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如果尚有一些遠見，應該盡其最大的努力，宣揚基督的「愛」，不要再把佛教當成了眼中釘；佛教不是基督教的敵人而是朋友。佛教僅是在宗教競技場中一員優秀的選手，是以發揮自己的力量爲目的，不以埋葬異教爲目的。佛教也不會搶走基督教的信徒，除非出于基督徒的自覺而來皈依佛教；佛教徒永遠也不會走進基督教堂去拉信徒。當然，如果要消滅佛教而使這個世界全面的基督化，那就無話可說。可是我要再叁的提醒基督徒──那些盲目而狂熱的基督徒，獨斷性的宗教策略，早已遭受到曆史的唾棄。
不錯，佛教也在追求一個佛化人間的社會，佛教也在做著宣揚佛化的工作，但在本質上，跟基督教卻有所不同。佛教不以爲唯有佛陀說出的才是佛法；佛教承認凡是合乎佛法原則的一切言行，都是佛法；佛陀只是覺悟了佛法，並沒有創造佛法。所以，在佛世的時候，佛嘗采用印度原有宗教觀念的合理部分，作爲佛的教訓；佛滅之後，仍有曆代的僧俗弟子繼續不斷地發掘佛法的寶藏，佛教絕不以爲非佛說的即完全不是佛法。因此，佛教絕不希望在打倒了一切異己之後才算實現全面的佛化；佛教卻希望運用影響力使得相背者變成相順，使得相順者變成相近，使得相近者變成相同。所以，佛教從不會想到要打倒異教，但卻主張感化異教，比如蓮華生大師到西藏之後，即將西藏的外道「棒教」(Bon-po)化成了佛教的密教。佛教希望利用種種方法來了解他人，並使他人來了解佛教；了解並不等于歸順，最低限度，總可得到若幹程度的諒解；諒解彼此的目標雖不盡相同，但在以倫理爲基礎的觀點上，必有可通之處。
(叁)研究宗教的態度
所以，站在佛教的立場，絕不否定基督教的應有價值。基督教的教化，如果除開它的專斷的唯神觀之外，在倫理的施設方面，佛教是不妨有條件地承認其相當于人乘及天乘的範圍。但願基督教徒們也能學到這樣的態度：強調其倫理方面的，弱化其神化方面的，以俾共同來爲人天的福祉而努力。如果有一天，只剩下倫理的基督教，不見了神話的基督教，那才真正是人間的福音，也即是今日的宗教應走之路。
然而，中國的基督教士們，是怎樣的態度呢？我可借用唐君毅先生的一段話，提供他們參考：「在此(香港)之教會與教徒的服務精神，固中國內地所不及，而賴傳教或教會關系來謀生求職的路道，亦特別多，因而使人很難分辨，誰是真正的信徒，誰只是吃教的人。而在宗教徒的相互鬥爭方面，則此地有專收和尚的基督教學院。有專以說服異教徒爲己任的牧師或神父；而在此地傳教的西方教士與中國教士，卻很少能了解中國文化的。有的傳教士明白的說：中國大陸之被共黨征服，即中國人不信耶稣之故；中國人現在只有向耶稣忏悔，才能得救。……基督教傳入中國後，未聞有一基督教的大思想家，能本基督教觀點，去討論一切人生文化問題。」(《民主評論》卷七二二期〈宗教信仰與現代中國文化〉)
唐君毅先生的這段話，我相信是公正而中肯的，不知基督教的人士們能否省察一下？特別是後面幾句，更該加圈加點！
第叁節 香港道風山與「佛教學研究」
(一)基督教的傳教精神
十六世紀以來，大批西方的教士們，抱著探險家的精神，向非洲和亞洲等各地出發，深入每一個角落去宣傳他們由天國帶來的福音。那種不怕艱苦不懼困難的傳教精神，正是基督教的美德之一，也是自從「使徒」傳教以來的傳統美德。
可是很不幸的，文藝複興之前的基督教會，甚至要以迫害自然科學的發明者來維持《聖經》的威嚴，晚近以來，基督教的傳教士們，竟又要借著自然科學的文明，達成他們傳教的目的。比如基督教在中國的第叁期創始人利瑪窦就是借著萬國輿圖、自鳴鍾、雅琴等作爲禮物而觐見了明朝神宗皇帝。利瑪窦對于中國的最大貢獻之一，就是介紹科學。正如王治心先生所說：「明末清初之交，天主教士所以能取得朝廷的信任，而有公開傳道的機會，都是由于他們努力于科學和藝術的介紹。……那些教士不過欲用學術來做傳道的工具，想不到卻因此下了中西學術溝通的種籽。他們在介紹這些學術以外，並且親身幫助明、清兩朝鑄造鎗炮，這原是與基督教宗旨根本違反的，但是卻因此反而予基督教以良好的機會，不可謂非絕大的僥幸。」(《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一八九頁)羅如望與湯瑪諾二人曾爲明熹宗對付滿州勢力及白蓮教作亂而鑄造戰炮，湯若望與羅雅各布曾爲明毅宗製造大炮，南懷仁曾爲清聖祖製造鐵炮。雖在他們的《聖經》裏說：「不可殺人，又說凡殺人的，難免受審判。」(〈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節)；「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五十二節)但是，這些教士們卻如此做了，也許在他們的理由是對的；只要目的是善，惡的手段也可變成爲善，爲使全中國的億萬人「得救」，協助中國的君主鑄大炮，當然也是可以同情的事了。同時，耶稣也曾如此說過：「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門徒。」