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三峨苍苍 閟塔崇岳 德音无疆

　　佛历二千五百二十五年八月赵朴初敬撰并书。

　　1994年其弟子将砖塔改建为汉白玉塔。1999年，一位弟子献出家中供奉的一粒法师的舍利子，于是在纪念塔旁又建起一座舍利塔。

　　二、弘戒历程

　　能海法师一生，广建三宝，住持正法，常转*轮，绍隆佛种。自出家、学法、弘法，四十余年间其主要功勋在于：译述经典，阐教扶律，即契理契机译传圣典，依戒依法建树法幢。从其弘法历程来看，对戒律之汇集与弘传贯穿始终，这不仅表露于法师自身在在处处的威仪示现，也体现于法师数十年如一日的弘戒实践中。

　　能海法师十分注重戒律的弘传，1935年到五台山安居，在安居中为大众讲授《比丘日诵》、《比丘戒本》、《菩提道次第科表》。应请赴太原讲经时，再讲《比丘戒》。在太原安居期间，一切依律而行，托钵受食，由居士供养。1936年在上海觉园班禅大师纪念堂讲经，每天皆是先说戒，后讲经。“七七”事变，能海法师返川途经汉口，除举办法会，讲《仁王护国经》外，仍不忘弘戒，为当地万广寺比丘尼讲授《比丘尼戒》。1939年春，举行首次传戒，得文殊院引礼师鼎力相助。后又于佛学社、文殊院、昭觉寺讲戒。

　　1940年应请接任新都宝光寺法主，讲《大弥陀经》，并举行传戒。

　　1945年春，偕同部分上座至彭县太平寺安居，除讲《法蕴足论》大意及《大威德圆成次第》，并译成《律海心要》，秋季讲于近慈寺。

　　1946年，能海法师在德阳云居寺传戒，至金堂县看望老友，回来途中因滑竿折断毁伤一臂。自叹说：“比丘探望在家老友，传比丘尼戒，传戒后又不能教诫弟子，有违佛制，护法不容。”因此1948年为铁像寺传比丘尼戒事，与贯一老和尚商定，授隆莲法师为尼和尚，以建立二部僧传戒。1948年9月至北京北海菩提学会讲《律海心要》。

　　在新中国成立前，能海法师的弘法根本道场主要是成都近慈寺。近慈寺又名护国金刚道场，内分学戒堂，五年学戒；学戒之前，先学威仪事相等，名学事堂；学成以后，进修加行，名加行堂，外来僧众曾学戒者亦可入此；最上金刚院，由台山来川诸上座所居，专修金刚乘法；未满廿岁之沙弥，则另设沙弥堂，学戒学法，作为比丘之基。每年结夏安居，传授大戒，半月一次诵戒，上半月烧护摩十五天，经常讲经、灌顶、传法，每日念诵修定，如法熏修。观堂持钵，三衣不离，一切悉尊佛制。最盛时常住比丘近二百人，沙弥七、八十人，讲经传戒期间七众约五六百人，黄密道风，名闻中外。能海法师曾亲为大雄宝殿撰联：发菩提心由定生慧，趣解脱道以戒为师。这也可以说是体现了法师最根本的佛学思想。所以法师创建道场，总是首先讲授戒律(戒学)，其次讲《定道资粮》(定学)，然后再讲《菩提道次第科颂》(慧学)。

　　近慈寺定有严格规矩，寺僧专心务道，不得应赴经忏，每日诵经四座，寒暑无间。女众入寺，上午必在8点之后，下午离寺，须在4时之前。若逢法会节日，女众虽可随众念诵听经，但不得串寮。女居士或比丘尼要入寺见上师或其他法师，须是二人以上方可会见，会见时师身旁还要有侍者。会见其他法师时，女居士或比丘尼不得入房，其师须出门外会见，谈话不宜过长，送物不得手接。寺内缝纫洗濯，皆是比丘自己动手，不得假女众之手。女众住处，必离寺五里之外。寺僧无事不得往白衣家，如确有事须往，亦应有二人以上同行，非必要即在门外立谈数语，不宜入门。非寺内常住事务，不入街市，如此宗风高峻，僧众严惮。这已成为四众弟子共同遵守的宗风。四众弟子都能自觉遵守佛制，互尊互敬，组成了上座爱护下座，下座尊敬上座，相互敬重，六和相亲的僧团。能海法师讲戒时反复强调：“僧团依戒如法和合，即是正法住世；僧团不合，即是法灭的象征。”[4]

　　为力挽丛林盲修瞎炼之流弊，能海法师竭力提倡讲学；为纠正僧众崇尚玄谈之旧习，法师主张僧众三学，必依丛林，始能付诸实践。修必依学，不可盲人瞎马；学必有修，不能说食数宝。这是法师一生治学的精神，也是教授弟子的指南。能海法师这一思想被当前佛教界所继承发展，学修一体化，丛林学院化，这已成为现代丛林修学生活的趋势。

　　据弟子回忆，能海法师在近慈寺的日课和戒行，是非常谨严的。不仅绝对素食，而且还实行过午不食。每天早晨3点钟便到大殿上座讲经，约两小时讲毕，下座后进早餐。上午9时至11 时又上座讲经，12时前进午餐。午后是会客时间，下午有时也讲经两个钟头；不讲经时便静坐或译经。前半夜静坐，后半夜若有倦意，也只是盘腿靠靠，绝不倒头大睡。多年如此，没有毅力的人，是不可能办到的。能海法师带头这样做，也要求全寺僧众都谨严地完成这样的日课。

