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佛教的历史地位
方立天
汉代传入佛教以来，长安佛教伴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日趋兴盛，迄至隋唐时代，更是臻于鼎盛，成为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也演为世界佛教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观。探讨汉唐长安佛教这一宏伟而又罕见的历史景象，是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的。汉唐长安佛教形成的地理历史原因是什么，汉唐长安佛教的基本内涵和特色为何，又有什么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这是本文要探求和论述的基本内容。
一、 长安：地理、历史的坐标
汉唐时代，佛教在长安这个地方得以兴盛繁荣不是偶然的，它既有明显的地理原因，也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正是特殊的地理和历史两大因素的结合，造就了汉唐长安佛教的宏伟壮观景象。
长安(今西安)，地处陕西渭河平原，也即关中平原中部。关中地区，南有秦岭，北有北山山脉，气候温和湿润，自然水系丰富，经过长期冲积，形成了肥沃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这片千里沃野，农业生产发达，物产丰富，自古以来为著名的麦棉之乡。关中平原北部为陕北黄土高原，盛产谷子、糜子等。关中平原南部为陕南山地，盛产亚热带农林产品。关中平原与南、北两地区构成经济生产的互补优势，能够基本上满足当地人口的生活需要。
中国早期国家的地域是西周分封形成的基业，统辖范围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西是渭河流域，东濒大海，北至燕山，南到长江。[①]这一地域长期来构成为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核心地区。长安地处上述核心地区的西端，既是中国西北地区通向东南各地的门户，也是西部地区南北交通的枢纽，同时还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为中国古代联结东西方商业贸易、文化交流的重镇。长安这座古城在古代中国国家大格局中具有显著的区位特色和特殊的区位优势。
《宋史·李纲传》云：“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自秦汉至唐代，建都中原的王朝的威胁主要来自西北军事政治势力，中原王朝国土的开发主要也是西北地区。西北不同民族统治者有的也以迁徙、拓展中原土地为目标，而关中地区是其首当其冲之地。关中就成为不同军事政治势力势所必争的地区，而处于这一地区的长安，东有函谷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易守难攻，自然成为定都的首选理想之地。自汉高祖定都于长安始，此后西汉、新、东汉(献帝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皆定都于此，东汉、三国魏、五代唐皆以此为陪都。在定都长安的诸王朝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如前赵是匈奴人、前秦是氐人、后秦是羌人、西魏和北周是鲜卑人。这些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推动了游牧文明区和农耕文明区“混而为一”统一局面的发展，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大融合，至唐代更出现了“胡越一家”的格局。长安作为古代中国长期的政治中心，记载了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光辉历史。
泱泱大国千年古都长安，也是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前来中国的外国商人、政界人士、文化人、宗教传教士等多云集于此。早在西汉时长安城内就有专为外国人而设的居住区，到唐代，侨居长安的外国人，多时数以万计。唐王朝与数以百计的国家和地区有交往、联系，一时出现唐高宗和武则天共同接受“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长安当时是一流的国际大都市。
长安早在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就是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之一，到隋唐时代更成为全国最大的佛教中心。印度、西域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内地，而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正是佛教向中国内地传布的首站。长安作为国都，自汉初以来就由中央管理各种宗教信仰，各地的种祇都被建祠于此地，成为尔后历朝中央政府管理宗教的传统模式。相应地，当时各种宗教的代表人物也纷纷涌来，聚集长安的城内或郊区，传播、弘扬宗教教义。十六国和北朝时期，一些信仰佛教的西北少数民族内迁，在长安建立政权，佛教一时异军突起。少数民族统治者出于高扬本民族意识和宗教信仰，更因政治统治的需要，高唱“佛是戎神，正所应奉。”[②]既反映戎、汉间的张力，也表现出用佛教价值观念影响汉族力求民族融合的努力。二秦期间，为长安成为北方乃至全国的佛教中心奠定了基础。隋唐时代，长安成为统一的中国首都，隋唐王朝更是推动长安佛教达到空前兴盛的阶段。二、 两晋、南北朝长安佛教：中国北方佛教中心之一
