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點。西元第十世紀的上半期，羅馬有兩個有名的婦人──狄奧多拉(Theodora)和她的女兒瑪洛西亞(Morazia)，操縱教會的聖職達數十年。當時的教皇約翰十世，爲狄奧多拉的姘夫，以她之力而爲教皇；約翰十一世教皇則爲瑪洛西亞與另一教皇所生的私生子；約翰十二世教皇，又是瑪洛西亞之孫。其他各重要行省或主教轄區的教會聖職，亦複如此。竟有以五歲的兒童繼任大主教之位者，二十歲以下的少年被任爲大主教或主教者，則比比皆是了。
教會教育
中古時代的教會及修道院，均有龐大的地産及農奴(Serfs or Villeins)，所以，爲了培植更多爲教會工作的人才，並爲慈善的出發點，附設學校乃極普遍。不過，教會及修道院只辦高級學校，初級教育則由世俗人士去辦。在沒有學校的農村中，則由教區的神父或鄰近寺院的修士修女，將宗教教義以及教徒應盡的本分，口授給他們。很多貧窮而有特別天分的男孩，常由當地神父施以單獨教育，然後送入教會或修道院的高級學校就讀。因此，中古時代的許多大學者、大政治家、大作家，乃至教皇，多是由貧寒子弟出身的。
教會教育的結果，便造成了教士(Clerks)人數的激增，因爲許身教會而受教會辦的高等教育，是平民青年擠入上流社會中去的唯一途徑。特別有一項法令鼓勵了青年們蜂擁地進入大學之門，那就是中古時代以大學爲教會的組織之一。教會不受國法的製限，大學生也不受普通法庭的裁判，即教會法庭亦無權管轄，而由大學自組法庭，審理其民事案件。何況大學出身的人，不論是否真的去做教會的神父(事實上很多人受完大學教育之後並不做神父)，但皆被教會列入教職的一類而稱爲「教士」，不受國家的任何管束，不納捐稅，除了教會法庭之外，也不受任何法庭的審訊。因此到了亨利叁世時代的牛津大學的叁萬學生之中，大多數是無業流氓，以學校爲護符，專做嫖賭、爭吵、行竊的勾當了。
教會及修道院的教育雖如此的興隆，但在文化思想上卻無何進步，而且是扼殺了文化思想的進步，原因是基督教的目的是，爲培養教會的宗教人才，所以他們的教育方法是填鴨式的，不是啓發式的，大多數學生不能自備書本，僅能聽講及記筆記。中古的神學家們雖也研究問題，但其僅用演繹法的推論，而不采分析的法則。他們無論研究什麼問題，在未研究之先，早就有了結論，是根據結論而把問題的資料擺進那個結論的型範內去。當然，他們是爲宗教信仰及爲維護他們的宗教信仰的不受外力破壞而做學問，所以，他們是先從宗教的信仰上取得了結論，然後再來研究問題的。所以基督教的神學是一堆舊絲廢麻纏成的東西，是爲無事而忙的東西。它本身沒有任何新內容，也不會開出任何新鮮的花朵。直到現在，凡是基督教學者的作品，仍多未脫這種先有結論後解問題的型式，乃至未來，也不可能有多大的改觀，否則，他們勢必脫離基督教而另覓枝棲。
煩瑣哲學
煩瑣哲學(Scholasticism)即是經院哲學。天主教人士不喜用煩瑣之名，稱之爲士林派哲學。實則，拉丁語的「Schole」一字，是學校的意思。中古時代教會及修道院附設學校，一切學問爲教會所壟斷，學者皆須集于修院以研究學問，故以「經院學者」(Schoolmen)呼之。經院學者的神學，皆因轉著大圈子用哲學解釋基督教義，迂曲而繁碎，所以被史家稱爲煩瑣哲學。
一言以蔽之，中古的西方哲學，只爲「謀天啓與人智的調和而已」。史家通稱 教父哲學爲組織教理的時代；煩瑣哲學爲證明教義的時代。從其過程演化上說，自第九世紀至十五世紀的六百年間，煩瑣哲學可分作四期：
(一)准備期：此爲第九至十一世紀間，著名的學者有給爾貝(Gerbert)、貝倫伽(Berengerius)、朗布蘭克(Lanbranc)等。
(二)發展期：此爲第十二世紀，有名的學者有安瑟倫(Ansehlm 西元一○叁叁─一一○九年)、倫巴(Lombard)、洛色林(Roscellinus 西元？─一一二二年)等。安瑟倫倡導實在論(Realism Medieval)，謂宇宙本來實在，即離去吾人觀念，萬有依然存在。洛色林倡導唯名論(Nominalism)，主張宇宙萬象，生自吾人之心，吾人認識神的創造成果，所以神亦不是抽象的。
(叁)鼎盛期：此爲第十叁世紀，此期之盛，多系受了阿拉伯學者的影響，中古東方的回教國家及西班牙的回教朝廷，累世獎勵學術，他們的學者，多譯亞裏斯多德之著作，並加以訓注，應用亞氏思想組成宗教哲學。當這些書籍傳到西歐，被基督教學者得到後，竟是他們正要找求來作爲替神學辯護的利器。于是，教會學者相率舍去柏拉圖而宗亞裏斯多德了。在此期間，最有名的神學家則有大亞勒伯圖(Albertus Magnus)及其弟子阿奎那多瑪與鄧斯各脫斯(Duns Scotus)，其門下各成宗派，稱爲多瑪派及斯各脫斯派。此二人被稱爲「半唯實論的逍遙主義」(Semi-Realistic Peripateticism)。