　　法师对弟子要求很严，一次率弟子至新修的慈圣庵安居，为普贤铜像装藏，安居圆满后，法师先回成都，两位上座比丘后搭乘某军官夫人的车回到成都。为此事，他们受到法师严厉的批评与处分。其中一人被遣送至绵竹县西山云雾寺静坐反省，不准出山。另一位留寺，并取消了他们当年传戒师承的资格。法师就是这样严格要求他的弟子，认为这是佛制。[5]他注重僧众外在形像，即使在一些细微处也十分留意。他曾一再对弟子说：“僧要像僧样，穿著要整齐。”并谓著袈裟功德大，三衣不离身，守戒功德之最。法师一生自受具至圆寂，无论何时何地，即使是出席国内外重要会议，均著僧衣，威仪俨然，见者敬重。

　　1950年10月应上海金刚道场之请赴沪，开讲《比丘戒》、《律海心要》。后又至苏州、宝华山讲经、讲戒十余天。次年，又应上海信众之请到上海金刚道场讲经，并举行五方佛菩萨戒灌顶仪式。

　　1951年，实行土改，近慈寺也涉及此类问题，法师告诫弟子一切依工作组与农民来处理决定。1953年春，能海法师在成都近慈寺所有翻译刻印工作，均基本结束。想起五台山是文殊本尊之根本道场，必须树立法幢，自己晚年应即在五台安身，因即率亲信上座弟子一、二十人登上冰雪铺地的五台山，从此其弘法基地也转至这里。能海法师选择了中台下五里之清凉桥吉祥律院作为弘戒道场。地为明末三昧律师道场故址，乃宝华山戒坛祖庭。师见遗碑，决就故址重建律宗道场，仿近慈寺道场规模，定名为吉祥律院。当时随行上山者，仅上座若干人，嗣后近慈寺弟子闻讯来学者，络绎不绝，10月于清凉桥开讲《四分律根本阿含》。1954年，决定开期传戒，各地来求戒合格者，又二三十人，师则专心致力于撰著《根本阿含集颂》。从1954年夏开始，每年依佛制举行夏三月安居，讲经讲戒。

　　1955年，为正法久住，绍隆佛种故，以投票方式，选十夏以上比丘先学、照通、请佛、成佛、通一、常浩、贞意等7人，分别为新戒传授师。能海法师亲给法卷，并自退为戒源和尚，戒坛名慧灯堂。传戒中由新戒自愿选择戒和尚，实行师弟法，分别教授。是年春，第一期传戒，其后南北诸地前来求戒者，及近慈比丘上山学法者，络绎不绝，吉祥律院极盛时，僧众将近一百人，且以持律精严，学法勇猛，闻名全国。

　　此后能海法师即常住清凉桥，虽地处高寒，年届70，译经讲律，老而弥笃。法师大力宏传《四分律》，除令几位和尚为每期新戒比丘讲述戒学外，并躬自登座讲演《辩识阿含》、《根本阿含集颂》多次，对照四分律藏原文，广为解说，指令弟子随座笔记，书成定名为《四分律讲记》，师详审批阅印可，并于卷末，以丹笔书以“可资传抄”等字样。

　　法师晚年息心于《阿含》，认为《阿含经》是佛陀的根本教义，信众的入门要道。1960年开始精研《增一阿含》，并撰写《增一阿含学记》。1961年开讲《辩识阿含》与《慧行刻意》。1962年在清凉桥对照《辩识阿含集颂》，讲《四分律藏》。1963年再为僧众讲授《辩识阿含》与《四分律藏》。1964年续讲《四分律藏》、《增一阿含入道品》、《金刚经》，并经常教修《三皈依观》。1965年回善财洞安居，集中精力阅读《杂阿含》，整理《学记》。1966年继续研读《阿含》，写《学记》，直至逝世。

　　纵观能海法师弘法历程，除专心于翻释经典外，尤致力于律藏的诠释，特别是为了接引学人，本着善巧方便的原则，曾撰写《四分律藏》60卷摄颂4册，约相当于原书的1/5。又特别开讲《四分律藏大小持戒犍度》，阐明戒定相通之理。法师对此解释说：“今此于根本诸犍度依律藏文集成颂文竟，比丘诵习，全律在中，文简意全，不太辛劳而能忆持律藏，有难通处，更观律藏不难了义。”[6]弟子隆莲法师也赞叹说：“师教弟子，多以偈颂，便于记忆。如60卷《四分律藏》巨著，亦集为颂文，使比丘弟子诵习。提要钩玄，取精用闳，以少文摄多义。”[7]律藏卷帙浩繁，向称难治，能海法师这一工作真正是为律法的普及与僧众对戒律的可接受性作了有益的探索。

　　三、戒学思想

　　能海法师的律学遗著主要存有《四分律藏讲记》、《大小持戒犍度笔记》、《律海十门》、《律海心要》、《比丘日诵》、《沙弥戒集颂》、《辩识阿含集颂》《根本阿含集颂》、《正宗阿含集颂》、《菩提宗道菩萨戒集颂》等。在这些著述中真切地反映了法师阐戒扶律的悲心切愿以及对律法实践的真实见地。

　　1、以戒为师的再倡导

　　佛法总纲是戒定慧三学，三学之中，戒学为首。戒律乃三乘之基，为佛法之生命。能海法师在弘法过程中，始终将弘戒作为头等大事来看待。他认为，戒定慧三，圆具不缺，由戒生定，因定发慧，戒中有定慧，定慧中有戒，功德相互增上。平日告诫僧俗弟子说：“如来住世，以佛为师；如来灭后，以戒为师。”一生住持僧团，悉遵戒制，身教在先，人无闲言。讲经之前，必先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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