一个地方佛教的兴起，离不开佛教经典的翻译和弘扬。西晋时，最著名的译经家竺法护自敦煌来到地处于与西域往还的要冲长安，从事佛经翻译与弘法活动，直接推动了长安佛教的兴起。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大多数都提倡佛教以巩固自身的统治。佛教在建都长安的前后二秦时代，尤为兴盛，二秦佛教及其代表人物道安和鸠摩罗什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北朝五代中，西魏和北周的都城在长安，西魏时因北魏太武帝灭佛的影响，佛教一时衰歇，但不久又得以复兴。取代西魏的北周王朝，起初也尊崇佛教，但后又发生武帝灭佛事件。武帝死后，佛教又立即得以恢复。综观两晋、南北朝时长安佛教，主要得力于竺法护、道安和鸠摩罗什三大僧团的译经和弘法活动，使长安三度成为北方佛教译经中心和弘法中心。可以说，没有这些僧团就没有当时的长安佛教。此时的长安佛教，也由于二秦统治者不惜派重兵分赴襄阳、龟兹，夺取、延请道安、鸠摩罗什至长安，而带来了辉煌，也由于北周武帝的灭佛而一度跌入低谷。长安佛教历史的巨大反差现象，给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也给人以深刻的历史启示。
两晋、南北朝佛教兴盛期间，长安作为北方佛教中心之一，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译经中心之一。竺法护早年到西域，取得《贤劫》、《法华》等原本佛典一百六十五部。公元266年他从敦煌携带经典来到长安，后到洛阳，又到江东，沿途传译，未曾暂停。据《出三藏记集》的记录，竺法护翻译经典为一百五十九部，三百零九卷。竺法护的译本种类繁多，几乎含括了当时西域流传的要典，为佛教在长安乃至中国的流布开辟了广阔的局面。道安晚年在长安弘教七、八年，主要是从事讲说和组织翻译，更推动长安成为译经的重镇。道安创建译场，奖励译事。如他组织来华的昙摩难提、僧伽提婆、鸠摩罗跋提、昙摩鞞和耶舍等人翻译佛典，他也都亲自参加翻译活动，还不时对有的译文加以考正，诠定音字，核对文旨。(见所作《摩诃钵罗蜜经抄序》)，总结了翻译佛典的经验教训，为日后的译经指明了正确的道路。在长安时，道安得知鸠摩罗什在西域的崇高声誉，就一再建议当时统治者苻坚迎请他来华，后终于在姚秦时，于公元401年，被迎入关。罗什在长安约弘法十三年。他应姚兴之请，创建了国立译场，领导和组织西域僧人及来自各地的名德，开展了翻译工作，规模宏大，并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据《出三藏记集》所载，鸠摩罗什共译出经典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他首次系统地介绍了大乘般若类经典和缘起性空学说，移植和弘扬大乘佛教的根本教理，在中国佛教传布和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二)弘教中心之一。与译经中心相联系，长安也是佛教弘传中心之一。西晋武帝末年，竺法护在长安青门外建立寺庙，潜心修行，弘扬佛法，名声远扬，吸引各地前来从学僧俗达千余人，一时形成为长安乃至北方最大的僧团之一。史载，道安在襄阳时跟随弟子就有五百多人，到长安后住城内五重寺，更是领有僧俗大众数千人。他是当时佛教领袖，不仅大力宣讲佛法，还提出沙门统一以释为姓，并制定僧人礼忏等行仪轨范，为日后中国僧人的宗教生活奠定了初步基础。后秦时佛教更加兴盛，长安寺庙林立，僧人数以万计。鸠摩罗什在长安西明阁、逍遥园澄玄堂及草堂寺住持译经和讲说众经，吸引四方的义学沙门群集长安，门人号称三千。著名弟子有僧肇、僧睿、道生等，后世有四杰、八俊、十哲之称，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的影响至深且巨。
(三)佛教交流中心。两晋、南北朝时代，长安是沟通西域、北方中原和南方三地佛教的中心。如西域著名僧人竺法护、佛图澄、僧伽提婆、鸠摩罗什等，前来长安或途径长安分赴中原地区，翻译佛典或弘扬佛法。来自迦毗罗卫(今尼泊尔)的佛陀跋陀罗先来长安教授禅法，门下有数百人，后又率门徒四十余人南下庐山、建康翻译佛典。长安还有来自北方、庐山、江东以及其他地区的名僧前来参加译事和学习。身在庐山的南方佛教领袖慧远也和长安鸠摩罗什书信还往，探讨佛理，保持南北两地声气相通。长安实是当时最大的佛教交流中心，对于佛教在中国的流传起到了至为巨大的作用。
三、 隋唐长安佛教：中国佛教的五大主要中心
隋文帝出生在般若尼寺，由比丘尼抚养长大，他在立国后，即采取以佛教巩固统治权的方针，一生致力于佛教的弘扬，建寺立塔，造像写经，不遗余力。隋炀帝也笃好佛教，力推佛教的发展。唐王朝统治者重视对佛教的整顿和利用。李唐一代既有唐高祖宗国学，并以王室和老子(李耳)同姓李为由，下诏叙三教先后：老先，次孔，末释，武后则天则利用佛教徒伪造《大云经》，称是弥勒下生，当为皇帝，并以佛教开革命之阶，令佛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之前。唐代既有唐王室每隔30年一次的盛大的迎佛骨供奉活动，又有唐武宗的毁佛事件。总体来说，直至武宗毁佛之前，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的大成时期。
长安作为隋、唐时代的首都，得天时地利之便，佛教的宗教文化创造，往往首先在长安产生，也在长安聚集。长安佛教自然而然地成为主导中国佛教的中枢，长安地区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佛教的核心地区。处于中国最为鼎盛时期的隋、唐佛教，长安成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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