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佛教的曆史地位
方立天
漢代傳入佛教以來，長安佛教伴隨著曆史的變遷而日趨興盛，迄至隋唐時代，更是臻于鼎盛，成爲中國佛教發展史上的一座高峰，也演爲世界佛教發展史上的一大奇觀。探討漢唐長安佛教這一宏偉而又罕見的曆史景象，是有重要的文化意義的。漢唐長安佛教形成的地理曆史原因是什麼，漢唐長安佛教的基本內涵和特色爲何，又有什麼曆史意義和現實價值，這是本文要探求和論述的基本內容。
一、 長安：地理、曆史的坐標
漢唐時代，佛教在長安這個地方得以興盛繁榮不是偶然的，它既有明顯的地理原因，也有深刻的曆史原因，正是特殊的地理和曆史兩大因素的結合，造就了漢唐長安佛教的宏偉壯觀景象。
長安(今西安)，地處陝西渭河平原，也即關中平原中部。關中地區，南有秦嶺，北有北山山脈，氣候溫和濕潤，自然水系豐富，經過長期沖積，形成了肥沃平原，號稱八百裏秦川。這片千裏沃野，農業生産發達，物産豐富，自古以來爲著名的麥棉之鄉。關中平原北部爲陝北黃土高原，盛産谷子、糜子等。關中平原南部爲陝南山地，盛産亞熱帶農林産品。關中平原與南、北兩地區構成經濟生産的互補優勢，能夠基本上滿足當地人口的生活需要。
中國早期國家的地域是西周分封形成的基業，統轄範圍以黃河中、下遊爲中心，西是渭河流域，東瀕大海，北至燕山，南到長江。[①]這一地域長期來構成爲中國古代的經濟、政治、文化的核心地區。長安地處上述核心地區的西端，既是中國西北地區通向東南各地的門戶，也是西部地區南北交通的樞紐，同時還是古代“絲綢之路”的起點，爲中國古代聯結東西方商業貿易、文化交流的重鎮。長安這座古城在古代中國國家大格局中具有顯著的區位特色和特殊的區位優勢。
《宋史·李綱傳》雲：“自古中興之主，起于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自秦漢至唐代，建都中原的王朝的威脅主要來自西北軍事政治勢力，中原王朝國土的開發主要也是西北地區。西北不同民族統治者有的也以遷徙、拓展中原土地爲目標，而關中地區是其首當其沖之地。關中就成爲不同軍事政治勢力勢所必爭的地區，而處于這一地區的長安，東有函谷關，西有大散關，南有武關，北有蕭關，易守難攻，自然成爲定都的首選理想之地。自漢高祖定都于長安始，此後西漢、新、東漢(獻帝初)、西晉(愍帝)、前趙、前秦、後秦、西魏、北周、隋、唐皆定都于此，東漢、叁國魏、五代唐皆以此爲陪都。在定都長安的諸王朝中，有不少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如前趙是匈奴人、前秦是氐人、後秦是羌人、西魏和北周是鮮卑人。這些遊牧民族入主中原，推動了遊牧文明區和農耕文明區“混而爲一”統一局面的發展，推動了各民族之間的大融合，至唐代更出現了“胡越一家”的格局。長安作爲古代中國長期的政治中心，記載了我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光輝曆史。
泱泱大國千年古都長安，也是對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中心。前來中國的外國商人、政界人士、文化人、宗教傳教士等多雲集于此。早在西漢時長安城內就有專爲外國人而設的居住區，到唐代，僑居長安的外國人，多時數以萬計。唐王朝與數以百計的國家和地區有交往、聯系，一時出現唐高宗和武則天共同接受“萬國衣冠拜冕旒”的盛況。長安當時是一流的國際大都市。
長安早在東晉十六國和南北朝時期就是中國北方的佛教中心之一，到隋唐時代更成爲全國最大的佛教中心。印度、西域佛教沿著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內地，而長安作爲絲綢之路的起點，正是佛教向中國內地傳布的首站。長安作爲國都，自漢初以來就由中央管理各種宗教信仰，各地的種祇都被建祠于此地，成爲爾後曆朝中央政府管理宗教的傳統模式。相應地，當時各種宗教的代表人物也紛紛湧來，聚集長安的城內或郊區，傳播、弘揚宗教教義。十六國和北朝時期，一些信仰佛教的西北少數民族內遷，在長安建立政權，佛教一時異軍突起。少數民族統治者出于高揚本民族意識和宗教信仰，更因政治統治的需要，高唱“佛是戎神，正所應奉。”[②]既反映戎、漢間的張力，也表現出用佛教價值觀念影響漢族力求民族融合的努力。二秦期間，爲長安成爲北方乃至全國的佛教中心奠定了基礎。隋唐時代，長安成爲統一的中國首都，隋唐王朝更是推動長安佛教達到空前興盛的階段。二、 兩晉、南北朝長安佛教：中國北方佛教中心之一