多瑪于西元一二六一年著有一部《神學總論》(Summa Theologiae)，天主教至今仍把它作爲神學課本。多瑪以爲宇宙實體分作二類：一爲實在的實體，二是抽象或消極意義的實體。實在的實體又分爲二：一是單純的、常德的，此即是神；二是形式與質料相合而成的，此即是萬物。神爲形式的形式，故無生滅；神爲真理，故神常存。亞裏斯多德所謂的潛在之與實在，多瑪即比作自然之與神恩，常人之與教徒，國家之與教會，帝王之與教皇，哲學之與神學的二分法了。這些二分法中，前者只是手段，後者才是目的。多瑪以爲上帝雖不被動，但祈禱還是有用，這真令人覺得莫名其妙！上帝既不被動，向他祈禱又有何用？多瑪以爲靈魂並不是以人的精液而傳遞，而是在各人各各爲上帝重造出來的，這也使人難懂難解，譬如一個人不是由正式婚姻關系而生的，似乎要使上帝來做通奸的助手了！如果靈魂不是傳遞的而是重造的，它怎麼又會承襲亞當所犯的罪呢？上帝爲何又要不斷地造出新的靈魂來使之受罪呢？
(四)衰頹期：此爲第十四、十五世紀，衰頹之因有叁：1.威廉．屋肯(William Occam 西元一○七○─一一二一年)的絕對實在論擡頭。屋肯以爲物之本身，終不可認識，所認識者僅其名目。故宗教之信仰不能以理性認識之。因 而，合理的神學，不可能成立。哲學與神學、信仰與知識、國家與教會，應該分作兩回事來討論。于是學問獨立，研究自由，損壞了神學。2.神秘主義(Mysticism)的興起。這種主義重情感而斥究理，此在教會中由來已久，到十四、十五世紀又分正統派及自由派。正統派雖重視神秘經驗，但尚不敢公然背離教會的宗義；自由派則已不理教會的宗義，全憑自己胸臆的宗教經驗，標新立異，並舍拉丁文而改用各國國語著作。此對煩瑣哲學之衰，影響很大。3.研究自然哲學的風氣漸開。教會神學是經不起用自然哲學來衡量的，可是十叁世紀中的羅哲．培根(Roger Bacon)開其端，以爲人知有叁種：一是從權威(如上帝有權威)出者，二是由推理(演繹)出者，叁是實證得者。此乃是一切觀察的最後斷案。由培根而繼起的學者不絕，同時，阿拉伯學者在自然科學、哲學方面的成就，也使歐洲學者促起其研究自然的興趣，雖有教會的迫害壓製，也如弦上之箭，已不得不發了。
近世的基督教
經院哲學的末期，正統的神學衰落，自由思想擡頭，神秘主義興起。于是，在世學方面有西歐的文藝複興(Renaissance)，而産生與天主教之神國希望相悖的人道主義(Humanism)；在宗教方面有反對羅馬教會的宗教改革，而産生了複元教。複元教被天主教貶稱爲裂教或誓反教，它與羅馬教會的本 質相同而形式觀念稍異。例如：1.羅馬教以教皇爲真理的標准；複元教則以《聖經》爲定理。2.羅馬教以教會職員及古代聖徒，是一般信徒與神交通的中間人；複元教則以一般信徒皆可直接敬神。3.羅馬教以人之得救，須遵行教會的許多規例；複元教則以人之得救，唯在信仰耶稣。
由此可見，從宗教的曆程上說，羅馬教尚未脫離原始宗教以祭司爲中心的型態；複元教雖稱恢複到耶稣的本意，實則是受了時代思潮的刺激而産生的修正宗教。可惜，當此自然哲學昌明的時代來臨，凡是有神論的宗教，均感有千頭萬緒的問題日益困擾了它們。多神教固落于無可理喻的迷信之譏，一神教同樣也有此路不通的根本危機。基督教會不得已而只好承認，神學應該分爲「自然的」及「啓示的」兩部分。實則，自然的神學根本不是基督教的財産，而是哲學家的業績。唯有啓示的神學才是基督教的遺産。前者是理性的學問，後者是(不必用理性來衡量的)情感的信仰。理性的學問和情感的信仰分家，基督教只剩下了情感的信仰而與理性的分析離了婚，這正是基督教的「病竈」。
爲了挽救這種危機，近代的基督教學者，已在從多方面來求變通。例如對于中國儒家思想的鑽研融會，對于佛教思想的探究吸收，對于近代各家哲學的學習模仿，對于科學精神的容忍接納，在在都表現出基督教之不願就此滅亡的熱望。 不論基督教的本質能否接通時代的新思潮，他們確實是在朝著這一方向努力，至少，由基督教會培養出來的很多人才，能夠使人産生一種基督教並不落伍的感覺。
爲了保持基督教會的繼續發展，他們時時注意客觀環境的變化，他們除了自我整頓改革其教律之外，教會中的有識之士，均將大部分的時間用之于一般的學藝上面，以對人群的服務來作爲吸收信徒的手段。神職人員在大學及中學裏教書，教的雖不是神學，卻能收到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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