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唐太宗的禦旨，背景是唐初力爭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向西部擴張。
第一個給留學僧作傳的人是唐初從印度留學歸來的義淨。他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在書名上就把“西域求法高僧”從“高僧”中分別提出來。因爲一般的高僧傳中也包括了到漢地來的胡僧(外國僧侶)。顯而易見，義淨有意單獨爲中國的留學僧作傳。在該書的序言裏，義淨充分地流露出他對先驅法顯和玄奘大師的欽佩：“觀夫自古神州大地，輕生殉法之賓顯法師則創辟荒途，奘法師乃中開王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述了唐太宗貞觀十五年(641)至武後天授二年(691)之間57位僧人到印度和南海求法、遊聖的事迹。義淨的這部著作無疑是中國的“第一部留學生史”。
在佛教大藏經的四大流傳系列中(巴利文大藏經、漢文大藏經、藏文大藏經和流傳不完整的梵文佛典)，上述叁冊《史傳部》是漢文大藏經獨有的寶貴資料。到了後代，高僧被神化，明成祖編有《神僧傳》。從宗教發展的規律看，這是非常自然的現象。明代吳承恩作了一百回長篇小說《西遊記》，更使唐僧取經的故事家喻戶曉。直到現代，電影、連環畫等層出不窮。由此可見，佛教大藏經和由此産生的民間文學都對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造成深刻影響。
四、“尋找馬列主義真理”與“西行求法”之間的傳襲關系
歸納起來，以上談了兩個問題：第一，漢民族和外來文化的接觸可以分爲佛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影響的兩大階段。就信仰的深度和廣度而言，佛教文化對中國的影響最爲廣泛。佛教文化傳統也對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有重要的方法論影響。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轟動一時的、影響了半個世界，尤其是中國的共産主義的理論體系也是歐洲文化的産物之一。“共産主義的幽靈”之所以從“歐洲的上空徘徊”到中國，實際上是國人在清末民初之間認真學習西方的結果之一。繼西行求法的佛教留學僧之後，上個世紀初赴歐勤工儉學的那批青年應該算中國曆史上的第二代留學生。正是他們抱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希望，把馬克思主義的“火種”，作爲崇高的信仰帶回了中國。在一個占世界人口1/4的國家裏，這個主義曆時幾十年，滲透到社會的每個層次，從經濟結構和行政管理到人的道德准則和思維方式。曆史經曆了百年之後，以鄧小平爲代表的第二代旅歐留學生，在實踐中開始反思：怎樣學習西方
什麼是馬克思主義
怎樣學習馬克思主義
所以在改革開放以後，政府從70年代後期馬上派出了第叁代留學生。至今，出國留學人員達58萬多人，分布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第二，與西方關聯的不少概念，如“西方極樂世界”和“西方樂園”等起源于佛教。當時，“西天”等同于信仰的故鄉。爲了求取佛祖的“真經”，信仰虔誠、意志堅定的高僧投身絕域，穿越沙漠、跨過萬嶺，千辛萬苦到佛教的故鄉留學，收集佛經梵本，不遠萬裏移回漢土，歸國後潛心翻譯，辦學弘教。佛經的傳記文學和後代的民間文學都導致“唐僧取經”的理想化。
談論上述兩點的目的是想論證下面的一個問題：“西行求法”作爲中國獨特的一種文化傳統對中國人的思維模式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具體地說，正是從中國人接受共産主義的信仰和方式上，可以看到其與“西行求法”模式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下面，我們將舉出幾組措辭方式，從中可以看到，這些措辭中的固定概念實際上是可更換的空位。這是符號學的分析方法。中國人的思維正是透過空位的可更換性顯示。也就是說近代尋找馬列主義真理的文化受到了“西行求法”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其一，佛教高僧“創辟荒途，九死一生，到西域取經求法”。中國共産黨的創始人“遠涉重洋，勤工儉學，到歐洲尋找共産主義的真理”。第二，佛教有大藏經，如寶集經、法華經等“佛典”，馬、恩、列、毛各有其“經典”著作。第叁，佛學含有救渡苦海的“真谛”，如四真谛、八正道。馬列主義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第四，玄奘受唐太宗的支持，在長安建立了“譯經院”。網羅天下人才，培訓弟子，搭起班子，邀請外國高僧合作，翻譯了大量佛經。與此相似的是“中共中央馬列著作編譯局”。內部分工細致，有哲學組、曆史組、文學組等。除了聘請(前)蘇聯和(前)東德的專家之外，還有國家紀委統一安排翻譯人才的培養。在60年代和70年代，中央馬列主義編譯局代表中國翻譯的最高水平。因爲要保證翻譯的質量，編譯局成爲名牌大學外語專業的畢業生才能奢望的分配去向。第五，佛教東漸通過的是絲綢之路上的中亞各國。最初的佛經不是直接從梵文譯成漢外文的，而是由當時在中亞一些國家的俗語(如中古印度方言陀羅與語)翻譯的。由于早期譯本在語言上存有疑惑，不易讀懂，後代又從梵本佛經進行了直接翻譯的工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典”翻譯也經曆了相同的命運。50年代中蘇友好時期，先是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典”從俄文版譯成中文。蘇聯和俄文在當時起了中介的作用，與佛教東漸過程中的中亞國家及其俗語差不多。後來，才把起初從俄文翻譯過來的馬列“經典”著作直接從德文原文重新翻譯成中文。
漢民族接觸西域傳來的佛教文化從2000多年前就開始了，而逐漸認識基督教文化才幾百年的時間。用曆史的眼光看，中國人學習和模仿現代西方不過剛剛開始。如果看看佛教早期叁、四百年在中國的混亂狀態，或許更容易理解。爲什麼中國人直到今天對西方在許多方面的認識還是模糊的，還存有各種各樣的誤會，概念上的混亂，學習上的盲目，甚至是種族上的偏見。中國人學習佛教的曆史經驗告訴我們：質量的精選和保證取決于數量的增長和積累。人們對西方的認識理解和學習也要經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過程，中西文化的融合永遠不會終止。
《留學史與東西文化交流——兼論佛教對中國思維方式的影響(曲玉波)》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