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我」，是要抛棄主觀的偏見，也就是把「放下我執」的修行，用在學術上放下自己的宗派或學派偏見，或放下民族主義、文化情感的情緒因素，盡量客觀地看待自己所研究的論題。過去中國的佛學研究者，由於固執宗見，在研究講說時，不問經的內容如何，只將自己所學的那一套湊上去。導師曾經很幽默地說：「等於不問對方的頭大頭小，就拿自己頭上的帽子去套。」導師教導我們一個對治宗見的方法，那就是：
「在研究一經一論時，切莫自作聰明，預存見解；也莫偏信古說，大翻注釋。最好，在這一經一論的本身上去尋求解說，前後互相發明。若不能獲得明確的定義與見解，再從與此經此論思想很接近的經論中去參考。」[3]
立足於「人無我」的態度，而作印、中佛教思想史的解析，這是導師的重大成就。以部派佛教譜系之研究爲例：部派佛教是佛滅百年以後，因爲戒律或思想的理解不同，或地區與師承的隔閡而形成的。部派譜系怎麽分支，北傳有北傳的說法，南傳有南傳的說法。中國傳統的佛學研究者，依據北傳的文獻，重視北傳系統的說法；而當代許多學者因爲輕視中國佛教，重視南傳，以此爲「原始佛教」，所以認定南傳的部派譜系才是正確無誤的。
印順導師面對這兩種說法，既不會基於民族主義的情緒而選擇北傳(依「人無我」原則)，也不會盲目地推尊南傳爲原始佛教(依「法無我」原則，原理後詳。)，他從這二邊找出了一條中道的研究道路。原來，部派雖然複雜，但它們還是從大衆部和上座部二個根本系統陸續分支出來的，北傳的文獻比較傾向於上座部裏的說一切有系統，但是它也傳進了大衆部所說的譜系，南傳則屬於上座部的分別說系統。
印順導師認爲：每一個部派談到自己的時候，都難免「獨尊己宗」，把它所屬的部派擡在比較高的位階，所以講自己的比較不客觀，但當講到對方時就比較客觀。如現在的南傳佛教，他們認爲自己才是上座部，可是如果從北傳的眼光來看，他們不過是上座部裏分別說系的其中一支。所以導師認爲：當整理譜系的時候，談到上座部譜系時，不妨依大衆部所說；談到大衆部時，不妨采取上座部的看法。同理，上座部的說一切有系與分別說系，談到分別說系的時候，不妨依說一切有部所傳；談到說一切有系的時候，就不妨采取分別說部的看法。這就是「人無我」法則的運用。也就是說，導師洞觀演變中的佛法，可能來自部派、學派或宗派的自我主觀，而會有所扭曲。他自己很謹慎地避免墮入民族主義的主觀，或是「南傳爲原始佛教」的另一種主觀，根本立場是不帶主觀的「人無我」立場，又能洞悉人性中的我執在「部派譜系」傳說中所産生的微妙情結，這是鮮活的「人無我」法則之應用。
「人無我」原則，是指研究主體避免偏見；「法無我」原則是指：一切都在展轉的相拒相攝之中成立；佛法也不例外。這些學派思想的展轉相關，不但是異時的，內部的，也與同時的其他的學術，有著密切的關聯。
在研究的對象上，要了解到它因緣和合的特性。例如，導師也研究戒律，但他不認爲：當今已可完全沿用佛陀時代的所有戒條，因爲當今所面對的因緣條件，已經跟佛陀時代的因緣條件不同了。比如說，在佛陀時代的印度，托缽的生活方式非常自然，不但有修道上的利益，而且在印度文化中，本來就有「沙門托缽」這樣的傳統：印度人認爲托缽的修道人是值得尊敬的，供養修道人是可以生天得福的。但是佛教傳到中國以後，中國將托缽視作乞食，無法對托缽者産生敬意；因緣條件不同了，所以中國佛教改成寺廟炊食。這又有什麽不對呢？即使是佛陀，何嘗沒有面對當時印度文化的背景，而在規製上做適度的調整？重要的是，佛陀當時製訂戒律，是爲了要讓正法久住，要讓出家修行者的梵行久住，這是最基本的原則。如果死守教條，使得正法不能久住，使得社會誤解佛法，輕慢出家，那又有什麽好處？
所以在製度的研究上要掌握「法無我」原則，是要抓住根本精神，知道在時空因緣改變的時候，怎樣使根本原則做到更大的發揮，而不是死守教條，讓佛教更形萎縮。同理，在思想上做研究，導師更是運用「法無我」原則，看到佛教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除了個人的個性特質、聰明才智等因素之外，還受到當時佛教的各個學派，乃至印度社會其他宗教的影響，這是一個「相拒相攝」的過程。
叁法則之叁 「涅槃寂靜」
最後談涅槃寂靜法則。依導師來看:不論是大乘、小乘，不論是聲聞、獨覺，都是講「究竟解脫」的；大乘只不過是心量更加廣大，幫助更多的衆生達到究竟圓滿的解脫境界。因此，雖然別人推崇他在佛教學術界的成就，認爲他是一個很傑出的學者，但是他不承認自己是「學者」。他認爲許多學者把佛學純粹當作客觀的知識，從來沒有投入生命去體現它，這是不夠圓滿的。
導師以此叁法印的基本原則，著述等身，包括妙雲集二十四冊、華雨集五冊，還有非常多的專書，目前還有一些零星的著作沒有結集出版。從這些書籍裏，我想歸納幾個重要的成就：
