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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著哲學進路的《佛教倫理學》以爲大學教材的原因。
四、道德的中層原則
各種思想體系的倫理學, 來自不同的思想源頭, 有不同的推論過程, 卻可獲得相當接近的倫理共識；這些共識, 依于貝參(Tom L. Beauchamp)與查爾德斯(James F. Childress)所提出的生命倫理學體系, 可以歸納出若幹基本的道德原則。查、貝二氏的主張, 亦即所謂的“共同道德性理論”(Common-Morality Theories ), 又名“原則主義”(Principlism), 他們嘗試掌握此諸道德共同性, 不采取任何思想體系中單一的最高原則, 而直接依經驗法則, 尋求多個普遍被接受與可用的道德原則 [1], 李瑞全教授以此名之爲“中層道德原則”(或簡稱“中層原則”), 並提醒道：
事實上, 共同道德性如何提供一道德的起點, 這是原則主義所沒有說明, 也不容易說明的重要關鍵。[2]
查、貝二氏的主張, 亦即所謂的“共同道德性理論”, 可歸納出四個道德原則：
一、 自律原則(Principle of Autonomy)：道德主體的行爲, 出于自主自律的意願, 並相對地視他人爲一自主自律的道德主體。
二、 不傷害原則(Principle of Non-maleficence)：不應對任何人(或物)造成傷害, 應該防止罪惡而促進善行。這是一種道德義務(moral duty)。
叁、 仁愛原則(Principle of Beneficence)：指對他人或物的慈愛表現。相對于不傷害原則之爲強製性的“道德義務”(moral duty), 仁愛原則屬于“道德理想”(moral ideal)。如果仁愛的德行, 要達到舍己救人的程度, 這是一種常人難以做到的“超義務”行爲, 所以此中的仁愛原則, 暫限定于一般能力所及的犧牲與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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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詳見Tom L. Beauchamp與 James F. Childress合著的Principles of Biomedical Ethics，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1994, pp. 100～109。
[2] 李瑞全，《儒家生命倫理學》，臺北：鵝湖出版社，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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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正原則(Principle of Justice)：道德上的普遍性、平等性與無偏私性。
這四個相同的中層原則, 不但促使人類存在著普世性的基本倫理規範(例如：不傷殺、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 而且也是不同的宗教哲學與思想體系之間, 可以在對話層面或行動層面“求同存異”, 共同爲生命福祉而奮鬥合作的寶貴基礎。
以宗教哲學爲例：基督宗教以“神”作爲倫理神學的根源；佛教不建立形上學的“神”, 直接依經驗法則, 歸納出一切現象依因待緣而生成、變異、壞滅的“緣起”論, 作爲佛教倫理學的基本原理。盡管基本原理南轅北轍, 但是從各自的基本原理, 確實也可開展出相同的四個中層原則, 以及類同項目占極大比例的基本規範(如基督宗教的“十誡”與佛教的“五戒”)。
當然, 由于不同的宗教哲學, 其建立中層原則與基本規範的源頭活水(基本原理)往往迥異, 因此即使在運用“中層原則”的時候, 也會産生運用範疇與運用方法的重大歧異。
在運用範疇方面, 例如：兩大宗教都依不傷害原則, 而有“不殺”的基本規範。而佛教的“不殺生戒”, 禁止對任何生命(包括動物)的殺害；但是反之, 基督宗教的“十誡”, 則是不可殺“人”, 戒禁範圍並不及于人以外的動物。
在運用方法方面, 兩大宗教都重視仁愛原則(亦即“愛”或“慈悲”)在人間的具體實踐, 不喜徒托空言；而佛教對于“慈悲”的培養, 強調的是“以己度他情”(自他互替)以及“諸法無我”的觀照, 基督宗教對于“愛”的擴充, 則強調要回應“上帝白白的恩典”, 而盡心、盡形、盡意地敬愛上帝, 從而愛及同屬受造者的“鄰人”乃至“仇敵”。
依上項層次結構, 本文將縮小範圍, 以檢視基督宗教倫理學與佛教倫理學的基本原理、中層原則與基本規範, 其中包括：
一、 兩大宗教在規範倫理學方面, 所要處理的共同議題。
