集成頌文竟，比丘誦習，全律在中，文簡意全，不太辛勞而能憶持律藏，有難通處，更觀律藏不難了義。”[6]弟子隆蓮法師也贊歎說：“師教弟子，多以偈頌，便于記憶。如60卷《四分律藏》巨著，亦集爲頌文，使比丘弟子誦習。提要鈎玄，取精用闳，以少文攝多義。”[7]律藏卷帙浩繁，向稱難治，能海法師這一工作真正是爲律法的普及與僧衆對戒律的可接受性作了有益的探索。

　　叁、戒學思想

　　能海法師的律學遺著主要存有《四分律藏講記》、《大小持戒犍度筆記》、《律海十門》、《律海心要》、《比丘日誦》、《沙彌戒集頌》、《辯識阿含集頌》《根本阿含集頌》、《正宗阿含集頌》、《菩提宗道菩薩戒集頌》等。在這些著述中真切地反映了法師闡戒扶律的悲心切願以及對律法實踐的真實見地。

　　1、以戒爲師的再倡導

　　佛法總綱是戒定慧叁學，叁學之中，戒學爲首。戒律乃叁乘之基，爲佛法之生命。能海法師在弘法過程中，始終將弘戒作爲頭等大事來看待。他認爲，戒定慧叁，圓具不缺，由戒生定，因定發慧，戒中有定慧，定慧中有戒，功德相互增上。平日告誡僧俗弟子說：“如來住世，以佛爲師；如來滅後，以戒爲師。”一生住持僧團，悉遵戒製，身教在先，人無閑言。講經之前，必先講…

《能海法師戒律思想研究(溫金玉)》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