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如果尚有一些远见，应该尽其最大的努力，宣扬基督的「爱」，不要再把佛教当成了眼中钉；佛教不是基督教的敌人而是朋友。佛教仅是在宗教竞技场中一员优秀的选手，是以发挥自己的力量为目的，不以埋葬异教为目的。佛教也不会抢走基督教的信徒，除非出于基督徒的自觉而来皈依佛教；佛教徒永远也不会走进基督教堂去拉信徒。当然，如果要消灭佛教而使这个世界全面的基督化，那就无话可说。可是我要再三的提醒基督徒──那些盲目而狂热的基督徒，独断性的宗教策略，早已遭受到历史的唾弃。
不错，佛教也在追求一个佛化人间的社会，佛教也在做着宣扬佛化的工作，但在本质上，跟基督教却有所不同。佛教不以为唯有佛陀说出的才是佛法；佛教承认凡是合乎佛法原则的一切言行，都是佛法；佛陀只是觉悟了佛法，并没有创造佛法。所以，在佛世的时候，佛尝采用印度原有宗教观念的合理部分，作为佛的教训；佛灭之后，仍有历代的僧俗弟子继续不断地发掘佛法的宝藏，佛教绝不以为非佛说的即完全不是佛法。因此，佛教绝不希望在打倒了一切异己之后才算实现全面的佛化；佛教却希望运用影响力使得相背者变成相顺，使得相顺者变成相近，使得相近者变成相同。所以，佛教从不会想到要打倒异教，但却主张感化异教，比如莲华生大师到西藏之后，即将西藏的外道「棒教」(Bon-po)化成了佛教的密教。佛教希望利用种种方法来了解他人，并使他人来了解佛教；了解并不等于归顺，最低限度，总可得到若干程度的谅解；谅解彼此的目标虽不尽相同，但在以伦理为基础的观点上，必有可通之处。
(三)研究宗教的态度
所以，站在佛教的立场，绝不否定基督教的应有价值。基督教的教化，如果除开它的专断的唯神观之外，在伦理的施设方面，佛教是不妨有条件地承认其相当于人乘及天乘的范围。但愿基督教徒们也能学到这样的态度：强调其伦理方面的，弱化其神化方面的，以俾共同来为人天的福祉而努力。如果有一天，只剩下伦理的基督教，不见了神话的基督教，那才真正是人间的福音，也即是今日的宗教应走之路。
然而，中国的基督教士们，是怎样的态度呢？我可借用唐君毅先生的一段话，提供他们参考：「在此(香港)之教会与教徒的服务精神，固中国内地所不及，而赖传教或教会关系来谋生求职的路道，亦特别多，因而使人很难分辨，谁是真正的信徒，谁只是吃教的人。而在宗教徒的相互斗争方面，则此地有专收和尚的基督教学院。有专以说服异教徒为己任的牧师或神父；而在此地传教的西方教士与中国教士，却很少能了解中国文化的。有的传教士明白的说：中国大陆之被共党征服，即中国人不信耶稣之故；中国人现在只有向耶稣忏悔，才能得救。……基督教传入中国后，未闻有一基督教的大思想家，能本基督教观点，去讨论一切人生文化问题。」(《民主评论》卷七二二期〈宗教信仰与现代中国文化〉)
唐君毅先生的这段话，我相信是公正而中肯的，不知基督教的人士们能否省察一下？特别是后面几句，更该加圈加点！
第三节 香港道风山与「佛教学研究」
(一)基督教的传教精神
十六世纪以来，大批西方的教士们，抱着探险家的精神，向非洲和亚洲等各地出发，深入每一个角落去宣传他们由天国带来的福音。那种不怕艰苦不惧困难的传教精神，正是基督教的美德之一，也是自从「使徒」传教以来的传统美德。
可是很不幸的，文艺复兴之前的基督教会，甚至要以迫害自然科学的发明者来维持《圣经》的威严，晚近以来，基督教的传教士们，竟又要借着自然科学的文明，达成他们传教的目的。比如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三期创始人利玛窦就是借着万国舆图、自鸣钟、雅琴等作为礼物而觐见了明朝神宗皇帝。利玛窦对于中国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介绍科学。正如王治心先生所说：「明末清初之交，天主教士所以能取得朝廷的信任，而有公开传道的机会，都是由于他们努力于科学和艺术的介绍。……那些教士不过欲用学术来做传道的工具，想不到却因此下了中西学术沟通的种籽。他们在介绍这些学术以外，并且亲身帮助明、清两朝铸造鎗炮，这原是与基督教宗旨根本违反的，但是却因此反而予基督教以良好的机会，不可谓非绝大的侥幸。」(《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一八九页)罗如望与汤玛诺二人曾为明熹宗对付满州势力及白莲教作乱而铸造战炮，汤若望与罗雅各布曾为明毅宗制造大炮，南怀仁曾为清圣祖制造铁炮。虽在他们的《圣经》里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五十二节)但是，这些教士们却如此做了，也许在他们的理由是对的；只要目的是善，恶的手段也可变成为善，为使全中国的亿万人「得救」，协助中国的君主铸大炮，当然也是可以同情的事了。