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地寒、風沙常起爲由，決定遷都洛附。畢竟，“衣冠士族，並在中原”，要想穩固其統治基礎，遷都中原，勢所必須。但是由于洛陽故城實在殘破不堪，只能另築新城(注：見《魏書•高祖紀》、《魏書•任城王澄傳》及《資治通鑒》卷138。)。從太和十七年到孝武帝永熙叁年(534)，共四十二年的時間，修建龍門石窟，全面推行漢化政策，洛陽又一次成爲了當時的文化中心。

　　 北魏時期，洛陽的經濟發展達到很高的程度(注：參見《洛陽伽藍記》卷4“法雲寺”條。)。在文化方面，除了固有的傳統文化之外，發展最爲迅速的莫過于佛教文化了。根據《洛陽伽藍記》記載，在洛陽，不僅有中土高僧如宋雲、慧生等不辭辛苦，西行求法，傳播中土文化(注：參見《洛陽伽藍記》卷5“凝玄寺”條，可與《法顯傳》比照對讀。)，更多的還是域外高僧來到洛陽傳授佛法。包括遠在馬來半島的菩提拔陀，從林邑國至江南，又到洛陽。中天竺的竺法蘭，在洛陽翻譯《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漢地見存諸經，惟此爲始。魏宣武帝永平元年(508)，北天竺菩提流支來到洛陽，二十余年間，凡所出經叁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注：參見釋道宣《續高僧傳•魏南臺永甯寺北天竺沙門菩提流支傳》。)。同年，中天竺僧勒那摩提(寶意)初屆洛陽，就著手翻譯《十地》、《寶積論》等大部二十四卷。爲了確保翻譯的准確無誤，一部經書，分別傳譯，各有禁衛，不許通言。譯稿完成後，反複核校，恐有浮濫，這項工作往往要花費數年時間(注：參見釋道宣《續高僧傳•魏南臺永甯寺北天竺沙門菩提流支傳》及《魏邺下沙門釋道寵傳》。)。《洛陽伽藍記•永明寺》及《魏書•釋老志》及《資治通鑒》卷一四七載，當時，魏主專尚釋氏，對于中國傳統典籍多所疏忽。中書侍郎裴延隽上疏，建議佛教、儒學理應並重，但實際上還是以佛教爲本，廣結善緣。爲此，魏主诏建永明寺以居外國沙門。僅永明寺就“屋庑連互，一千余間”，“百國沙門，叁千余人”。其規模之大，不難想見(注：見釋志磐《佛祖統紀》卷38《法運通塞志》。)。不僅如此，洛陽還專門修建了“四夷館”，即金陵館、燕然館、扶桑館、崦嵫館，接待東南西北四方投誠之士，頗以文化正統自居(注：見《洛陽伽藍記》卷3“宣陽門”條記載。)。把南人與傳統的所謂四夷等同並論，讓那些南方投奔的文人頗難接受。如蕭寶寅投北後，賜宅歸正裏(俗稱吳人坊)，但他恥與夷人同列，令公主啓世宗，求入城內。由“歸正裏”叁字來看，鮮卑統治者入主中原後便以傳統正朔自居，試圖使自己在文化上占據一種優勢心理。

　　 盡管在文化心理上占據著地利之便，但是，北魏洛陽學術文化的發展與南方的建康相比，顯然還有相當距離。《魏書•鹹陽王禧傳》記載了一首宮人歌：“可憐鹹陽王，奈何作事誤。金床玉幾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這首詩非常簡樸，很快就流傳到江南。史載，有北人在南者，聽到這首歌，無不垂泣。這一年爲南齊和帝中興元年，北魏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在南方，永明文學高潮已經過去，而在北方，詩歌創作似乎剛剛起步。此後，隨著甄琛、袁翻、常景、祖瑩、鄭道昭、劉芳等文人的成熟，洛陽文化開始出現複蘇的迹象。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極人，《魏書》本傳稱其“頗學經史，稱有刀筆”，“所著文章，鄙碎無大體，時有理詣，《磔四聲》、《姓族廢興》、《會通缁素叁論》，及《家誨》二十篇，《笃學文》一卷，頗行于世”。《文鏡秘府論》謂甄琛曾駁斥沈約“四聲說”，沈約爲此作答，說明其文章嘗傳至江南。正始元年(504)，魏宣武帝下诏令群臣議律令，袁翻、常景、孫紹、張虎、侯堅固、高綽、邢苗、程靈虬、王元龜、祖瑩、宋世景、李琰之、公孫崇、元勰，元雍、元愉、元麗、劉芳、李韶、鄭道昭、王顯等共議其事。議律之事，雖無關于文學的發展，但袁翻、常景、祖瑩、鄭道昭皆著名文人，劉芳爲著名儒者，說明這個時期文人學者開始有了學術交流。而在北朝初期，這樣的機會是非常少見的(注：見《魏書•世宗紀》。《顔氏家訓•文章篇》載：“江南文製，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即改之。……山東風俗，不通擊難。”擊難，即攻難責問，是學術交流的重要方面，而北方則缺少這種傳統。)。

