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戒。发挥戒义，淋漓尽致。弟子智敏回忆说：“师数十年宏法，一贯主张三学应平等学修，而尤重须依次第。如建高楼，必先平整地层，深植桩基，三学亦复如是，欲求定慧成就，首应具足净戒也。爰发愿依四分律制，如法传授大戒，并规定五年学戒，十年不离依止，俾造就合格比丘，成立和合僧团，继承如来家业也。”[8]隆莲法师也说：“师教徒众，戒、定、慧三学并进。特严于戒学。”[9]
戒为无上菩提本，凡佛弟子皆应以戒为师，一心持受。但针对当时僧界现状，能海法师不得不再次倡导这一根本精神，并身体力行。隆莲法师回忆说“当时佛教学风，日趋衰微，在家讲学者多偏学废修；丛林则禅讲罕兴，僧律废驰。驯至多有在家信徒，自称但皈二宝，不皈僧宝。师乃锐意以振兴佛教为己任。”[10]我们粗检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不难发现自民国以来，由于佛教的衰弱，在教界确实弥漫着一股排斥僧伽的风气，尽管这种现象不是佛教界的主流思潮，但其对佛教的危害却是极大的。最为典型的即是所谓“二宝”的提法。太虚大师时就在《告徒众书》中指出，当时佛教的重大危机是“俗之僧夺”与“僧之俗变”[11]。也就是居士面对僧团之无能不足礼敬，而代其主持佛法。其时著名佛教学者欧阳竟无就持此论。佛教历来有佛法僧“三宝”之说，而其中僧宝乃主持正法者，是荷担如来家业者。而“二宝”之论明确否认僧人的作用，从根本上取消了出家众的地位。能海法师认为欲振兴佛教，必须提高僧众的素质，涵濡德行，陶铸英才，宣扬佛法，化导社会。僧团是凭藉自身的道德力、人格力，来拥有信众的敬信。扭转社会人群对僧众由信仰而怀疑、由尊敬而轻视的局面，根本途径在于以戒为师，加强僧团自身建设。
能海法师住持近慈寺，不仅继承丛林规制，而且吸收黄教寺庙家风。“每年开期传戒，结夏安居，半月诵戒，律宗四大羯磨，如法建立，”[12]五分法身香，以戒为依托；三无漏学，以戒为首。无一如来不具戒体，无一菩萨不修戒度，无一经典不赞戒法，无一圣贤不严持戒律。持戒犹如大地，万善由此而生。当时能海法师以此精神设沙弥堂培养青年，既学佛学，也学文化课和藏语。年满20方可受具足戒。新戒先入学戒堂，学满5年，才给戒牒。如当时汉僧多衣青，而近慈寺的僧人却都著黄，人多以为是黄教之标识。“实则近慈寺僧衣不同于众，所至之处，稍不如律，即易为人觉察。故近慈寺与其称为密宗，毋宁称为律宗。”[13]
能海法师对戒律的弘传不仅是反映在他对律藏的汇集与诠释上，其对弟子之教育，对僧团之影响更多的是身教甚于言教，并不止于其著述。其平生不趋利誉，不事权贵；所得檀施，悉奉三宝；食无兼味，笥无长衣，瓶钵萧然，如云水僧。常自谓：“我不过是一个胆小的出家人。”“但爱戒之心，可质之诸佛而无愧。”[14]这体现了法师对戒律神圣性的敬畏感和守戒护戒的虔诚心。能海法师在藏区学习约十年，康萨喇嘛对他的学习成绩非常满意，尤其是对他的戒行精进，更为赞赏。当时西藏僧众，无论地位如何，对于肉食都很随便；而能海法师却坚持绝不食肉。当地僧众都惊叹说：“能海对肉一点不吃，简直是一个活佛了。”[15]他曾自书座右铭：“厚福受享，德性堕落；名誉光荣，我慢加等；养生优厚，病难更多；顺境安适，般若无缘。”弟子的回忆文章说他常过堂，与众一味，遇事自食，亦极简单，若菜稍佳，即感非分，劝令惜福。若有来客，则须上好。衣多补衲，仅足替换。赴外寺讲经，所得香敬，悉供该寺。自奉甚俭，待人厚道。
佛教的根本精神，即在于戒律的尊严，要振兴佛教，令正法久住，必须高树律幢，严持戒法。他数度对弟子说：“吾额鲁巴教派(格鲁派)过去在藏地所以特盛者，皆由严持别解脱戒及如法羯磨故，盖此为正法久住之本。”[16]又说：“定道由戒律入手，乃额鲁巴之家风。”定道不由戒入，即非正定，与解脱道不相应故。结合自身修持特色，谆谆告诫弟子说：“密法本来在戒律中，戒律即是密传，故应结合而修也。”[17]可见密乘戒必以大乘戒为基础，大乘戒必以别解脱戒为基础，此戒律方面显密大小之次第也。这是能海法师对律法的独到见地。
能海法师一生注重戒律的弘扬，愈至晚年，其志愈坚。据清定法师回忆，1954年，他从上海至五台山吉祥律院依止学修，能海法师曾教诫说：“时至今日，要使正法久住，必须注重戒律，要能遵律依法，建立僧团，定期传戒，每半月半月诵戒不断，每年夏三月安居，经常讲经讲戒，领导学人依戒修定，依定发慧，方能真正做到现法乐住、殊胜知见、胜分别慧、诸漏永尽、疾空烦恼、顿破无明、自我解脱、解脱众生、利他自利、共趋菩提、同圆种智。”[18]并表示，今后在吉祥寺的弘法着重译讲律教，引导同学法随法行。
2、注重僧团共修
