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的戒學生活、伽藍見聞與律學觀點
釋昭慧(臺灣玄奘大學教授)
釋悟殷(臺灣弘誓佛學院講師)
內容提要:依據玄奘的戒律生活，與他在西行求法時，于各地僧伽藍的見聞實錄，玄奘的戒律觀，可歸納以下四點：一、面對異國風土民情，他會寬容地看待因時因地製宜的“隨方毘尼”，如改變安居月份、改變僧團序次形式等，他都不以爲忤，不會陷入教條主義的泥淖。二、“隨方毘尼”有淩駕于戒條之上的原理、原則以爲依憑。雖然在既有文獻中，欠缺玄奘在這方面的完整觀點，但是從他對許多案例所下的斷語，可歸納出這樣的結論：“令正法久住”與“護生”這兩大原則，正是他作律學判斷或掌握行爲分際時的最高依憑。因此無論如何入境隨俗，他總是堅持不食酒肉。叁、作爲一位大乘行人，他面對部派僧團的教條主義現象，會直下以判教的方式，將它視爲不究竟的“漸教”。顯然“漸教”的影響層面，不只是教義而已。四、他一生風雲際會，見過中、印兩大強國與許多小邦國的帝王，而且都受到備極崇高的禮遇，但是他不落驕慢，不慕俗譽，一心一意求法、學法、弘法、譯經。對于佛教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則相當介意，念茲在茲，據理力爭，以維護僧伽尊嚴。他雖深受帝王、師長的知遇之恩，但在謙恭感念的同時，依然不忘卻牢牢掌握住“令正法久住”與“護生”的原理、原則，傾全力于弘法度生的崇高志業。
關鍵詞:令正法久住、護生、隨方毘尼、大唐西域記、叁淨肉、不食肉戒、僧道序次、僧俗同罰
一、 前 言
玄奘在印、中國人的心目中，是德學崇隆的聖僧。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印度，他促進了天竺朝野對中國的認識；他以堅毅超人的求法精神、卓越的講學、著述，以及所向披靡的無礙辯才，獲致崇隆的社會聲望與帝王的特殊禮遇。在中國，他的譯經事業千古無與倫比，他將傳承自那爛陀寺陳那、護法、戒賢系統的唯識學說與因明理論傳到中土、發揚光大，並且間接促成了法相宗的成立。在國際史學界，他的《大唐西域記》，成了古印度史拼圖的重要依憑，也指引著考古學家掘發、認證出土的古迹與古物。
本文研究玄奘個人的戒律生活，以及他對印、中僧團現況及戒律生活的觀察與論議。之所以會選定本論題，原因有以下數端：
一、作者的研究興趣與學術專長：第一作者過往專治戒律學，特別重視僧製之研究。在研究領域中所磨練出來的敏感度，使得第一作者對于玄奘這樣一位學貫印、中，精通內明與外學，而又與印、中帝王有過多次對話，與印、中異教有過數次交鋒的高僧，擁有怎樣的戒律生活與戒律觀點，産生了高度的研究興趣。而第二作者專治印、中佛教史，娴熟律典與史傳，乃爲本文之撰寫，重行回顧相關文獻，並作地毯式的搜尋，提供了豐富的撰著素材。
二、從玄奘傳記的片段記載可知：玄奘本人自律甚嚴，相當重視戒行與威儀。因此對于他的戒律生活，似可掇合這些吉光片羽，作一較爲完整的陳述。
叁、玄奘曆經艱辛而西行，他不但要適應迥異內地的沙漠氣候，又要適應沿途邦國的風土民情，自律甚嚴的他，究竟如何拿捏持守戒律與因應俗世的分際？這是值得觀察的問題。
四、玄奘于印度有著豐富的參學經曆。無論是在那爛陀寺的定點參學，還是在其它邦國、寺宇的行腳參方，這位在印、中佛教文明交會前線的法師，仆仆風塵于絲路之旅，面對各方僧伽規製或生活習慣的差異，是如何拿捏分際的？像那爛陀寺，在玄奘赴印學習的極盛期間，已能容納一萬名學生和一千五百名教師。這樣龐大的學團，其日常運作與生活管理，絕對是一門大學問。
五、玄奘豐富的西行求法，帶回中土的除了前述譯經、弘法的卓越成就之外，天竺參學生涯的所見所聞，必然也會影響他的戒律觀。然則他在中土與衆僧共住以從事譯業，是完全依于中土舊慣來處理僧事呢，還是多少受到留學見聞的影響，而調整了若幹的寺院規製與生活方式？他如何應對來自帝王的善意關懷與不當敕令？此中堅持不變或妥協變通的分際何在？其中有何原理、原則可尋？這也頗值得觀察。
第一作者擬訂本文研究方向之時，對于既有文獻，是否足以充分解答前述第二至五項問題，並無把握，但還是依此諸問題意識，懇請第二作者對玄奘在印、中僧團與戒律方面的相關記載與論議，先行作一彙總、歸納，並由第一作者據此彙總資料以爲基礎，于在線查索更多相關文獻(特別是CBETA電子佛典)，同步進行解讀、分析、推論、分析、撰稿的工作。以下四部傳記與一部經錄，是作者所依憑的原始資料：
1.《大唐西域記》(以下簡稱《西域記》)，唐
玄奘述，辯機撰。大正五一，八六七中～九四七下。
2.《續高僧傳》，唐
釋道宣(五九六─六六七)撰。大正五○，四二五上～五八八上。
3.《大唐大慈恩寺叁藏法師傳》(以下簡稱《慈恩傳》)，唐
