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海法師戒律思想研究
溫金玉
1953年5月30日至6月3日，中國佛教協會成立大會在北京舉行。來自西北、西南、東北、華東、中南、內蒙以及西藏和雲南邊境地區，包括漢、藏、蒙、滿、苗、維吾爾等七個民族的活佛、喇嘛、法師、居士代表120人出席了會議。會上由趙樸初居士作《中國佛教協會發起經過和籌備工作的報告》；大會通過了《中國佛教協會章程》和有關決議：推舉達賴喇嘛、班禅額爾德尼·確吉堅贊、虛雲、查幹葛根爲名譽會長；選舉圓瑛爲會長，喜饒嘉措、公德林、晉美吉村、能海、趙樸初、葛喇藏、祜巴、阿旺嘉措爲副會長，趙樸初兼任秘書長，巨贊、周叔迦、郭朋爲副秘書長。從此，中國佛教協會作爲全國各地區、各民族、各宗派佛教徒參加的全國性佛教愛國團體和教務組織誕生了，實現了全國叁大語系佛教界的空前大團結。中國佛教協會的成立是由虛雲、喜饒嘉措、圓瑛、趙樸初等二十位全國佛教界著名人士發起的。1952年11月4日至5日曾在北京舉行發起人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國佛教協會發起書》。
歲月驚鴻，中國佛教協會雖曆經風雨，但也取得了輝煌成就，如今更迎來了空前的發展機遇。今年是中國佛教協會五十華誕，我們更爲懷念那些爲中國佛教事業作出貢獻的大德，更爲感念他們給今日的中國佛教留下的無盡寶藏。此文的撰寫就是爲緬懷中國佛教協會發起人之一能海法師的懿行碩德，以期爲今日中國佛教的發展提供些許參照。
一、生平略述
能海法師，俗姓龔，名學光，字緝熙，四川省綿竹縣漢旺場人。生于1886年(清光緒十二年)臘月二十二日。年幼時，父母先後去世，依靠姐姐生活。14歲時，入成都恒升通商號學徒。敏慧好學，閑暇發奮讀書，漸通史籍。當時清朝腐敗，外侮頻仍，遂棄商從戎，矢志報國，于1905年考入陸軍學校，刻苦攻讀，兩年畢業，成績優異，擔任康定張蓬山鎮守使部偵探大隊長、營長等職。1909年調任雲南講武堂教官，當時朱德總司令也在該校學習。講武堂結束後，返成都，升任團長兼川北清鄉司令。不久辭職。袁世凱任大總統後，爲羁縻異己，專擅軍權，于1914年設將軍府，被調入府，但無定職。國事日非，更不滿袁世凱竊國專權，便日涉佛經以自遣。後又想改習園藝，以實業富民。故東渡日本，考察實業，半年後返北京。此行對日本佛教之興盛頗多感觸，始萌學佛之念。
1915年，得知四川廣漢人張克誠在北平大學講授佛學，乃不辭辛苦，前往聽講。張氏贈以所著《佛教的成唯識論》、《法相宗彌勒學提要》，細讀深研，如獲至寶，漸漸萌發出家之念。其姐以無後不許。1916年被重慶居士請去講述《百法明門論》，好評如潮。由此促動他發心在成都創辦佛經流通處。其時爲便于聽聞佛法，多居寺中，曾對人言：“每聞鍾聲，辄動出家之念。”[1]1924年，其妻生子，剛滿40天，便毅然出家于四川涪陵天寶寺，禮住持佛源和尚爲師，賜法名能海。
1925年春，在四川新都寶光寺從貫一和尚受比丘戒，自此無一日不沈浸于法海。曾至北京雍和宮浏覽藏經目錄，知有密乘多部，擬東渡日本求法。後聞大勇法師以東密不如藏密，已由日返國赴藏求法，他便決心入藏求法。1925年10月，與同學數人入康定跑馬山，並與大勇法師會合，初擬明春入藏。1928年5月，與同學永光、慈青等20余人相偕入藏，9月始達拉薩，依止康薩格西學法，爲入室弟子，盡得其傳。當時康薩與頗章喀齊名，號爲西藏日月二輪。
1932年能海法師自拉薩取道印度返回內地。初達上海，在班禅辦事處講經，聽講者常達數千人。並四處設壇，廣作佛事。1934年，能海赴五臺山廣濟茅蓬作安居，講《基本叁學》、《盂蘭盆經》後，閉關靜修，並譯集經論。是年應上海佛教淨業社之請，赴滬弘法。1935年返五臺山，安居中講《菩提道次第科表》，五臺山學法比丘日衆。1936年，能海再應邀赴滬舉行丙子息災法會，結束後再返五臺山，住廣濟茅蓬。是年農曆四月初四日文殊聖誕，應請接任茅蓬住持。其時來山學法者40余人，能海法師擇行持有素者，組成金剛院，每日下午講經二小時。其時多得胡子笏居士[2]之護持。
在五臺山，能海法師深感藏密法派與內地僧團共居一寺，多有不便，非獨建道場不可。遂于1937年春，經菩薩頂紮薩喇嘛(爲五臺山黃廟總領)同意，將本尊像及衆弟子遷至善財洞住。並應山西佛教會會長力空和尚、省主席趙戴文之請至太原海子邊講經，先後講《文殊五字真言》、《金剛經》等。法會圓滿，四衆挽留，即在太原安居。
七七事變後，能海法師說“回山已不可能，國難當頭，非少數人力量所能回轉，必須要辦大法會，集衆人之力”。于是率弟子40余人回四川。成都文殊院住持法光和尚請能海住南郊近慈寺。寺爲文殊院下院，法師慘淡經營，新建威德殿、宗喀巴大師殿、藏經殿、譯經院、沙彌堂等處，閣樓崇麗，蔚爲名刹。
