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唐太宗的御旨，背景是唐初力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向西部扩张。
第一个给留学僧作传的人是唐初从印度留学归来的义净。他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在书名上就把“西域求法高僧”从“高僧”中分别提出来。因为一般的高僧传中也包括了到汉地来的胡僧(外国僧侣)。显而易见，义净有意单独为中国的留学僧作传。在该书的序言里，义净充分地流露出他对先驱法显和玄奘大师的钦佩：“观夫自古神州大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了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至武后天授二年(691)之间57位僧人到印度和南海求法、游圣的事迹。义净的这部著作无疑是中国的“第一部留学生史”。
在佛教大藏经的四大流传系列中(巴利文大藏经、汉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和流传不完整的梵文佛典)，上述三册《史传部》是汉文大藏经独有的宝贵资料。到了后代，高僧被神化，明成祖编有《神僧传》。从宗教发展的规律看，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明代吴承恩作了一百回长篇小说《西游记》，更使唐僧取经的故事家喻户晓。直到现代，电影、连环画等层出不穷。由此可见，佛教大藏经和由此产生的民间文学都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造成深刻影响。
四、“寻找马列主义真理”与“西行求法”之间的传袭关系
归纳起来，以上谈了两个问题：第一，汉民族和外来文化的接触可以分为佛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两大阶段。就信仰的深度和广度而言，佛教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最为广泛。佛教文化传统也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重要的方法论影响。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轰动一时的、影响了半个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共产主义的理论体系也是欧洲文化的产物之一。“共产主义的幽灵”之所以从“欧洲的上空徘徊”到中国，实际上是国人在清末民初之间认真学习西方的结果之一。继西行求法的佛教留学僧之后，上个世纪初赴欧勤工俭学的那批青年应该算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代留学生。正是他们抱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希望，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作为崇高的信仰带回了中国。在一个占世界人口1/4的国家里，这个主义历时几十年，渗透到社会的每个层次，从经济结构和行政管理到人的道德准则和思维方式。历史经历了百年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旅欧留学生，在实践中开始反思：怎样学习西方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怎样学习马克思主义
所以在改革开放以后，政府从70年代后期马上派出了第三代留学生。至今，出国留学人员达58万多人，分布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第二，与西方关联的不少概念，如“西方极乐世界”和“西方乐园”等起源于佛教。当时，“西天”等同于信仰的故乡。为了求取佛祖的“真经”，信仰虔诚、意志坚定的高僧投身绝域，穿越沙漠、跨过万岭，千辛万苦到佛教的故乡留学，收集佛经梵本，不远万里移回汉土，归国后潜心翻译，办学弘教。佛经的传记文学和后代的民间文学都导致“唐僧取经”的理想化。
谈论上述两点的目的是想论证下面的一个问题：“西行求法”作为中国独特的一种文化传统对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地说，正是从中国人接受共产主义的信仰和方式上，可以看到其与“西行求法”模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下面，我们将举出几组措辞方式，从中可以看到，这些措辞中的固定概念实际上是可更换的空位。这是符号学的分析方法。中国人的思维正是透过空位的可更换性显示。也就是说近代寻找马列主义真理的文化受到了“西行求法”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一，佛教高僧“创辟荒途，九死一生，到西域取经求法”。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远涉重洋，勤工俭学，到欧洲寻找共产主义的真理”。第二，佛教有大藏经，如宝集经、法华经等“佛典”，马、恩、列、毛各有其“经典”著作。第三，佛学含有救渡苦海的“真谛”，如四真谛、八正道。马列主义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第四，玄奘受唐太宗的支持，在长安建立了“译经院”。网罗天下人才，培训弟子，搭起班子，邀请外国高僧合作，翻译了大量佛经。与此相似的是“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内部分工细致，有哲学组、历史组、文学组等。除了聘请(前)苏联和(前)东德的专家之外，还有国家纪委统一安排翻译人才的培养。在60年代和70年代，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代表中国翻译的最高水平。因为要保证翻译的质量，编译局成为名牌大学外语专业的毕业生才能奢望的分配去向。第五，佛教东渐通过的是丝绸之路上的中亚各国。最初的佛经不是直接从梵文译成汉外文的，而是由当时在中亚一些国家的俗语(如中古印度方言陀罗与语)翻译的。由于早期译本在语言上存有疑惑，不易读懂，后代又从梵本佛经进行了直接翻译的工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翻译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50年代中苏友好时期，先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从俄文版译成中文。苏联和俄文在当时起了中介的作用，与佛教东渐过程中的中亚国家及其俗语差不多。后来，才把起初从俄文翻译过来的马列“经典”著作直接从德文原文重新翻译成中文。
汉民族接触西域传来的佛教文化从2000多年前就开始了，而逐渐认识基督教文化才几百年的时间。用历史的眼光看，中国人学习和模仿现代西方不过刚刚开始。如果看看佛教早期三、四百年在中国的混乱状态，或许更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人直到今天对西方在许多方面的认识还是模糊的，还存有各种各样的误会，概念上的混乱，学习上的盲目，甚至是种族上的偏见。中国人学习佛教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质量的精选和保证取决于数量的增长和积累。人们对西方的认识理解和学习也要经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西文化的融合永远不会终止。
《留学史与东西文化交流——兼论佛教对中国思维方式的影响(曲玉波)》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