一個地方佛教的興起，離不開佛教經典的翻譯和弘揚。西晉時，最著名的譯經家竺法護自敦煌來到地處于與西域往還的要沖長安，從事佛經翻譯與弘法活動，直接推動了長安佛教的興起。東晉十六國時期，北方少數民族建立政權，大多數都提倡佛教以鞏固自身的統治。佛教在建都長安的前後二秦時代，尤爲興盛，二秦佛教及其代表人物道安和鸠摩羅什在中國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北朝五代中，西魏和北周的都城在長安，西魏時因北魏太武帝滅佛的影響，佛教一時衰歇，但不久又得以複興。取代西魏的北周王朝，起初也尊崇佛教，但後又發生武帝滅佛事件。武帝死後，佛教又立即得以恢複。綜觀兩晉、南北朝時長安佛教，主要得力于竺法護、道安和鸠摩羅什叁大僧團的譯經和弘法活動，使長安叁度成爲北方佛教譯經中心和弘法中心。可以說，沒有這些僧團就沒有當時的長安佛教。此時的長安佛教，也由于二秦統治者不惜派重兵分赴襄陽、龜茲，奪取、延請道安、鸠摩羅什至長安，而帶來了輝煌，也由于北周武帝的滅佛而一度跌入低谷。長安佛教曆史的巨大反差現象，給後世産生了深遠的曆史影響，也給人以深刻的曆史啓示。
兩晉、南北朝佛教興盛期間，長安作爲北方佛教中心之一，主要表現爲以下叁個方面：
(一)譯經中心之一。竺法護早年到西域，取得《賢劫》、《法華》等原本佛典一百六十五部。公元266年他從敦煌攜帶經典來到長安，後到洛陽，又到江東，沿途傳譯，未曾暫停。據《出叁藏記集》的記錄，竺法護翻譯經典爲一百五十九部，叁百零九卷。竺法護的譯本種類繁多，幾乎含括了當時西域流傳的要典，爲佛教在長安乃至中國的流布開辟了廣闊的局面。道安晚年在長安弘教七、八年，主要是從事講說和組織翻譯，更推動長安成爲譯經的重鎮。道安創建譯場，獎勵譯事。如他組織來華的昙摩難提、僧伽提婆、鸠摩羅跋提、昙摩鞞和耶舍等人翻譯佛典，他也都親自參加翻譯活動，還不時對有的譯文加以考正，诠定音字，核對文旨。(見所作《摩诃缽羅蜜經抄序》)，總結了翻譯佛典的經驗教訓，爲日後的譯經指明了正確的道路。在長安時，道安得知鸠摩羅什在西域的崇高聲譽，就一再建議當時統治者苻堅迎請他來華，後終于在姚秦時，于公元401年，被迎入關。羅什在長安約弘法十叁年。他應姚興之請，創建了國立譯場，領導和組織西域僧人及來自各地的名德，開展了翻譯工作，規模宏大，並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據《出叁藏記集》所載，鸠摩羅什共譯出經典叁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他首次系統地介紹了大乘般若類經典和緣起性空學說，移植和弘揚大乘佛教的根本教理，在中國佛教傳布和發展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二)弘教中心之一。與譯經中心相聯系，長安也是佛教弘傳中心之一。西晉武帝末年，竺法護在長安青門外建立寺廟，潛心修行，弘揚佛法，名聲遠揚，吸引各地前來從學僧俗達千余人，一時形成爲長安乃至北方最大的僧團之一。史載，道安在襄陽時跟隨弟子就有五百多人，到長安後住城內五重寺，更是領有僧俗大衆數千人。他是當時佛教領袖，不僅大力宣講佛法，還提出沙門統一以釋爲姓，並製定僧人禮忏等行儀軌範，爲日後中國僧人的宗教生活奠定了初步基礎。後秦時佛教更加興盛，長安寺廟林立，僧人數以萬計。鸠摩羅什在長安西明閣、逍遙園澄玄堂及草堂寺住持譯經和講說衆經，吸引四方的義學沙門群集長安，門人號稱叁千。著名弟子有僧肇、僧睿、道生等，後世有四傑、八俊、十哲之稱，在中國佛教思想史上的影響至深且巨。
(叁)佛教交流中心。兩晉、南北朝時代，長安是溝通西域、北方中原和南方叁地佛教的中心。如西域著名僧人竺法護、佛圖澄、僧伽提婆、鸠摩羅什等，前來長安或途徑長安分赴中原地區，翻譯佛典或弘揚佛法。來自迦毗羅衛(今尼泊爾)的佛陀跋陀羅先來長安教授禅法，門下有數百人，後又率門徒四十余人南下廬山、建康翻譯佛典。長安還有來自北方、廬山、江東以及其他地區的名僧前來參加譯事和學習。身在廬山的南方佛教領袖慧遠也和長安鸠摩羅什書信還往，探討佛理，保持南北兩地聲氣相通。長安實是當時最大的佛教交流中心，對于佛教在中國的流傳起到了至爲巨大的作用。
叁、 隋唐長安佛教：中國佛教的五大主要中心
隋文帝出生在般若尼寺，由比丘尼撫養長大，他在立國後，即采取以佛教鞏固統治權的方針，一生致力于佛教的弘揚，建寺立塔，造像寫經，不遺余力。隋炀帝也笃好佛教，力推佛教的發展。唐王朝統治者重視對佛教的整頓和利用。李唐一代既有唐高祖宗國學，並以王室和老子(李耳)同姓李爲由，下诏敘叁教先後：老先，次孔，末釋，武後則天則利用佛教徒僞造《大雲經》，稱是彌勒下生，當爲皇帝，並以佛教開革命之階，令佛教在道法之上，僧尼處道士之前。唐代既有唐王室每隔30年一次的盛大的迎佛骨供奉活動，又有唐武宗的毀佛事件。總體來說，直至武宗毀佛之前，隋、唐時代是中國佛教的大成時期。
長安作爲隋、唐時代的首都，得天時地利之便，佛教的宗教文化創造，往往首先在長安産生，也在長安聚集。長安佛教自然而然地成爲主導中國佛教的中樞，長安地區也自然而然地成爲中國佛教的核心地區。處于中國最爲鼎盛時期的隋、唐佛教，長安成爲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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