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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着哲学进路的《佛教伦理学》以为大学教材的原因。
四、道德的中层原则
各种思想体系的伦理学, 来自不同的思想源头, 有不同的推论过程, 却可获得相当接近的伦理共识；这些共识, 依于贝参(Tom L. Beauchamp)与查尔德斯(James F. Childress)所提出的生命伦理学体系, 可以归纳出若干基本的道德原则。查、贝二氏的主张, 亦即所谓的“共同道德性理论”(Common-Morality Theories ), 又名“原则主义”(Principlism), 他们尝试掌握此诸道德共同性, 不采取任何思想体系中单一的最高原则, 而直接依经验法则, 寻求多个普遍被接受与可用的道德原则 [1], 李瑞全教授以此名之为“中层道德原则”(或简称“中层原则”), 并提醒道：
事实上, 共同道德性如何提供一道德的起点, 这是原则主义所没有说明, 也不容易说明的重要关键。[2]
查、贝二氏的主张, 亦即所谓的“共同道德性理论”, 可归纳出四个道德原则：
一、 自律原则(Principle of Autonomy)：道德主体的行为, 出于自主自律的意愿, 并相对地视他人为一自主自律的道德主体。
二、 不伤害原则(Principle of Non-maleficence)：不应对任何人(或物)造成伤害, 应该防止罪恶而促进善行。这是一种道德义务(moral duty)。
三、 仁爱原则(Principle of Beneficence)：指对他人或物的慈爱表现。相对于不伤害原则之为强制性的“道德义务”(moral duty), 仁爱原则属于“道德理想”(moral ideal)。如果仁爱的德行, 要达到舍己救人的程度, 这是一种常人难以做到的“超义务”行为, 所以此中的仁爱原则, 暂限定于一般能力所及的牺牲与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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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详见Tom L. Beauchamp与 James F. Childress合着的Principles of Biomedical Ethics，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1994, pp. 100～109。
[2] 李瑞全，《儒家生命伦理学》，台北：鹅湖出版社，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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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正原则(Principle of Justice)：道德上的普遍性、平等性与无偏私性。
这四个相同的中层原则, 不但促使人类存在着普世性的基本伦理规范(例如：不伤杀、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 而且也是不同的宗教哲学与思想体系之间, 可以在对话层面或行动层面“求同存异”, 共同为生命福祉而奋斗合作的宝贵基础。
以宗教哲学为例：基督宗教以“神”作为伦理神学的根源；佛教不建立形上学的“神”, 直接依经验法则, 归纳出一切现象依因待缘而生成、变异、坏灭的“缘起”论, 作为佛教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尽管基本原理南辕北辙, 但是从各自的基本原理, 确实也可开展出相同的四个中层原则, 以及类同项目占极大比例的基本规范(如基督宗教的“十诫”与佛教的“五戒”)。
当然, 由于不同的宗教哲学, 其建立中层原则与基本规范的源头活水(基本原理)往往迥异, 因此即使在运用“中层原则”的时候, 也会产生运用范畴与运用方法的重大歧异。
在运用范畴方面, 例如：两大宗教都依不伤害原则, 而有“不杀”的基本规范。而佛教的“不杀生戒”, 禁止对任何生命(包括动物)的杀害；但是反之, 基督宗教的“十诫”, 则是不可杀“人”, 戒禁范围并不及于人以外的动物。
在运用方法方面, 两大宗教都重视仁爱原则(亦即“爱”或“慈悲”)在人间的具体实践, 不喜徒托空言；而佛教对于“慈悲”的培养, 强调的是“以己度他情”(自他互替)以及“诸法无我”的观照, 基督宗教对于“爱”的扩充, 则强调要回应“上帝白白的恩典”, 而尽心、尽形、尽意地敬爱上帝, 从而爱及同属受造者的“邻人”乃至“仇敌”。
依上项层次结构, 本文将缩小范围, 以检视基督宗教伦理学与佛教伦理学的基本原理、中层原则与基本规范, 其中包括：
一、 两大宗教在规范伦理学方面, 所要处理的共同议题。
