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我」，是要抛弃主观的偏见，也就是把「放下我执」的修行，用在学术上放下自己的宗派或学派偏见，或放下民族主义、文化情感的情绪因素，尽量客观地看待自己所研究的论题。过去中国的佛学研究者，由於固执宗见，在研究讲说时，不问经的内容如何，只将自己所学的那一套凑上去。导师曾经很幽默地说：「等於不问对方的头大头小，就拿自己头上的帽子去套。」导师教导我们一个对治宗见的方法，那就是：
「在研究一经一论时，切莫自作聪明，预存见解；也莫偏信古说，大翻注释。最好，在这一经一论的本身上去寻求解说，前後互相发明。若不能获得明确的定义与见解，再从与此经此论思想很接近的经论中去参考。」[3]
立足於「人无我」的态度，而作印、中佛教思想史的解析，这是导师的重大成就。以部派佛教谱系之研究为例：部派佛教是佛灭百年以後，因为戒律或思想的理解不同，或地区与师承的隔阂而形成的。部派谱系怎麽分支，北传有北传的说法，南传有南传的说法。中国传统的佛学研究者，依据北传的文献，重视北传系统的说法；而当代许多学者因为轻视中国佛教，重视南传，以此为「原始佛教」，所以认定南传的部派谱系才是正确无误的。
印顺导师面对这两种说法，既不会基於民族主义的情绪而选择北传(依「人无我」原则)，也不会盲目地推尊南传为原始佛教(依「法无我」原则，原理後详。)，他从这二边找出了一条中道的研究道路。原来，部派虽然复杂，但它们还是从大众部和上座部二个根本系统陆续分支出来的，北传的文献比较倾向於上座部里的说一切有系统，但是它也传进了大众部所说的谱系，南传则属於上座部的分别说系统。
印顺导师认为：每一个部派谈到自己的时候，都难免「独尊己宗」，把它所属的部派抬在比较高的位阶，所以讲自己的比较不客观，但当讲到对方时就比较客观。如现在的南传佛教，他们认为自己才是上座部，可是如果从北传的眼光来看，他们不过是上座部里分别说系的其中一支。所以导师认为：当整理谱系的时候，谈到上座部谱系时，不妨依大众部所说；谈到大众部时，不妨采取上座部的看法。同理，上座部的说一切有系与分别说系，谈到分别说系的时候，不妨依说一切有部所传；谈到说一切有系的时候，就不妨采取分别说部的看法。这就是「人无我」法则的运用。也就是说，导师洞观演变中的佛法，可能来自部派、学派或宗派的自我主观，而会有所扭曲。他自己很谨慎地避免堕入民族主义的主观，或是「南传为原始佛教」的另一种主观，根本立场是不带主观的「人无我」立场，又能洞悉人性中的我执在「部派谱系」传说中所产生的微妙情结，这是鲜活的「人无我」法则之应用。
「人无我」原则，是指研究主体避免偏见；「法无我」原则是指：一切都在展转的相拒相摄之中成立；佛法也不例外。这些学派思想的展转相关，不但是异时的，内部的，也与同时的其他的学术，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研究的对象上，要了解到它因缘和合的特性。例如，导师也研究戒律，但他不认为：当今已可完全沿用佛陀时代的所有戒条，因为当今所面对的因缘条件，已经跟佛陀时代的因缘条件不同了。比如说，在佛陀时代的印度，托钵的生活方式非常自然，不但有修道上的利益，而且在印度文化中，本来就有「沙门托钵」这样的传统：印度人认为托钵的修道人是值得尊敬的，供养修道人是可以生天得福的。但是佛教传到中国以後，中国将托钵视作乞食，无法对托钵者产生敬意；因缘条件不同了，所以中国佛教改成寺庙炊食。这又有什麽不对呢？即使是佛陀，何尝没有面对当时印度文化的背景，而在规制上做适度的调整？重要的是，佛陀当时制订戒律，是为了要让正法久住，要让出家修行者的梵行久住，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如果死守教条，使得正法不能久住，使得社会误解佛法，轻慢出家，那又有什麽好处？
所以在制度的研究上要掌握「法无我」原则，是要抓住根本精神，知道在时空因缘改变的时候，怎样使根本原则做到更大的发挥，而不是死守教条，让佛教更形萎缩。同理，在思想上做研究，导师更是运用「法无我」原则，看到佛教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除了个人的个性特质、聪明才智等因素之外，还受到当时佛教的各个学派，乃至印度社会其他宗教的影响，这是一个「相拒相摄」的过程。
叁法则之叁 「涅槃寂静」
最後谈涅槃寂静法则。依导师来看:不论是大乘、小乘，不论是声闻、独觉，都是讲「究竟解脱」的；大乘只不过是心量更加广大，帮助更多的众生达到究竟圆满的解脱境界。因此，虽然别人推崇他在佛教学术界的成就，认为他是一个很杰出的学者，但是他不承认自己是「学者」。他认为许多学者把佛学纯粹当作客观的知识，从来没有投入生命去体现它，这是不够圆满的。