　　 魏孝武帝永熙叁年(534)，北魏分裂，以黃河爲界，分爲東西魏。這年十月，高歡立元善見爲帝，是爲東魏孝靜帝。爲避免關中威脅，遷都于邺。高歡爲營建新都，就拆毀了洛陽城中的宮殿。武定四年(546)，連同洛陽太學的熹平石經和正始石經也運到邺城(注：見《魏書•孝靜帝紀》。)。洛陽從此又一次面臨毀滅。洛陽被毀的十叁年後，陽衒之重遊洛陽，城郭崩壞，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有感于此，遂有《洛陽伽藍記》一書的問世，記錄此滄桑之變。從此，北方的中心，東部轉移到邺城，其轄地主要在今河南、山東等地。隨著“邺城叁才”的崛起，東魏、北齊文化發展又掀開新的一頁。《魏書•文苑•溫子昇傳》載，蕭衍使張臯寫溫子昇文筆，傳于江外。蕭衍稱之曰：“曹植、陸機複生于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太守傅標使于吐谷渾，見其國主床頭有書數卷，原來是溫子昇的文章。濟陰王(元)晖業曾這樣說：“江左文人，宋有顔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顔轹謝，含任吐沈。”說明在溫子昇生前，其詩文已經傳及江南與少數民族地區。另據《魏書•孝靜帝紀》載，帝好文學，曾在公開場合口詠範晔《後漢書贊》，嫔趙國李氏亦誦曹植《贈白馬王彪詩》。這些有趣的史實告訴我們，北魏帝王及後宮皆熟知文學典籍，其漢化程度已達到相當水准。北齊後主武平叁年(572)編《聖壽堂禦覽》成，敕付史閣，即《修文殿禦覽》。魏收、徐之才、崔劼、張雕、陽休之、韋道遜、陸乂、王劭、李孝基、魏澹、劉仲威、袁奭、朱才、眭道閑、崔子樞、薛道衡、盧思道、崔德、諸葛漢、鄭公超、鄭信、蕭放、蕭悫、顔之推、封孝琰、鄭元禮、杜臺卿、王訓、羊肅、馬元熙、劉珉、李師上、溫君悠、崔季舒、劉逖、李孝貞、李德林、李翥、魏骞、蕭溉、陸仁惠、江旰、辛德源、陸開明、封孝骞、張德沖、高行恭、古道子、劉顗、崔德儒、李元楷、陽師孝、劉儒行、陽辟疆、盧公順、周子深、王友伯、崔君洽、魏師謇、段孝言等先後與修，一時稱盛(注：《北齊書•後主紀》、《北齊書•文苑傳》。)。

　　 陳宣帝太建五年(573)，陳朝北伐，收回淮南地區，與北齊的關系降溫。同時，北周出兵北齊，攻略晉陽等地，加強了與江南關系。這種政策的製定，與流寓關中的江南作家的影響不無關系。南、西兩處夾擊，北齊日衰。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周師攻下邺城，北齊滅亡。陽休之、袁聿修、李祖欽、元脩伯、司馬幼之、崔達拏、源文宗、李若、李孝貞、盧思道、顔之推、李德林、陸乂、薛道衡、高行恭、辛德源、王劭、陸開明等十八人被迫西行，從此，北方的文化中心再次集中到長安。

　　 (叁)建康

　　 建康(南京)的經營，早在漢末即已開始(注：參見田余慶《孫吳建國的道路》，《秦漢魏晉史探微》，中華書局，1993年。)。特別是晉元帝南渡，建立江左偏安政權，中國傳統文化中心移到江南。對此，學界論述頗爲詳盡。東晉與北方的疆界以淮河爲界，南北對于江淮地區長期以來展開了拉鋸戰。義熙中，劉裕北伐，收複淮北地區，但是到了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失利，又痛失該地。因此，南北疆域，或以長江爲界，或以淮河爲界。僧侶南北來往，大體沿水路而行。其身份大約分爲兩類，一是異域之僧，一是江北之僧。異域之僧如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漢末戰亂，避地于吳。江左佛法之興，實始于此(注：見《高僧傳•魏吳建業建初寺康僧會》。)。又如帛屍梨蜜多羅，原本西域人。晉永嘉中，始到中國，值亂過江，止于建初寺。與丞相王導、太尉庾亮、光祿周顗、太常謝鲲、廷尉桓彜等交往甚密(注：見《高僧傳•晉建康建初寺帛屍梨蜜》。)。此外就是康僧淵，也是西域人，生于長安。晉成之世，與康法暢、支敏度等俱過江(注：見《高僧傳•晉豫章山康僧淵》。)。江北之僧如支遁、慧遠、竺法潛、竺法汰等，大多從河南至襄陽、新野，然後沿江而下，至江陵、荊州等地。通常情況下，渡江僧侶很快就融入當時的主流文化洪流中，這與北方僧侶大不相同。北方文化傳統在所謂“五胡亂華”時受到嚴重摧殘。作爲外來文化的佛教，進入中原後並沒有受到傳統文化的強烈阻礙，因此可以相對保持著自身的原始風貌。江南文化則不然。晉朝南渡，優借士族，秉承漢魏傳統，特別是以洛陽爲中心而形成的玄學傳統。佛教的介入，不可能繞開當時的主流文化而另立門戶。很多僧侶標榜叁教，出釋入道，便是這種特殊文化背景下的必然抉擇。如支遁與江南名士王洽、劉恢、殷浩、郗超、孫綽、王脩、何充、王坦之、袁宏、王羲之等交往甚密，“皆著塵外之狎”。注《莊子•逍遙遊》，令群儒舊學，歎爲觀止。圓寂後，郗超爲之序傳，袁宏爲之銘贊，周昙爲之作诔。孫綽《道賢論》以支遁比之于向子期，稱“支遁、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好玄同矣”(注：見《高僧傳•晉剡沃洲山支遁》。)。竺法潛也兼治內外之學，或暢方等，或釋老莊。而竺道生少學玄理，主張頓悟之說，對于中國文學批評有著…

《六朝僧侶：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劉躍進)》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