如：两大宗教都主张人有根源性的重大问题。基督宗教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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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论, 是指受造物没有达到造物者创造他的目标。佛教则认为众生皆有“无明”(知的根源性错乱)与“我爱”(情意的根源性错乱), 是为烦恼与生死之根源。
而面对此一重大根源性问题, 两大宗教, 无论是基督宗教的创造论还是佛教的缘起论, 都可能被质疑它有“命定论”的思想陷阱(依笔者的观察, 为数众多的佛教徒, 动不动就祭出似是而非的“业障论”, 他们落入命定论陷阱的情形, 其实更形严重)；而依系统神学或佛教哲学的内在逻辑, 也都可以肯定道德主体具足“自由意志”, 从而摆脱“命定论”的色彩。
又如：基督宗教伦理学中, 上帝有两大属性：“公义”与“爱”；佛教虽属无神论, 却也可从其“缘起”(pratītya-samutpāda)的基本原理, 而推出相应于“公义”与“爱”的两大原则：“因果律”与“护生观”。这两大属性或原则, 乍看彷若互相矛盾, 实则可以相互证成。
二、两大宗教各自重视且看法不同的议题。例如：基督宗教极其重视对造物主之信德的建立, 佛教则无；又如：佛教一向鲜明地反对利用动物以换取人类的利益, 但基督宗教中的主流教派, 则对此一现象迄无重大的反对声浪, 甚至以圣经内容或系统神学的理论, 来证成人类利用动物以成全人类福祉的正当性。
三、即使是两大宗教所共同关切的伦理要项(如前所述之“原罪”或“无明”, “自由意志”, 不伤害、仁爱与公正等), 彼此间仍因其基本原理有所差异, 而在证成同一结论时, 有其迥异的内在理路与诠释系统。
五、两种理论与中层原则
在此先搁置目的论中有强烈“明哲保身”气息的为我主义不谈, 而举义务论与效益主义这两种有利他主义倾向的伦理范型, 究其中层原则。
它们的前提都是“自律原则”；亦即, 承认道德主体的行为,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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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主自律的意愿, 并相对地视他人为一自主自律的道德主体。但何以能证成人可“自主自律”？何以不能反证：人是受到某一力量或众多因素之牵制的？是则不详。
义务论的普遍性道德律, 已兼顾了不伤害原则与公正原则, 但义务论是否也可以证成仁爱原则？此则不无争议。因为义务通常伴随成文法或不成文法的规范而来, 而规范往往是刚性的, 亦即带着「非遵守不可”的强制性与公正性。在此情况之下, 普遍性的规律, 只能消极地要求人奉行“不伤害”原则, 却无法积极地要求人们将“牺牲奉献, 让他人获得幸福快乐”, 当作是必行义务, 所以义务论比较不能推论出必然的仁爱原则。(当然, 有义务论倾向的宗教不在此限。如基督教可依最高原理的“神”所拥有“爱”的属性而推出“仁爱原则”, 佛教则可依“缘起”之基要原理, 而展转推演出符应于“仁爱原则”的“护生”结论。)。
仁爱行为经常是“超义务”的牺牲奉献；超义务的行为, 就没有所谓的“非做不可”。例如, 我们不应伤杀他人, 这可以订成普遍性的法律；但任何政府都无法在国家法律之中, 明订“每人必须牺牲奉献、救济苦难”。政府只能从旁鼓励, 而不会以法规强制人民“非如此做不可”。
退一步言, 即使仁爱原则如前所述, 是限定在一般能力所及的牺牲与奉献, 这也必须依个人的能力、受者的需要与供需的讯息, 来分配有限资源, 未必尽符公正原则。
相对地, 效益主义较能接受更为积极付出的仁爱原则, 因为它关切的是快乐──“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但也难免会在照顾“最大多数”的时候, 权衡轻重而不得不牺牲掉“少数”的幸福快乐, 亦即：公正原则因此很难全然兼顾。既然效益主义的观点强调“最大多数”, 相对地必然有“少数人”(如原住民、同性恋者、幼童, 或是智障、残障、罪犯等各种社会边缘人)的福祉受到忽略或选择性牺牲, 这少数人在社会上常是弱势族群, 在考量政策时, 这些弱势族群常是被忽略或被牺牲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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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伦理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层原则──以基督宗教与佛教为主轴的一个探索》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