(〈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六節)這是一種徹底否定自私「小我」的大醒覺了，爲上帝的博愛，應當否定人間的私愛。耶稣又說：「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門徒。」(〈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七節)不過，這是教訓基督徒們犧牲自我的，至于能不能也將此一要求送給非基督徒，「上帝」應該知道！但我不忍相信那也是上帝意志的一部分，正如：「耶和華說：我要將所造的人和走獸，並昆蟲，以及空中的飛鳥，都從地上除滅。」(〈創世記〉第六章第七節)然而，基督教是最難研究的宗教，基督教的本質何在，甚至連耶稣自己也很難捉摸；耶稣一邊宣揚寬恕的愛，但在他的血液裏，同時也流著濃厚的不容忍異端的獨斷思想，比如他說：「除非經由我，沒有人能到父(上帝)那裏。」因此便說：「信子(耶稣)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著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約翰福音〉第叁章第叁十六節)于是又說：「你們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約翰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四節)所以，基督徒以爲「異教徒」是千該萬死的心理是不足爲奇的。
(二)傳教方法與物質文明
實際上，近代的中國，能夠接觸到近代的物質文明的賜予，除了「感謝」西方列強帝國的兵艦大炮，也要「感謝」那些乘在炮彈頭上冒險飛來的傳教士們，他們甚至把西方的恩物，帶進了中國的每一個角落；遺憾的是中國的人民不太懂得上帝式的愛，所以，接受了教士們帶來的現代文明，卻沒有打內心起去領受神的洗禮。正像蔣夢麟先生所說的一段話：「傳教士們不顧艱難險阻，瘴疠瘟疫，甚至生命危險，遍曆窮鄉僻壤，去拯救不相信上帝的中國人的靈魂。他們足迹所至，隨身攜帶的煤油、洋布、鍾表、肥皂等等也就到了內地。一般老百姓似乎對這些東西比對福音更感興趣。……傳教士原來的目的是傳布耶稣基督的福音，結果卻無意中爲洋貨開拓了市場。」(《西潮》中文本二六頁)
這對于基督教的傳教士們，是值得同情的，像他們那種爲傳教而奉獻出一切的冒險精神，在晚近數百年來的中國佛教徒中，已不多見，所以我也極其敬佩他們。但是，他們無法達成預期的效果，難道說真是中國的人民與「博愛」的「福音」無緣嗎？或者是中國的人民野蠻落伍到連非洲的黑人還不如嗎？如果真做如此的推論，那你是錯到宇宙的邊緣去了！
那是說：中國跟非洲不一樣，中國已經有了五千年的屬于自己的文化背景，一切的思想、風俗、信仰，都已有了自己的一套，硬要將另外一種迥然不同的信仰，一下子注射進來，自然就會産生抗衡的作用。如果基督教的傳教士們，也能像佛教初傳中國時期的僧人一樣，設法了解中國文化，迎合中國文化，進而發展成了中國形態的宗教信仰，那就會受到中國人的歡迎了。然而，雖從明朝的利瑪窦開始，到民國的馬相伯先生，以及以前燕京大學的幾位神學教授，都曾注意到贊揚儒家，並承認基督教徒在中國必須中國化。可是，「中國化」叁個字說來容易，做來是多麼的不容易！所謂「化」，必須要使兩股不同的文化産生化合的作用，使化合成爲一股新的文化，正像隋唐時代的佛教，天臺、華嚴、禅宗，那才是真正的中國化的宗教。不知是基督教的本質中無能開出新的花朵呢？抑是基督教中沒有這麼一位偉大的人才？所以直到如今，若從唐太宗時傳來的景教算起，基督教在中國業已有了一千叁百年的曆史，竟尚未見有一位基督教本位的思想家在中國出現。有些外國來的傳教士，僅以學會了中國方言，穿上了中國的長衫，其實那是中國化得何等的膚淺！像這樣膚淺的傳教士們，要想使得中國全部基督化，是否顯得幼稚了些？
(叁)對佛教工作的基督教士
同樣的，要想使得佛教轉變成爲基督教，也必須先從根本的思想基礎下工夫；否則，僅僅引誘了幾個根本不知佛教內容爲何物的佛教徒去投向基督教，那豈算是基督教征服了佛教？
的確，基督教在中國，總是做些皮相的工作，對中國佛教，也是做的皮相的工作。大約是二十多年前，有一位外國牧師，突然注意到了中國的和尚們，他要對這些和尚做些「牧」與「救」的工作了。首先，他來接近佛教，他住進了佛教大寺院，跟和尚們過著同樣的生活，上殿、過堂、出坡、參禅。中國的佛教徒，對于外國人的歡迎，正像所有的中國人一樣，並且把他當作居士，最低限度，他的樣子是敬仰佛教的。
誰知道，這位牧師是來「盜寶」的，當他看多了學多了的時候，他的「基督教叢林」，也在香港出現了，那就是「道風山」。他爲此事，的確是挖空了心思，想盡了方法，以期投人所好，而收容之、改造之。道風山的由來，據佛教界的傳聞就是如此。(是否有誤，尚請龔牧師指教，因我沒有進過那一所「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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