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重要影响。

　　 江左佛教兴盛当然与最高统治者的积极倡导有直接关系。梁武帝多次舍身同泰寺，设置集雅馆，以招远学。又搜访术能，在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等处，传译佛经(注：见《续高僧传•梁扬都正观寺扶南沙门僧伽婆罗传》。)，同时又供养家僧，如释僧旻、释宝唱、僧朗、宝亮、慧约等(注：见《续高僧传•梁杨都庄严寺沙门释沙门僧曼传》、《续高僧传•梁扬都庄严寺金陵沙门释宝唱传》、《高僧传、梁京师灵味寺释宝亮传》、《续高僧传•梁国师草堂寺智者释慧约传》。)，传译佛经，阐释义理。在梁武帝的倡导下，“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人，资产丰沃。寺庵又常蓄私徒养女，但多不在户籍备案，这给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带来严重问题。为此，郭祖深特作《舆榇诣阙上封事》。这时的梁武帝还能够听得进逆耳之言，到大同十年，贺琛作《条奏时务封事》远未有郭文激烈，但是萧衍却完全接受不了。可惜一切都为贺琛所言中，不久就爆发侯景之乱，建康受到重创，江南文化中心一度转移到江陵(注：参见拙文《关于〈金楼子〉研究的几个问题》，《古典文学文献学丛稿》，学苑出版社，2000年。)。开皇九年(589)，隋师伐陈，陈后主及百官文人多被掠至长安。天下复归于一统，中国文化中心又汇集到长安。

　　 (四)凉州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凉州为中心的河西走廊，往往是中原士族避难的主要场所。西汉末叶、汉魏之际无不如此(注：参见拙文《班彪与两汉之际的河西文化》，载《齐鲁学刊》2003年第1期。)。因此，这里保存了浓郁的儒学传统。如著名学者刘劭著有《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其中《人物志》流传至今，向为学界所重。《宋书•大沮渠蒙逊传》载，宋文帝元嘉十四年(437)，西河王茂虔封表献方物，并献图书二十种，一百五十四卷。这些典籍应当都是中原所佚失的，否则没有晋献的必要。又如敦煌石窟藏书，虽以佛经为主，但是其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外俗书记”，包括六经、纬候、诸子、史传、杂说、赞颂、诗歌等。这些典籍主要是由佛教徒收藏保存起来的。

　　 据《魏书•释老志》记载，西晋永康二年(301)，张轨为凉州刺史，信奉佛教。这是凉州佛教兴盛的开始，由此为中心，辐射到敦煌等地。北方分裂后，河西走廊先后由五凉政权所控制。这个地区，往往是西天取经途中的落脚点。很多高僧在此驻留，并翻译佛经(注：详见《出三藏记集》等著录。)。太延五年(439)，魏太武帝伐北凉，沮渠牧犍投降。这次战争的胜利，北魏最重要的收获不仅在于获取了大量的珍宝，还包括向平城迁徙凉州民众三万余家，其中就有大量的僧侣。因此，魏地佛教文化的基础是以凉州系为主，换言之，北魏佛教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河西地区，对此，《资治通鉴》有过详尽的论述(注：见《资治通鉴》卷123。)。另外，从崔浩史案中，我们也可以略见河西文化对于北魏文化影响的端倪。崔浩为了加速推行汉化进程，往往启用河西士人。我们注意到，崔浩被杀，很多河西人受到株连，如宗钦、段承根就皆与崔浩同诛。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河西地区文人对于北魏传统文化的发展也起到重要作用。此外，程骏自六世祖坐事流寓凉州，世居河西。入北魏后，曾与魏献文帝讨论《老》、《易》(注：见《魏书•程骏传》。)。说明北魏老庄之学的兴起，也与凉州文人的传播有重要关系。

　　 　　二、四大文化中心交流的若干途径

　　 通常情况下，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地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官方往来实现的。东晋十六国时期，当时北方政权更叠频繁，因此，南北来往较少。但交流还是存在的。譬如晋成帝咸和六年(331)，前燕慕容廆致书晋太尉陶侃，约共北伐，并求官爵及九锡，陶侃作答书称当上奏朝廷，可见，当时南北方确有官方来往(注：见《晋书•慕容廆载记》。)。当然，这个时期的交往主要还是政治、军事方面的交往。文化方面，南北悬隔，发展极不平衡，自然也谈不到平等的交往。