振兴佛教，关键在于以戒为师；而以戒为师的落实，就在于依法摄僧，建立依律而住的和乐清净的僧团。我们可以看到能海法师不论是在成都近慈寺，还是在五台山吉祥律院，都是紧紧围绕这一理念来建立如法如律的僧伽组织。
如近慈道场，生活艰苦，条件困难，但此三学道场，建立了以戒为师、显密双修、大小乘兼学的僧团，摄受沙弥、比丘二百余人。来自十方的僧众，有耆旧老僧，亦有年少沙弥，年龄差距大，根性亦不齐，有初信佛法者，亦有久学他宗者，有大学教授，亦有小学文化或略识文字者。为了树立正法僧团楷模，近慈寺对讲律守戒，特别重视，依佛制每半月集体诵戒(每一僧人都必须背熟戒本)，每年夏三月集体安居，严持过午不食。共住僧众既须严守戒律，同时亦须恪守僧规，一有违犯，当主动忏悔，否则被揭发处分。总之，一切循依释迦世尊及宗大师法教，建立正法幢。为了培养僧众，依照修学次第的需要，法师在近慈寺组织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修学系统。寺僧广读六十卷《四分律藏》(近慈寺有刻本)，几乎人手一部。他以建一道场，树百年规模的宏愿，实现陶铸僧才，达正法久住、广利人天的大理想。
在弘戒的过程中，能海法师敏锐地抓住了“戒和同行”的关键所在，即在僧团中陶铸，在丛林中薰习。如出家五年学戒、十年不离依止的规定，旨在令学人一面修学戒律以自度，一面熟悉僧团中的一切僧事。由此出家弟子们安住于律仪僧团中，完成僧格之养成。其实在原始僧团中，佛陀所指示弟子修学的方法与程序，就是要弟子们依止师长，精勤修学，在大众和乐、身心自在的和谐气氛中，自求解脱或外行教化。戒律的内容不只是道德的、生活的规范，也包括大众共住的制度。当代佛学大德印顺长老也认为依团体的力量来规范身心更为容易，“因佛教的集团生活有三项特色：互相教授教诫，互相慰勉，互相警策。”[19]僧伽“六和”原则是佛教集团生活的真精神，净化身心，提升僧格，弘扬正法、利乐社会，一切都从此中实现出来。
近慈寺的组织制度完全依此原则安排实施。道场重在学修，培育僧才，故一般不赶经忏，不作佛事，不置缘簿，不设签筒，唯依三学，精进学修，感得信众清净供养，维持道场。为落实这一学修方针，寺院故有五堂口及译经院的创设。(1)沙弥堂：七岁以上沙弥可入沙弥堂，由堂主主管，下设五位管堂，分三班管理。甲班大沙弥、乙班小沙弥，丙班新进尚未受戒者。专学沙弥戒及佛教基础知识，旁及古文、算术、常识等。(2)学事堂：接待外来比丘，熟悉丛林规矩，出坡培福。如能将比丘戒本熟读成诵，便可入学戒堂。(3)学戒堂：五年学戒，十年不离依止。详学《比丘戒本》、《比丘日用》、《四分律藏》、《律海十门》、《律海心要》、《比丘戒广颂》等。(4)加行堂：学戒合格，入此堂进修。念诵大仪轨及五大金刚，学《生起次第》、《秘密伽陀》等，应能通讲三学。(5)金刚院：为最高一级，应是僧众表率。初期修《十三尊大威德》，听《圆成次第》，自学《现证》、《中观》等。全寺每日四座仪轨、列为定课。(6)译经院：专为培养汉藏译经人才而特设。这样健全的设施，“实则已将寺院办成僧团大学，既有三大寺之教理，又有二居巴之修持。”[20]
在僧团组成管理方面，能海法师一依如来所制律法，据《能海上师传》记载，主要有以下几种：(1)羯磨制度：羯磨即集众协商，如法办事。此制度有一根本精神，即一切寺务均由与会僧众共同商讨，作出结论，所谓僧事僧断。(2)班首执事：沿用丛林制度设立四大班首，八十执事。执事一般于年底羯磨会中商议推选，由金刚院主持，经上师同意后就任。执事在师座下，均有戒律观念，故能带动大众，依戒修持。(3)忏罪制度：此制度本亦为羯磨之一类，另立只为挽救罪堕、令清净故。凡有违犯，应诚意忏悔，于忏悔羯磨上，得僧众默许后，即获还净。(4)处罚制度：一般过失由其剃度师、管堂、堂主或纠察师进行劝戒，屡教不改者，即行迁单。严重违犯者，立即迁单。(5)半月诵戒：每半月集众抽签，一主二付，背诵戒本，大众对照检查，若于学处有不足者，依律向佛及众僧忏悔，大众默许后，即得清净。此制度于增德除罪有大作用。(6)结夏安居：每年四月半至七月半，结夏安居，精进办道。(7)传戒制度：为令佛种传续，自1939年起，每春举行传戒，至1947年为最后一期，前后共约四百人。(8)读账制度：每年二至三次，集都监、监院、副寺等，公开读账。重大账目每笔皆审，使僧团财务清楚，公开透明。
在日常生活管理中能海法师对弟子要求甚严，一不合戒即行处置，勇健有力，不留情面。一次，某上座未经请示，因病住居士家数日，师知后，令赴重庆天宝寺深山中自修，直至灌顶方许回寺。一次，门头师设摊售物，住于一边，另一边住一女人。师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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