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海法师戒律思想研究
温金玉
1953年5月30日至6月3日，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来自西北、西南、东北、华东、中南、内蒙以及西藏和云南边境地区，包括汉、藏、蒙、满、苗、维吾尔等七个民族的活佛、喇嘛、法师、居士代表120人出席了会议。会上由赵朴初居士作《中国佛教协会发起经过和筹备工作的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国佛教协会章程》和有关决议：推举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虚云、查干葛根为名誉会长；选举圆瑛为会长，喜饶嘉措、公德林、晋美吉村、能海、赵朴初、葛喇藏、祜巴、阿旺嘉措为副会长，赵朴初兼任秘书长，巨赞、周叔迦、郭朋为副秘书长。从此，中国佛教协会作为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各宗派佛教徒参加的全国性佛教爱国团体和教务组织诞生了，实现了全国三大语系佛教界的空前大团结。中国佛教协会的成立是由虚云、喜饶嘉措、圆瑛、赵朴初等二十位全国佛教界著名人士发起的。1952年11月4日至5日曾在北京举行发起人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书》。
岁月惊鸿，中国佛教协会虽历经风雨，但也取得了辉煌成就，如今更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今年是中国佛教协会五十华诞，我们更为怀念那些为中国佛教事业作出贡献的大德，更为感念他们给今日的中国佛教留下的无尽宝藏。此文的撰写就是为缅怀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人之一能海法师的懿行硕德，以期为今日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些许参照。
一、生平略述
能海法师，俗姓龚，名学光，字缉熙，四川省绵竹县汉旺场人。生于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腊月二十二日。年幼时，父母先后去世，依靠姐姐生活。14岁时，入成都恒升通商号学徒。敏慧好学，闲暇发奋读书，渐通史籍。当时清朝腐败，外侮频仍，遂弃商从戎，矢志报国，于1905年考入陆军学校，刻苦攻读，两年毕业，成绩优异，担任康定张蓬山镇守使部侦探大队长、营长等职。1909年调任云南讲武堂教官，当时朱德总司令也在该校学习。讲武堂结束后，返成都，升任团长兼川北清乡司令。不久辞职。袁世凯任大总统后，为羁縻异己，专擅军权，于1914年设将军府，被调入府，但无定职。国事日非，更不满袁世凯窃国专权，便日涉佛经以自遣。后又想改习园艺，以实业富民。故东渡日本，考察实业，半年后返北京。此行对日本佛教之兴盛颇多感触，始萌学佛之念。
1915年，得知四川广汉人张克诚在北平大学讲授佛学，乃不辞辛苦，前往听讲。张氏赠以所著《佛教的成唯识论》、《法相宗弥勒学提要》，细读深研，如获至宝，渐渐萌发出家之念。其姐以无后不许。1916年被重庆居士请去讲述《百法明门论》，好评如潮。由此促动他发心在成都创办佛经流通处。其时为便于听闻佛法，多居寺中，曾对人言：“每闻钟声，辄动出家之念。”[1]1924年，其妻生子，刚满40天，便毅然出家于四川涪陵天宝寺，礼住持佛源和尚为师，赐法名能海。
1925年春，在四川新都宝光寺从贯一和尚受比丘戒，自此无一日不沉浸于法海。曾至北京雍和宫浏览藏经目录，知有密乘多部，拟东渡日本求法。后闻大勇法师以东密不如藏密，已由日返国赴藏求法，他便决心入藏求法。1925年10月，与同学数人入康定跑马山，并与大勇法师会合，初拟明春入藏。1928年5月，与同学永光、慈青等20余人相偕入藏，9月始达拉萨，依止康萨格西学法，为入室弟子，尽得其传。当时康萨与颇章喀齐名，号为西藏日月二轮。
1932年能海法师自拉萨取道印度返回内地。初达上海，在班禅办事处讲经，听讲者常达数千人。并四处设坛，广作佛事。1934年，能海赴五台山广济茅蓬作安居，讲《基本三学》、《盂兰盆经》后，闭关静修，并译集经论。是年应上海佛教净业社之请，赴沪弘法。1935年返五台山，安居中讲《菩提道次第科表》，五台山学法比丘日众。1936年，能海再应邀赴沪举行丙子息灾法会，结束后再返五台山，住广济茅蓬。是年农历四月初四日文殊圣诞，应请接任茅蓬住持。其时来山学法者40余人，能海法师择行持有素者，组成金刚院，每日下午讲经二小时。其时多得胡子笏居士[2]之护持。
在五台山，能海法师深感藏密法派与内地僧团共居一寺，多有不便，非独建道场不可。遂于1937年春，经菩萨顶扎萨喇嘛(为五台山黄庙总领)同意，将本尊像及众弟子迁至善财洞住。并应山西佛教会会长力空和尚、省主席赵戴文之请至太原海子边讲经，先后讲《文殊五字真言》、《金刚经》等。法会圆满，四众挽留，即在太原安居。
七七事变后，能海法师说“回山已不可能，国难当头，非少数人力量所能回转，必须要办大法会，集众人之力”。于是率弟子40余人回四川。成都文殊院住持法光和尚请能海住南郊近慈寺。寺为文殊院下院，法师惨淡经营，新建威德殿、宗喀巴大师殿、藏经殿、译经院、沙弥堂等处，阁楼崇丽，蔚为名刹。