如：兩大宗教都主張人有根源性的重大問題。基督宗教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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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論, 是指受造物沒有達到造物者創造他的目標。佛教則認爲衆生皆有“無明”(知的根源性錯亂)與“我愛”(情意的根源性錯亂), 是爲煩惱與生死之根源。
而面對此一重大根源性問題, 兩大宗教, 無論是基督宗教的創造論還是佛教的緣起論, 都可能被質疑它有“命定論”的思想陷阱(依筆者的觀察, 爲數衆多的佛教徒, 動不動就祭出似是而非的“業障論”, 他們落入命定論陷阱的情形, 其實更形嚴重)；而依系統神學或佛教哲學的內在邏輯, 也都可以肯定道德主體具足“自由意志”, 從而擺脫“命定論”的色彩。
又如：基督宗教倫理學中, 上帝有兩大屬性：“公義”與“愛”；佛教雖屬無神論, 卻也可從其“緣起”(pratītya-samutpāda)的基本原理, 而推出相應于“公義”與“愛”的兩大原則：“因果律”與“護生觀”。這兩大屬性或原則, 乍看彷若互相矛盾, 實則可以相互證成。
二、兩大宗教各自重視且看法不同的議題。例如：基督宗教極其重視對造物主之信德的建立, 佛教則無；又如：佛教一向鮮明地反對利用動物以換取人類的利益, 但基督宗教中的主流教派, 則對此一現象迄無重大的反對聲浪, 甚至以聖經內容或系統神學的理論, 來證成人類利用動物以成全人類福祉的正當性。
叁、即使是兩大宗教所共同關切的倫理要項(如前所述之“原罪”或“無明”, “自由意志”, 不傷害、仁愛與公正等), 彼此間仍因其基本原理有所差異, 而在證成同一結論時, 有其迥異的內在理路與诠釋系統。
五、兩種理論與中層原則
在此先擱置目的論中有強烈“明哲保身”氣息的爲我主義不談, 而舉義務論與效益主義這兩種有利他主義傾向的倫理範型, 究其中層原則。
它們的前提都是“自律原則”；亦即, 承認道德主體的行爲,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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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主自律的意願, 並相對地視他人爲一自主自律的道德主體。但何以能證成人可“自主自律”？何以不能反證：人是受到某一力量或衆多因素之牽製的？是則不詳。
義務論的普遍性道德律, 已兼顧了不傷害原則與公正原則, 但義務論是否也可以證成仁愛原則？此則不無爭議。因爲義務通常伴隨成文法或不成文法的規範而來, 而規範往往是剛性的, 亦即帶著「非遵守不可”的強製性與公正性。在此情況之下, 普遍性的規律, 只能消極地要求人奉行“不傷害”原則, 卻無法積極地要求人們將“犧牲奉獻, 讓他人獲得幸福快樂”, 當作是必行義務, 所以義務論比較不能推論出必然的仁愛原則。(當然, 有義務論傾向的宗教不在此限。如基督教可依最高原理的“神”所擁有“愛”的屬性而推出“仁愛原則”, 佛教則可依“緣起”之基要原理, 而展轉推演出符應于“仁愛原則”的“護生”結論。)。
仁愛行爲經常是“超義務”的犧牲奉獻；超義務的行爲, 就沒有所謂的“非做不可”。例如, 我們不應傷殺他人, 這可以訂成普遍性的法律；但任何政府都無法在國家法律之中, 明訂“每人必須犧牲奉獻、救濟苦難”。政府只能從旁鼓勵, 而不會以法規強製人民“非如此做不可”。
退一步言, 即使仁愛原則如前所述, 是限定在一般能力所及的犧牲與奉獻, 這也必須依個人的能力、受者的需要與供需的訊息, 來分配有限資源, 未必盡符公正原則。
相對地, 效益主義較能接受更爲積極付出的仁愛原則, 因爲它關切的是快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但也難免會在照顧“最大多數”的時候, 權衡輕重而不得不犧牲掉“少數”的幸福快樂, 亦即：公正原則因此很難全然兼顧。既然效益主義的觀點強調“最大多數”, 相對地必然有“少數人”(如原住民、同性戀者、幼童, 或是智障、殘障、罪犯等各種社會邊緣人)的福祉受到忽略或選擇性犧牲, 這少數人在社會上常是弱勢族群, 在考量政策時, 這些弱勢族群常是被忽略或被犧牲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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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倫理學的基本原理與中層原則──以基督宗教與佛教爲主軸的一個探索》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