尊重原始佛教，抉擇南傳佛教
首先是他尊重原始佛教，而且強調《阿含》與律的重要性。因爲過去中國佛教認爲《阿含》是小乘，戒律也不過是小乘律，什麽都要是大乘的，所以他們對於原始經律(尤其是《阿含》)，並不那麽重視。可是經印順導師提倡以後，到現在，幾乎只要是學佛的知識青年，沒有人不讀《阿含》的，對整個臺灣佛教，影響非常深遠。
《阿含經》對於「緣起」的講述是最充分的，它所教的修道方法是最素 、最真實的四念處與諸道品；律裏所載，最反應出現實僧團的需要；而且《阿含》與律當中所呈現出來的佛陀是人間的、親切的，並不是高高在上摸不著的神。原始經律的重視，使得漢傳佛教界開了一扇窗子，重行解讀並抉擇佛教思想。這樣的影響，使得現在的臺灣，有大量人在追隨南傳佛教的法師，學律、學禅，或是學經、學論。
但是印順導師並不盲目崇拜南傳佛教，因爲他從「緣起」的基本原理，深深地知道，並不是南傳佛教整套硬生生搬到中國，就可以實現，因爲因緣條件是完全不一樣的。而且南傳佛教自稱他們代表原始佛教，是上座系的正統，認爲所有的巴利經律原典是佛親口宣說，而排斥大乘佛教爲「非佛說」。在這點上，印順導師倒不是基於民族自尊心，而是基於緣起法則的體會，覺得他們有所偏見。他認爲，南傳巴利聖典也經過了世代傳承，不可能是一字不漏的原始佛教。相對於北傳佛教，固然是表現了一個部派完整的傳承，可是那也只是一個部派而已。他反而覺得漢譯的佛教聖典來自多個部派，如《阿含經》，有大衆部的《增一阿含》，有說一切有部的《雜阿含》、《中阿含》，還有法藏部的《長阿含》。律更是複雜，有化地部的《五分律》，有法藏部的《四分律》，有說一切有部的兩種律：《十誦律》和《根有律》，還有飲光部的《解脫戒經》等。總的來說，就以部派佛教的呈現而言，漢譯的原始經律呈現多面性，有利於作版本的比較研究，吾人可從這裏耙梳什麽是本質的佛法？什麽卻融入部派的思想[4]。
他老人家這麽超越的見地，其實在現今已見到一些印證。例如去年我們請南傳的帕奧法師，他道德非常高深，而且禅修非常高明，也非常重視戒律，這也使得他起先很不願意出國，因爲他怕國外的環境使他持不好戒。他不能捉持生像金銀，於是出門就一定要有人陪他；本來只要買一張飛機票，可是爲了這條戒，就要另買一張飛機票給一個在家居士隨行；他必需要持午，而且必須有人「手授」，否則即使食物就在手邊，也不得食用。十二點以前，一定要把所有他的飲食打點完畢。
他來臺灣弘法，就沒有這重顧慮，因爲北傳佛教的我們，有能力，也有這個恭敬心，盡力配合他的需要。有了北傳佛教的成果，南傳佛教的高明禅法，才有可能在臺灣這樣的地方弘揚開來。他有沒有可能單槍匹馬去到歐美那種地方？如果那些地方沒人有這樣良好的佛法信心作爲基礎，怎麽去接納像他這樣的生活方式呢？資本主義的社會裏，經濟效益的觀念，怎麽能夠接受本來只要一張機票，卻變成兩張機票的事實呢？
前幾期的《人生雜志》，聖嚴法師提到：他去歐洲時，碰到一位還俗的南傳比丘，他告訴聖嚴法師：假使要他過完全南傳方式的戒律生活，他根本沒有辦法在當地弘法利生，所以他想來想去，覺得弘法利生更爲重要，他甯願放棄比丘的身份。由此我們就可知道，一成不變地看待一個製度或思想，是違反「諸行無常」與「諸法無我」法則的，那是一定有問題的。如果一個堅持比丘戒律的人，只能夠在他自己的國家生存，他的國家佛教又已經非常興盛，照理說，爲了讓*輪常轉，使正法久住，應該要把佛法帶到沒有佛法的地方，可是因爲死守教條，卻使得他反而只能在他的國家呆著，不能把那無上甚深微妙法，讓百千萬億人聽到，這豈不是違反了戒律製定的原始精神要「令正法久住」嗎？從親見的事實可以證明，印順導師在思想或製度的教史研究中，所獲得的結論，是很有遠見的。
除了前述對部派譜系所做的整理之外，他對印度佛教史各個階段的整理，也都有相當大的貢獻。印度佛教史，從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的流變，這是不能不知道的，否則吾人無以明白：大乘佛教是怎麽産生的。導師可以從錯綜複雜的部派佛教，整理出幾個脈絡來，讓我們了解到大乘叁系是怎樣從原始佛教，經過部派佛教的演變而出現的。換句話說，對於初期、中期、乃至於後期大乘，他都可以從佛教史的演變之中，找到它出現的思想脈絡，這是他非常钜大的貢獻。
「大乘叁系」的判教
還有對於「大乘叁系」的抉擇。傳統的中國佛教認爲：大乘就是真常唯心論，一定要講「常樂我淨」的「如來藏」；又如天臺、華嚴的判教方式，往往不符合實際佛教史的發展。到太虛大師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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