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地寒、风沙常起为由，决定迁都洛附。毕竟，“衣冠士族，并在中原”，要想稳固其统治基础，迁都中原，势所必须。但是由于洛阳故城实在残破不堪，只能另筑新城(注：见《魏书•高祖纪》、《魏书•任城王澄传》及《资治通鉴》卷138。)。从太和十七年到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共四十二年的时间，修建龙门石窟，全面推行汉化政策，洛阳又一次成为了当时的文化中心。

　　 北魏时期，洛阳的经济发展达到很高的程度(注：参见《洛阳伽蓝记》卷4“法云寺”条。)。在文化方面，除了固有的传统文化之外，发展最为迅速的莫过于佛教文化了。根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在洛阳，不仅有中土高僧如宋云、慧生等不辞辛苦，西行求法，传播中土文化(注：参见《洛阳伽蓝记》卷5“凝玄寺”条，可与《法显传》比照对读。)，更多的还是域外高僧来到洛阳传授佛法。包括远在马来半岛的菩提拔陀，从林邑国至江南，又到洛阳。中天竺的竺法兰，在洛阳翻译《十地断结》、《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汉地见存诸经，惟此为始。魏宣武帝永平元年(508)，北天竺菩提流支来到洛阳，二十余年间，凡所出经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注：参见释道宣《续高僧传•魏南台永宁寺北天竺沙门菩提流支传》。)。同年，中天竺僧勒那摩提(宝意)初届洛阳，就着手翻译《十地》、《宝积论》等大部二十四卷。为了确保翻译的准确无误，一部经书，分别传译，各有禁卫，不许通言。译稿完成后，反复核校，恐有浮滥，这项工作往往要花费数年时间(注：参见释道宣《续高僧传•魏南台永宁寺北天竺沙门菩提流支传》及《魏邺下沙门释道宠传》。)。《洛阳伽蓝记•永明寺》及《魏书•释老志》及《资治通鉴》卷一四七载，当时，魏主专尚释氏，对于中国传统典籍多所疏忽。中书侍郎裴延隽上疏，建议佛教、儒学理应并重，但实际上还是以佛教为本，广结善缘。为此，魏主诏建永明寺以居外国沙门。仅永明寺就“屋庑连互，一千余间”，“百国沙门，三千余人”。其规模之大，不难想见(注：见释志磐《佛祖统纪》卷38《法运通塞志》。)。不仅如此，洛阳还专门修建了“四夷馆”，即金陵馆、燕然馆、扶桑馆、崦嵫馆，接待东南西北四方投诚之士，颇以文化正统自居(注：见《洛阳伽蓝记》卷3“宣阳门”条记载。)。把南人与传统的所谓四夷等同并论，让那些南方投奔的文人颇难接受。如萧宝寅投北后，赐宅归正里(俗称吴人坊)，但他耻与夷人同列，令公主启世宗，求入城内。由“归正里”三字来看，鲜卑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便以传统正朔自居，试图使自己在文化上占据一种优势心理。

　　 尽管在文化心理上占据着地利之便，但是，北魏洛阳学术文化的发展与南方的建康相比，显然还有相当距离。《魏书•咸阳王禧传》记载了一首宫人歌：“可怜咸阳王，奈何作事误。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蹋霜与露。洛水湛湛弥岸长，行人那得渡。”这首诗非常简朴，很快就流传到江南。史载，有北人在南者，听到这首歌，无不垂泣。这一年为南齐和帝中兴元年，北魏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在南方，永明文学高潮已经过去，而在北方，诗歌创作似乎刚刚起步。此后，随着甄琛、袁翻、常景、祖莹、郑道昭、刘芳等文人的成熟，洛阳文化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极人，《魏书》本传称其“颇学经史，称有刀笔”，“所著文章，鄙碎无大体，时有理诣，《磔四声》、《姓族废兴》、《会通缁素三论》，及《家诲》二十篇，《笃学文》一卷，颇行于世”。《文镜秘府论》谓甄琛曾驳斥沈约“四声说”，沈约为此作答，说明其文章尝传至江南。正始元年(504)，魏宣武帝下诏令群臣议律令，袁翻、常景、孙绍、张虎、侯坚固、高绰、邢苗、程灵虬、王元龟、祖莹、宋世景、李琰之、公孙崇、元勰，元雍、元愉、元丽、刘芳、李韶、郑道昭、王显等共议其事。议律之事，虽无关于文学的发展，但袁翻、常景、祖莹、郑道昭皆著名文人，刘芳为著名儒者，说明这个时期文人学者开始有了学术交流。而在北朝初期，这样的机会是非常少见的(注：见《魏书•世宗纪》。《颜氏家训•文章篇》载：“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山东风俗，不通击难。”击难，即攻难责问，是学术交流的重要方面，而北方则缺少这种传统。)。