沙門慧立本，釋彥悰箋。大正五○，二二○下～二八○上。
4.《大唐故叁藏玄奘法師行狀》，唐
冥詳撰，大正五○，二一四下～二二○上。
5.《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以下簡稱《開元錄》)，唐
智升編纂，大正五五，五五七中～五六一下。
第一作者檢索近、現代“玄奘學”相關研究文獻，發現教史與教理方面的研究論文非常豐富，然而並無專述“玄奘與戒律學”方面的論著。這可能由于玄奘畢生所學、所弘，都以教法爲主，所以現有文獻中，述及其律學生活與律學觀點的內容並不太多，不容易引起研究興趣。另一方面，倘若沒有律學研究的背景知識，對于其中片段史料的意義，恐亦不容易作充分的解析。
文獻搜羅與解讀之後，發現現有文獻的相關記載確實有限，無法針對前述二至四項問題，作全面而細致的響應。例如：在印、中佛教文明交會前線的玄奘，仆仆風塵于絲路之旅，面對各方僧伽規製或生活習慣的差異，如何拿捏其分際？他在中土與衆僧共住以從事譯業，是完全依于中土舊慣來處理僧事呢，還是多少受到留學見聞的影響，而調整了若幹的寺院規製與生活方式？這兩項問題，目前尚無法于現有文獻之中，獲得充分的數據，來作完整的解答。
差堪告慰的是，本項研究依然有些良好的進展與成果，它清晰呈現了有關玄奘個人的戒律生活與律學觀點，旅印期間對各地僧團與律製的所見所聞，以及返國之後應對帝王的個中分際。以下逐一陳述，就教方家。
二、 大乘行人的基本立場
欲體會玄奘的戒學觀點，必須要把握一個要項：玄奘是一位大乘行者。在印度時，他曾向戒日王表示：
大乘宗塗奧曠，小教局淺。[1][1]
這種“大乘殊勝”的見地，玄奘無論行于何所，都一以貫之。茲舉四例以明其大乘意樂：
一、玄奘西行求法途中，路經屈支國(古稱龜茲，今新疆庫車地區)，在阿奢理見寺，與聲聞僧木叉〔毛＋匊〕多對談。木叉〔毛＋匊〕多勸他：屈支國具足《雜心》、《俱舍》、《毘婆沙》等論，學之已經足得，不煩西涉受艱辛。玄奘乃詢問：屈支國是否有《瑜伽師地論》(他就是爲了究明《瑜伽論》義，所以西行求法的)。〔毛＋匊〕多竟然聲稱那是“邪見書”。玄奘一聞其言，對他大失敬信之心，答道：
《婆沙》、《俱舍》，本國已有，恨其理疏言淺，非究竟說，所以故來，欲學《大乘瑜伽論》耳。又《瑜伽》者，是後身菩薩彌勒所說，今謂邪書，豈不懼無底在坑乎！[2][2]
二、由于南印度般若鞠多明正量部義，造《破大乘論》七百頌，玄奘乃申大乘義而破之，爲一千六百頌，名《破惡見論》。[3][3]
叁、戒日王在曲女城(今印度恒河西岸之勒克)設無遮大會，請玄奘爲論主。玄奘立“真唯識量”，稱揚大乘，曆經十八日，無一學者能破。因此，玄奘法師得到“大乘天”及“解脫天”的美稱。[4][4]
四、玄奘在印多年，打算回國，諸德鹹來勸住，玄奘向戒賢表明：西行爲求****，廣利群生。願以所聞，歸還翻譯，使有緣之徒同得聞見，用報師恩。戒賢贊爲“菩薩”。[5][5]
叁、玄奘的戒律生活
(一)出家：不結朋黨，威儀詳序
玄奘披剃之時，不過是年方十一的小沙彌。然而根據《續高僧傳》的記載，他那時就已經“誦《維摩》、、《法華》”等大乘經典，而且“卓然梗正，不偶朋流，口誦目緣，略無閑缺”——才情卓越，性情正直，不結朋黨，威儀詳序，言行無瑕。見到一些沙彌在“劇談掉戲”，他不但不與他們一同笑鬧，還會正言直谏：
經不雲乎：夫出家者爲無爲法。豈複恒爲兒戲？可謂徒喪百年！[6][6]
《開元釋教錄》對于玄奘的威儀與戒德，作了如下生動的形容：
或處徒衆，或對嘉賓，一坐半日，略無傾動。服尚幹陀，裁唯細〔疊＋毛〕修廣適中。行步雍容，直前而視，辄不顧眄。……戒範端凝，始終如一，愛惜之志，過護浮囊。持敬之堅，超逾系草。[7][7]
“幹陀”，即幹陀色，類似木蘭色，是赤多黑少的壞色。[8][8]“系草”的典故，出自《大莊嚴論經》，比丘之法不得傷草，有諸比丘被劫賊用草系縛，甯受日曝蟲唼之苦，不願斷草解縛。[9][9]玄奘于處衆或會客時，一坐可以如如不動。行走之間，舉止從容祥和，端視前方，不會左顧右盼。他對僧服的顔色、質料、長寬，都要求中規中矩。他謹慎地護惜戒體，就如帶持浮囊(救生圈)欲度大海，又如草系比丘，爲護生草而不惜斷命。
(二)受戒：研學戒法，一遍斯得
武德五年，法師年滿二十，到成都受具足戒，隨即安居學律，《慈恩傳》說他對于五篇七聚[10][10]的律學要旨，“一遍斯得”。[11][11]可見得玄奘對于聲聞律法，是下過工夫的。
(叁)西行：不隨俗宜進食酒肉
西行路途千裏迢遙，地理環境備極險惡，玄奘對各方風土人情又極爲陌生，自是飽嘗困頓艱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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