　　 南北朝初期，随着北方文化的逐渐复苏，北魏加强了与南方的联系，特别是文化方面的联系。譬如魏太武帝时期，北魏曾派遣秘书监游雅出使宋境。游雅素以文才见长，曾奉命作《太华殿赋》而称誉一时(注：见《魏书•游雅传》。)。在北魏初期，这也许只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到了魏成帝、魏孝文帝时期，这种交往就越发频繁起来。《南齐书•魏虏传》载，齐武帝永明十年(492)，南齐派遣司徒参军萧琛、范云聘于魏。魏孝文帝甚重齐人，亲与谈论。顾谓群臣曰：“江南多好臣。”孝文帝的这段话，将他仰慕南朝文化的心理表露得一览无余。惟其如此，北魏在派遣使者这个问题上分外用心，往往选派汉族士大夫中具有儒雅风度的文人学者担纲。游明根“奉使三返”，不辱使命，与宋人保持着较好的联系，宋孝武帝“以其长者，礼之有加。”(注：见《魏书•游明根传》、《资治通鉴》卷129。)太和十五年(491)，李彪、蒋少游出使江南时，刘绘设宴接待，李彪以魏丧故而辞乐，复又与刘绘议礼，颇有往复。李彪将还时，齐武帝萧赜对李彪说：“卿前使还日，赋阮诗云：“但愿长闲暇，后岁复来游”，果如今日。卿此还也，复有来理否？”李彪答言：“使臣请重赋阮诗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萧赜又亲自陪同李彪至琅琊城，登山临水，命群臣赋诗送别，其见重如此。李彪前后六度衔命江南，“南人奇其謇谔”(注：见《魏书•高祖纪》、《李彪传》。李彪所引“宴衍”二句不在今存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中。)。可见北人的文化修养业已逐渐得到南方朝野的重视。宋弁、房亮使齐时，王融设宴接待。宋弁见融年少，问他年岁，王融机巧地回答道：“五十之年，久逾其半。”房亮、宋弁又提出要欣赏王融的《曲水诗序》：“在北闻主客此制，胜于颜延年，实愿一见。”俩人读后，不禁感慨地说：“昔观相如《封禅》，以知汉武之德，今览王生《诗序》，用见齐王之盛。”(注：见《魏书•高祖纪》、《南齐书•王融传》。)由这些现象推想，北魏孝文帝时期，南北文学的交流已经日益频繁，北方文学在逐渐寻找发展的生机，蓄势待发。到东魏、北齐时期，江南与中原的来往更加密切，举凡文人参与的南北官方往来就有数十次之多。至于江南与关陇地区的交往较之中原地区似乎略晚，从现存材料看，大都是在江陵陷落，南方文人流落到长安以后才逐渐兴盛起来。相关材料，我们在《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中有过比较详尽的论列，此不赘述(注：参见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除官方往来之外，避难潜行则是民间的交往。由于强调的是文化交流，因此，我们更注重文人的非正常渠道的南北往来。此外，每逢国家丧乱，很多文人被掠或被羁扣，如庾信、王褒、颜之推、沈炯等，这些，文学史已经多有论述。从上述史实看，很多情况下，官方交往的时候，往往是北方显得主动，特别是中原地区的政权，多次派遣使者到江南地区。而避难潜行，更多的却是南方文人逃到北方。而且越到后来，这种情况越发明显。而北方文学复苏乃至最后超越南方，这些文人所起的作用当然是毋庸置疑的。

　　 此外，还有一个交流的途径应当论及，那就是战争。一般而言，战争往往会给文化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中国历史上，文献典籍历经劫难，所谓“五厄”“十厄”大多是战争造成的。战争，往往是政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有时，为了政治的需要，文化掠夺在客观上也会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譬如义熙十三年(417)，刘裕攻破长安，就把长安收藏的四千多卷图书运回建康(注：见《隋书•牛弘传》。)。《乐府诗集》编者郭茂倩在叙述清商三调时说，汉魏以来的旧曲，大多是古调及魏三祖所作。自从晋室南迁，颇多散落。宋武帝刘裕就从关中带走了许多魏晋乐府歌词。故王僧虔论“三调歌”曰：“今之清商，实由铜雀。”这里所说的“铜雀，”即邺下铜雀台，曹操常在这里宴饮奏乐。这些歌词，对于江南乐府诗的创作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有时，为了获得高僧传教，统治集团不惜动用武力，如苻坚派吕光等率兵七万西伐龟兹等地，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获取鸠摩罗什；北魏拓跋焘以“若不遣谶，便即加兵”相威胁，强夺已在姑藏的昙无谶。鸠摩罗什经过长达十五年的时间终于到达长安，而昙无谶则被河西王沮渠蒙逊所杀害。

　　 南北交往的渠道恐怕还不止这些(注：徐宝余《庾信研究》(学林出版社，2003年)就南北文化交流的形式和范围等问题多所探讨，可参。)。但无论是战争还是其他类型的交往，终究还不是经常性的。事实上，如果仅仅限于上述交往，当时各个文化中心的交流自然也就受到很大的限制。而且，由于政治制度、文化背景乃至风俗习惯的差异，各地之间交流往往存在许多隔阂乃至偏见。彼此之间相互歧视，也就在所难免(注：《洛阳伽蓝记》卷2“景宁寺”条就有这方面内容的生动记载。)。惟有各地佛教的交流几乎是无条件的。而且，这些高僧又多与当地文人学者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如支孝龙与陈留阮瞻、颍川庾顗，并结知音之交，世人呼为“八达”。支孝龙圆寂后，孙绰作赞，载于本传(注：见《高僧传•晋淮阳支孝龙》。案陶潜《群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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