同时，耶稣也曾如此说过：「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六节)这是一种彻底否定自私「小我」的大醒觉了，为上帝的博爱，应当否定人间的私爱。耶稣又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七节)不过，这是教训基督徒们牺牲自我的，至于能不能也将此一要求送给非基督徒，「上帝」应该知道！但我不忍相信那也是上帝意志的一部分，正如：「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创世记〉第六章第七节)然而，基督教是最难研究的宗教，基督教的本质何在，甚至连耶稣自己也很难捉摸；耶稣一边宣扬宽恕的爱，但在他的血液里，同时也流着浓厚的不容忍异端的独断思想，比如他说：「除非经由我，没有人能到父(上帝)那里。」因此便说：「信子(耶稣)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六节)于是又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四节)所以，基督徒以为「异教徒」是千该万死的心理是不足为奇的。
(二)传教方法与物质文明
实际上，近代的中国，能够接触到近代的物质文明的赐予，除了「感谢」西方列强帝国的兵舰大炮，也要「感谢」那些乘在炮弹头上冒险飞来的传教士们，他们甚至把西方的恩物，带进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遗憾的是中国的人民不太懂得上帝式的爱，所以，接受了教士们带来的现代文明，却没有打内心起去领受神的洗礼。正像蒋梦麟先生所说的一段话：「传教士们不顾艰难险阻，瘴疠瘟疫，甚至生命危险，遍历穷乡僻壤，去拯救不相信上帝的中国人的灵魂。他们足迹所至，随身携带的煤油、洋布、钟表、肥皂等等也就到了内地。一般老百姓似乎对这些东西比对福音更感兴趣。……传教士原来的目的是传布耶稣基督的福音，结果却无意中为洋货开拓了市场。」(《西潮》中文本二六页)
这对于基督教的传教士们，是值得同情的，像他们那种为传教而奉献出一切的冒险精神，在晚近数百年来的中国佛教徒中，已不多见，所以我也极其敬佩他们。但是，他们无法达成预期的效果，难道说真是中国的人民与「博爱」的「福音」无缘吗？或者是中国的人民野蛮落伍到连非洲的黑人还不如吗？如果真做如此的推论，那你是错到宇宙的边缘去了！
那是说：中国跟非洲不一样，中国已经有了五千年的属于自己的文化背景，一切的思想、风俗、信仰，都已有了自己的一套，硬要将另外一种迥然不同的信仰，一下子注射进来，自然就会产生抗衡的作用。如果基督教的传教士们，也能像佛教初传中国时期的僧人一样，设法了解中国文化，迎合中国文化，进而发展成了中国形态的宗教信仰，那就会受到中国人的欢迎了。然而，虽从明朝的利玛窦开始，到民国的马相伯先生，以及以前燕京大学的几位神学教授，都曾注意到赞扬儒家，并承认基督教徒在中国必须中国化。可是，「中国化」三个字说来容易，做来是多么的不容易！所谓「化」，必须要使两股不同的文化产生化合的作用，使化合成为一股新的文化，正像隋唐时代的佛教，天台、华严、禅宗，那才是真正的中国化的宗教。不知是基督教的本质中无能开出新的花朵呢？抑是基督教中没有这么一位伟大的人才？所以直到如今，若从唐太宗时传来的景教算起，基督教在中国业已有了一千三百年的历史，竟尚未见有一位基督教本位的思想家在中国出现。有些外国来的传教士，仅以学会了中国方言，穿上了中国的长衫，其实那是中国化得何等的肤浅！像这样肤浅的传教士们，要想使得中国全部基督化，是否显得幼稚了些？
(三)对佛教工作的基督教士
同样的，要想使得佛教转变成为基督教，也必须先从根本的思想基础下工夫；否则，仅仅引诱了几个根本不知佛教内容为何物的佛教徒去投向基督教，那岂算是基督教征服了佛教？
的确，基督教在中国，总是做些皮相的工作，对中国佛教，也是做的皮相的工作。大约是二十多年前，有一位外国牧师，突然注意到了中国的和尚们，他要对这些和尚做些「牧」与「救」的工作了。首先，他来接近佛教，他住进了佛教大寺院，跟和尚们过着同样的生活，上殿、过堂、出坡、参禅。中国的佛教徒，对于外国人的欢迎，正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并且把他当作居士，最低限度，他的样子是敬仰佛教的。
谁知道，这位牧师是来「盗宝」的，当他看多了学多了的时候，他的「基督教丛林」，也在香港出现了，那就是「道风山」。他为此事，的确是挖空了心思，想尽了方法，以期投人所好，而收容之、改造之。道风山的由来，据佛教界的传闻就是如此。(是否有误，尚请龚牧师指教，因我没有进过那一所「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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