1939年3月，赴峨嵋山禮普賢，接毗盧殿住持。1940年應請接任新都寶光寺法主。聞康薩格西願來內地弘法，能海法師再度赴藏迎請。康薩格西因病無法成行，將法器、衣缽盡授能海，囑其于內地弘傳其法。近慈寺道場成爲溝通漢藏佛教文化的中心。藏地僧人來成都，必朝近慈寺，對道場風範贊歎不已。能海法師建譯經院，致力于藏文佛典的翻譯，以利漢藏文化之交流，自題門聯：“通聖言而遍寰宇，導世界以趨大同。”
1942年至1948年，安居近慈寺、太平寺等處傳戒講經，研究佛法，先後翻譯藏經《大時輪上師相應法》、《毗盧儀規》等十幾種，弟子遍于國內外。美國總統羅斯福曾親筆致函，邀請他赴美弘法。先後曾有美國、瑞典、比利時等國學人來華聽其講經。
1950年，能海法師參與接待入藏解放軍代表，對和平解放西藏多有貢獻，並派弟子隆果等人隨軍入藏，擔任翻譯。
1951年10月，能海法師以特邀代表身份參加全國政治協商會議。
1952年初，能海法師赴五臺山廣濟茅蓬安居，講《基本叁學》。清涼橋能悟師請法師往住。此地原屬律寺，能海法師赴此視察，深感環境清淨，可建道場。秋赴上海金剛道場講經。10月，赴京出席中國佛教協會籌備會，會後返滬。12月，應邀參加以宋慶齡爲團長的和平代表團，出席維也納世界人民和平會議。會後取道莫斯科回京，返上海金剛道場。
1953年，能海法師在上海舉行大威德灌頂二壇，極爲殊勝。法會圓滿，率部分弟子上五臺山，開辦道場，選定清涼橋吉祥律院，傳戒弘法，進修定慧，一遵近慈寺規。同年，在京參加中國佛教協會成立大會，當選爲副會長。會後率弟子返山。
1954年春，能海法師到廣濟茅蓬，爲大殿毗盧佛裝藏。講經後返清涼橋安居，修葺殿宇，開辦道場。中國佛教協會每月給其生活費500元，他感謝說：“賴組織照顧，我等盡快創造條件，自力更生。”他以古稀之年，親自參加各項勞動，開荒種田，植樹造林，發展畜牧。從1953年至1965年，能海法師率弟子們爲國家植樹27萬株，400余畝。[3]住持所在，成績顯著，多次被評爲植樹造林先進單位。法師率領大衆上山種樹，並刻有造林碑，以資鼓勵，把植樹造林作爲長期的計劃。每年寺院還賣出牛馬騾10余頭(匹)，以寺養寺。清涼橋僧人，在能海法師領導下，勤苦勞動，積極生産，早晚課誦，農禅並舉，道風蔚然。
本年5月初，能海法師參加山西省政協會議，8月由四川省選爲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9月初赴京出席會議，參加國慶觀禮。10月底回清涼橋，續講《四分律根本阿含》。
1955年春，于清涼橋舉行傳法。不久赴滬，開講《菩薩戒集頌》，中間應邀赴京，參加以郭沫若爲團長的代表團，出席印度新德裏召開的亞洲和平會議，會後朝禮聖迹，取道仰光回滬。5月赴京出席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會後返清涼橋，開講《現證莊嚴論義疏附講》。
1956年8月，法師在京與趙樸初居士接待日本佛教徒，9月在首都機場迎接國際佛教代表團。9月28日，參加中國佛學院開學典禮，五臺山僧常浩、通一等六人進入該院學習。于參加國慶典禮後，即回山西太原，並至交城玄中寺，禮淨土祖師道場。
1957年初講論圓滿後，赴京出席全國佛教代表會議。會後于居士林講經，並安排弟子照通、仁敬等將龍藏運至五臺山。4月回清涼橋安居。冬與五臺山部分僧人赴京參加“反右”學習。
其時五臺山各寺約有僧人500余人，爲加強寺院管理，保證僧衆的學修與生活，五臺山成立佛教協會，能海法師被推舉擔任五臺山佛教協會第一任會長。
1958年初返回清涼橋，3月至廣濟寺安居，參加五臺山“反右”學習，期間再次當選爲全國人大第二屆代表。
1959年西藏叛亂事件後，能海法師發表談話，載于4月13日《人民日報》。表明擁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立場。5月在五臺山接待喜饒嘉錯大師及趙樸初居士朝臺。從1960年至“文化大革命”前，能海法師在五臺山繼續講經，從事譯述，教授弟子。
1962年，五臺山佛教協會第一次改選，能海法師再次當選爲會長。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能海法師亦遭批鬥。1967年元旦圓寂，享壽81，僧臘43。
1979年3月，五臺山佛教協會在顯通寺爲能海法師召開了追悼會，國務院宗教事務局、中國佛教協會均發了唁電，各地佛教協會及諸山長老紛紛來人來電，表示悼念。1981年，在臺懷鎮對面的寶塔山腰，爲能海法師建起一座磚塔，有趙樸初會長撰寫的塔銘：
能海法師塔銘：
承文殊教 振錫清涼 顯密雙弘 遙遵法王
律履冰潔 智刃金剛 作和平使 爲釋宗光
五頂巍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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