　　 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北魏分裂，以黄河为界，分为东西魏。这年十月，高欢立元善见为帝，是为东魏孝静帝。为避免关中威胁，迁都于邺。高欢为营建新都，就拆毁了洛阳城中的宫殿。武定四年(546)，连同洛阳太学的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也运到邺城(注：见《魏书•孝静帝纪》。)。洛阳从此又一次面临毁灭。洛阳被毁的十三年后，阳衒之重游洛阳，城郭崩坏，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有感于此，遂有《洛阳伽蓝记》一书的问世，记录此沧桑之变。从此，北方的中心，东部转移到邺城，其辖地主要在今河南、山东等地。随着“邺城三才”的崛起，东魏、北齐文化发展又掀开新的一页。《魏书•文苑•温子昇传》载，萧衍使张皋写温子昇文笔，传于江外。萧衍称之曰：“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恨我辞人，数穷百六。”阳夏太守傅标使于吐谷浑，见其国主床头有书数卷，原来是温子昇的文章。济阴王(元)晖业曾这样说：“江左文人，宋有颜延之、谢灵运，梁有沈约、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颜轹谢，含任吐沈。”说明在温子昇生前，其诗文已经传及江南与少数民族地区。另据《魏书•孝静帝纪》载，帝好文学，曾在公开场合口咏范晔《后汉书赞》，嫔赵国李氏亦诵曹植《赠白马王彪诗》。这些有趣的史实告诉我们，北魏帝王及后宫皆熟知文学典籍，其汉化程度已达到相当水准。北齐后主武平三年(572)编《圣寿堂御览》成，敕付史阁，即《修文殿御览》。魏收、徐之才、崔劼、张雕、阳休之、韦道逊、陆乂、王劭、李孝基、魏澹、刘仲威、袁奭、朱才、眭道闲、崔子枢、薛道衡、卢思道、崔德、诸葛汉、郑公超、郑信、萧放、萧悫、颜之推、封孝琰、郑元礼、杜台卿、王训、羊肃、马元熙、刘珉、李师上、温君悠、崔季舒、刘逖、李孝贞、李德林、李翥、魏骞、萧溉、陆仁惠、江旰、辛德源、陆开明、封孝骞、张德冲、高行恭、古道子、刘顗、崔德儒、李元楷、阳师孝、刘儒行、阳辟疆、卢公顺、周子深、王友伯、崔君洽、魏师謇、段孝言等先后与修，一时称盛(注：《北齐书•后主纪》、《北齐书•文苑传》。)。

　　 陈宣帝太建五年(573)，陈朝北伐，收回淮南地区，与北齐的关系降温。同时，北周出兵北齐，攻略晋阳等地，加强了与江南关系。这种政策的制定，与流寓关中的江南作家的影响不无关系。南、西两处夹击，北齐日衰。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周师攻下邺城，北齐灭亡。阳休之、袁聿修、李祖钦、元脩伯、司马幼之、崔达拏、源文宗、李若、李孝贞、卢思道、颜之推、李德林、陆乂、薛道衡、高行恭、辛德源、王劭、陆开明等十八人被迫西行，从此，北方的文化中心再次集中到长安。

　　 (三)建康

　　 建康(南京)的经营，早在汉末即已开始(注：参见田余庆《孙吴建国的道路》，《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特别是晋元帝南渡，建立江左偏安政权，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移到江南。对此，学界论述颇为详尽。东晋与北方的疆界以淮河为界，南北对于江淮地区长期以来展开了拉锯战。义熙中，刘裕北伐，收复淮北地区，但是到了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失利，又痛失该地。因此，南北疆域，或以长江为界，或以淮河为界。僧侣南北来往，大体沿水路而行。其身份大约分为两类，一是异域之僧，一是江北之僧。异域之僧如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汉末战乱，避地于吴。江左佛法之兴，实始于此(注：见《高僧传•魏吴建业建初寺康僧会》。)。又如帛尸梨蜜多罗，原本西域人。晋永嘉中，始到中国，值乱过江，止于建初寺。与丞相王导、太尉庾亮、光禄周顗、太常谢鲲、廷尉桓彝等交往甚密(注：见《高僧传•晋建康建初寺帛尸梨蜜》。)。此外就是康僧渊，也是西域人，生于长安。晋成之世，与康法畅、支敏度等俱过江(注：见《高僧传•晋豫章山康僧渊》。)。江北之僧如支遁、慧远、竺法潜、竺法汰等，大多从河南至襄阳、新野，然后沿江而下，至江陵、荆州等地。通常情况下，渡江僧侣很快就融入当时的主流文化洪流中，这与北方僧侣大不相同。北方文化传统在所谓“五胡乱华”时受到严重摧残。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进入中原后并没有受到传统文化的强烈阻碍，因此可以相对保持着自身的原始风貌。江南文化则不然。晋朝南渡，优借士族，秉承汉魏传统，特别是以洛阳为中心而形成的玄学传统。佛教的介入，不可能绕开当时的主流文化而另立门户。很多僧侣标榜三教，出释入道，便是这种特殊文化背景下的必然抉择。如支遁与江南名士王洽、刘恢、殷浩、郗超、孙绰、王脩、何充、王坦之、袁宏、王羲之等交往甚密，“皆著尘外之狎”。注《庄子•逍遥游》，令群儒旧学，叹为观止。圆寂后，郗超为之序传，袁宏为之铭赞，周昙为之作诔。孙绰《道贤论》以支遁比之于向子期，称“支遁、向秀雅尚庄老。二子异时，风好玄同矣”(注：见《高僧传•晋剡沃洲山支遁》。)。竺法潜也兼治内外之学，或畅方等，或释老庄。而竺道生少学玄理，主张顿悟之说，对于中国文学批评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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