1939年3月，赴峨嵋山礼普贤，接毗卢殿住持。1940年应请接任新都宝光寺法主。闻康萨格西愿来内地弘法，能海法师再度赴藏迎请。康萨格西因病无法成行，将法器、衣钵尽授能海，嘱其于内地弘传其法。近慈寺道场成为沟通汉藏佛教文化的中心。藏地僧人来成都，必朝近慈寺，对道场风范赞叹不已。能海法师建译经院，致力于藏文佛典的翻译，以利汉藏文化之交流，自题门联：“通圣言而遍寰宇，导世界以趋大同。”
1942年至1948年，安居近慈寺、太平寺等处传戒讲经，研究佛法，先后翻译藏经《大时轮上师相应法》、《毗卢仪规》等十几种，弟子遍于国内外。美国总统罗斯福曾亲笔致函，邀请他赴美弘法。先后曾有美国、瑞典、比利时等国学人来华听其讲经。
1950年，能海法师参与接待入藏解放军代表，对和平解放西藏多有贡献，并派弟子隆果等人随军入藏，担任翻译。
1951年10月，能海法师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1952年初，能海法师赴五台山广济茅蓬安居，讲《基本三学》。清凉桥能悟师请法师往住。此地原属律寺，能海法师赴此视察，深感环境清净，可建道场。秋赴上海金刚道场讲经。10月，赴京出席中国佛教协会筹备会，会后返沪。12月，应邀参加以宋庆龄为团长的和平代表团，出席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会议。会后取道莫斯科回京，返上海金刚道场。
1953年，能海法师在上海举行大威德灌顶二坛，极为殊胜。法会圆满，率部分弟子上五台山，开办道场，选定清凉桥吉祥律院，传戒弘法，进修定慧，一遵近慈寺规。同年，在京参加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大会，当选为副会长。会后率弟子返山。
1954年春，能海法师到广济茅蓬，为大殿毗卢佛装藏。讲经后返清凉桥安居，修葺殿宇，开办道场。中国佛教协会每月给其生活费500元，他感谢说：“赖组织照顾，我等尽快创造条件，自力更生。”他以古稀之年，亲自参加各项劳动，开荒种田，植树造林，发展畜牧。从1953年至1965年，能海法师率弟子们为国家植树27万株，400余亩。[3]住持所在，成绩显著，多次被评为植树造林先进单位。法师率领大众上山种树，并刻有造林碑，以资鼓励，把植树造林作为长期的计划。每年寺院还卖出牛马骡10余头(匹)，以寺养寺。清凉桥僧人，在能海法师领导下，勤苦劳动，积极生产，早晚课诵，农禅并举，道风蔚然。
本年5月初，能海法师参加山西省政协会议，8月由四川省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9月初赴京出席会议，参加国庆观礼。10月底回清凉桥，续讲《四分律根本阿含》。
1955年春，于清凉桥举行传法。不久赴沪，开讲《菩萨戒集颂》，中间应邀赴京，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亚洲和平会议，会后朝礼圣迹，取道仰光回沪。5月赴京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会后返清凉桥，开讲《现证庄严论义疏附讲》。
1956年8月，法师在京与赵朴初居士接待日本佛教徒，9月在首都机场迎接国际佛教代表团。9月28日，参加中国佛学院开学典礼，五台山僧常浩、通一等六人进入该院学习。于参加国庆典礼后，即回山西太原，并至交城玄中寺，礼净土祖师道场。
1957年初讲论圆满后，赴京出席全国佛教代表会议。会后于居士林讲经，并安排弟子照通、仁敬等将龙藏运至五台山。4月回清凉桥安居。冬与五台山部分僧人赴京参加“反右”学习。
其时五台山各寺约有僧人500余人，为加强寺院管理，保证僧众的学修与生活，五台山成立佛教协会，能海法师被推举担任五台山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
1958年初返回清凉桥，3月至广济寺安居，参加五台山“反右”学习，期间再次当选为全国人大第二届代表。
1959年西藏叛乱事件后，能海法师发表谈话，载于4月13日《人民日报》。表明拥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立场。5月在五台山接待喜饶嘉错大师及赵朴初居士朝台。从1960年至“文化大革命”前，能海法师在五台山继续讲经，从事译述，教授弟子。
1962年，五台山佛教协会第一次改选，能海法师再次当选为会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能海法师亦遭批斗。1967年元旦圆寂，享寿81，僧腊43。
1979年3月，五台山佛教协会在显通寺为能海法师召开了追悼会，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中国佛教协会均发了唁电，各地佛教协会及诸山长老纷纷来人来电，表示悼念。1981年，在台怀镇对面的宝塔山腰，为能海法师建起一座砖塔，有赵朴初会长撰写的塔铭：
能海法师塔铭：
承文殊教 振锡清凉 显密双弘 遥遵法王
律履冰洁 智刃金刚 作和平使 为释宗光
五顶巍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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