导师以此叁法印的基本原则，着述等身，包括妙云集二十四册、华雨集五册，还有非常多的专书，目前还有一些零星的着作没有结集出版。从这些书籍里，我想归纳几个重要的成就：
尊重原始佛教，抉择南传佛教
首先是他尊重原始佛教，而且强调《阿含》与律的重要性。因为过去中国佛教认为《阿含》是小乘，戒律也不过是小乘律，什麽都要是大乘的，所以他们对於原始经律(尤其是《阿含》)，并不那麽重视。可是经印顺导师提倡以後，到现在，几乎只要是学佛的知识青年，没有人不读《阿含》的，对整个台湾佛教，影响非常深远。
《阿含经》对於「缘起」的讲述是最充分的，它所教的修道方法是最素 、最真实的四念处与诸道品；律里所载，最反应出现实僧团的需要；而且《阿含》与律当中所呈现出来的佛陀是人间的、亲切的，并不是高高在上摸不着的神。原始经律的重视，使得汉传佛教界开了一扇窗子，重行解读并抉择佛教思想。这样的影响，使得现在的台湾，有大量人在追随南传佛教的法师，学律、学禅，或是学经、学论。
但是印顺导师并不盲目崇拜南传佛教，因为他从「缘起」的基本原理，深深地知道，并不是南传佛教整套硬生生搬到中国，就可以实现，因为因缘条件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南传佛教自称他们代表原始佛教，是上座系的正统，认为所有的巴利经律原典是佛亲口宣说，而排斥大乘佛教为「非佛说」。在这点上，印顺导师倒不是基於民族自尊心，而是基於缘起法则的体会，觉得他们有所偏见。他认为，南传巴利圣典也经过了世代传承，不可能是一字不漏的原始佛教。相对於北传佛教，固然是表现了一个部派完整的传承，可是那也只是一个部派而已。他反而觉得汉译的佛教圣典来自多个部派，如《阿含经》，有大众部的《增一阿含》，有说一切有部的《杂阿含》、《中阿含》，还有法藏部的《长阿含》。律更是复杂，有化地部的《五分律》，有法藏部的《四分律》，有说一切有部的两种律：《十诵律》和《根有律》，还有饮光部的《解脱戒经》等。总的来说，就以部派佛教的呈现而言，汉译的原始经律呈现多面性，有利於作版本的比较研究，吾人可从这里耙梳什麽是本质的佛法？什麽却融入部派的思想[4]。
他老人家这麽超越的见地，其实在现今已见到一些印证。例如去年我们请南传的帕奥法师，他道德非常高深，而且禅修非常高明，也非常重视戒律，这也使得他起先很不愿意出国，因为他怕国外的环境使他持不好戒。他不能捉持生像金银，於是出门就一定要有人陪他；本来只要买一张飞机票，可是为了这条戒，就要另买一张飞机票给一个在家居士随行；他必需要持午，而且必须有人「手授」，否则即使食物就在手边，也不得食用。十二点以前，一定要把所有他的饮食打点完毕。
他来台湾弘法，就没有这重顾虑，因为北传佛教的我们，有能力，也有这个恭敬心，尽力配合他的需要。有了北传佛教的成果，南传佛教的高明禅法，才有可能在台湾这样的地方弘扬开来。他有没有可能单枪匹马去到欧美那种地方？如果那些地方没人有这样良好的佛法信心作为基础，怎麽去接纳像他这样的生活方式呢？资本主义的社会里，经济效益的观念，怎麽能够接受本来只要一张机票，却变成两张机票的事实呢？
前几期的《人生杂志》，圣严法师提到：他去欧洲时，碰到一位还俗的南传比丘，他告诉圣严法师：假使要他过完全南传方式的戒律生活，他根本没有办法在当地弘法利生，所以他想来想去，觉得弘法利生更为重要，他宁愿放弃比丘的身份。由此我们就可知道，一成不变地看待一个制度或思想，是违反「诸行无常」与「诸法无我」法则的，那是一定有问题的。如果一个坚持比丘戒律的人，只能够在他自己的国家生存，他的国家佛教又已经非常兴盛，照理说，为了让*轮常转，使正法久住，应该要把佛法带到没有佛法的地方，可是因为死守教条，却使得他反而只能在他的国家呆着，不能把那无上甚深微妙法，让百千万亿人听到，这岂不是违反了戒律制定的原始精神要「令正法久住」吗？从亲见的事实可以证明，印顺导师在思想或制度的教史研究中，所获得的结论，是很有远见的。
除了前述对部派谱系所做的整理之外，他对印度佛教史各个阶段的整理，也都有相当大的贡献。印度佛教史，从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的流变，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否则吾人无以明白：大乘佛教是怎麽产生的。导师可以从错综复杂的部派佛教，整理出几个脉络来，让我们了解到大乘叁系是怎样从原始佛教，经过部派佛教的演变而出现的。换句话说，对於初期、中期、乃至於後期大乘，他都可以从佛教史的演变之中，找到它出现的思想脉络，这是他非常钜大的贡献。
「大乘叁系」的判教
还有对於「大乘叁系」的抉择。传统的中国佛教认为：大乘就是真常唯心论，一定要讲「常乐我净」的「如来藏」；又如天台、华严的判教方式，往往不符合实际佛教史的发展。到太虚大师的时代，…
《介绍印顺导师》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