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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左佛教興盛當然與最高統治者的積極倡導有直接關系。梁武帝多次舍身同泰寺，設置集雅館，以招遠學。又搜訪術能，在壽光殿、華林園、正觀寺、占雲館、扶南館等處，傳譯佛經(注：見《續高僧傳•梁揚都正觀寺扶南沙門僧伽婆羅傳》。)，同時又供養家僧，如釋僧旻、釋寶唱、僧朗、寶亮、慧約等(注：見《續高僧傳•梁楊都莊嚴寺沙門釋沙門僧曼傳》、《續高僧傳•梁揚都莊嚴寺金陵沙門釋寶唱傳》、《高僧傳、梁京師靈味寺釋寶亮傳》、《續高僧傳•梁國師草堂寺智者釋慧約傳》。)，傳譯佛經，闡釋義理。在梁武帝的倡導下，“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窮極宏麗，僧尼十余萬人，資産豐沃。寺庵又常蓄私徒養女，但多不在戶籍備案，這給當時的政治、經濟發展帶來嚴重問題。爲此，郭祖深特作《輿榇詣阙上封事》。這時的梁武帝還能夠聽得進逆耳之言，到大同十年，賀琛作《條奏時務封事》遠未有郭文激烈，但是蕭衍卻完全接受不了。可惜一切都爲賀琛所言中，不久就爆發侯景之亂，建康受到重創，江南文化中心一度轉移到江陵(注：參見拙文《關于〈金樓子〉研究的幾個問題》，《古典文學文獻學叢稿》，學苑出版社，2000年。)。開皇九年(589)，隋師伐陳，陳後主及百官文人多被掠至長安。天下複歸于一統，中國文化中心又彙集到長安。

　　 (四)涼州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以涼州爲中心的河西走廊，往往是中原士族避難的主要場所。西漢末葉、漢魏之際無不如此(注：參見拙文《班彪與兩漢之際的河西文化》，載《齊魯學刊》2003年第1期。)。因此，這裏保存了濃郁的儒學傳統。如著名學者劉劭著有《略記》百叁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敦煌實錄》二十卷，《方言》叁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叁略》。其中《人物志》流傳至今，向爲學界所重。《宋書•大沮渠蒙遜傳》載，宋文帝元嘉十四年(437)，西河王茂虔封表獻方物，並獻圖書二十種，一百五十四卷。這些典籍應當都是中原所佚失的，否則沒有晉獻的必要。又如敦煌石窟藏書，雖以佛經爲主，但是其中還有相當數量的“外俗書記”，包括六經、緯候、諸子、史傳、雜說、贊頌、詩歌等。這些典籍主要是由佛教徒收藏保存起來的。

　　 據《魏書•釋老志》記載，西晉永康二年(301)，張軌爲涼州刺史，信奉佛教。這是涼州佛教興盛的開始，由此爲中心，輻射到敦煌等地。北方分裂後，河西走廊先後由五涼政權所控製。這個地區，往往是西天取經途中的落腳點。很多高僧在此駐留，並翻譯佛經(注：詳見《出叁藏記集》等著錄。)。太延五年(439)，魏太武帝伐北涼，沮渠牧犍投降。這次戰爭的勝利，北魏最重要的收獲不僅在于獲取了大量的珍寶，還包括向平城遷徙涼州民衆叁萬余家，其中就有大量的僧侶。因此，魏地佛教文化的基礎是以涼州系爲主，換言之，北魏佛教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河西地區，對此，《資治通鑒》有過詳盡的論述(注：見《資治通鑒》卷123。)。另外，從崔浩史案中，我們也可以略見河西文化對于北魏文化影響的端倪。崔浩爲了加速推行漢化進程，往往啓用河西士人。我們注意到，崔浩被殺，很多河西人受到株連，如宗欽、段承根就皆與崔浩同誅。這從一個側面說明河西地區文人對于北魏傳統文化的發展也起到重要作用。此外，程駿自六世祖坐事流寓涼州，世居河西。入北魏後，曾與魏獻文帝討論《老》、《易》(注：見《魏書•程駿傳》。)。說明北魏老莊之學的興起，也與涼州文人的傳播有重要關系。

　　 　　二、四大文化中心交流的若幹途徑

　　 通常情況下，魏晉南北朝時期各地文化交流主要是通過官方往來實現的。東晉十六國時期，當時北方政權更疊頻繁，因此，南北來往較少。但交流還是存在的。譬如晉成帝鹹和六年(331)，前燕慕容廆致書晉太尉陶侃，約共北伐，並求官爵及九錫，陶侃作答書稱當上奏朝廷，可見，當時南北方確有官方來往(注：見《晉書•慕容廆載記》。)。當然，這個時期的交往主要還是政治、軍事方面的交往。文化方面，南北懸隔，發展極不平衡，自然也談不到平等的交往。

　　 南北朝初期，隨著北方文化的逐漸複蘇，北魏加強了與南方的聯系，特別是文化方面的聯系。譬如魏太武帝時期，北魏曾派遣秘書監遊雅出使宋境。遊雅素以文才見長，曾奉命作《太華殿賦》而稱譽一時(注：見《魏書•遊雅傳》。)。在北魏初期，這也許只是一種偶然現象。但是到了魏成帝、魏孝文帝時期，這種交往就越發頻繁起來。《南齊書•魏虜傳》載，齊武帝永明十年(492)，南齊派遣司徒參軍蕭琛、範雲聘于魏。魏孝文帝甚重齊人，親與談論。顧謂群臣曰：“江南多好臣。”孝文帝的這段話，將他仰慕南朝文化的心理表露得一覽無余。惟其如此，北魏在派遣使者這個問題上分外用心，往往選派漢族士大夫中具有儒雅風度的文人學者擔綱。遊明根“奉使叁返”，不辱使命，與宋人保持著較好的聯系，宋孝武帝“以其長者，禮之有加。”(注：見《魏書•遊明根傳》、《資治通鑒》卷129。)太和十五年(491)，李彪、蔣少遊出使江南時，劉繪設宴接待，李彪以魏喪故而辭樂，複又與劉繪議禮，頗有往複。李彪將還時，齊武帝蕭赜對李彪說：“卿前使還日，賦阮詩雲：“但願長閑暇，後歲複來遊”，果如今日。卿此還也，複有來理否？”李彪答言：“使臣請重賦阮詩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蕭赜又親自陪同李彪至琅琊城，登山臨水，命群臣賦詩送別，其見重如此。李彪前後六度銜命江南，“南人奇其謇谔”(注：見《魏書•高祖紀》、《李彪傳》。李彪所引“宴衍”二句不在今存阮籍《詠懷詩》八十二首中。)。可見北人的文化修養業已逐漸得到南方朝野的重視。宋弁、房亮使齊時，王融設宴接待。宋弁見融年少，問他年歲，王融機巧地回答道：“五十之年，久逾其半。”房亮、宋弁又提出要欣賞王融的《曲水詩序》：“在北聞主客此製，勝于顔延年，實願一見。”倆人讀後，不禁感慨地說：“昔觀相如《封禅》，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王之盛。”(注：見《魏書•高祖紀》、《南齊書•王融傳》。)由這些現象推想，北魏孝文帝時期，南北文學的交流已經日益頻繁，北方文學在逐漸尋找發展的生機，蓄勢待發。到東魏、北齊時期，江南與中原的來往更加密切，舉凡文人參與的南北官方往來就有數十次之多。至于江南與關隴地區的交往較之中原地區似乎略晚，從現存材料看，大都是在江陵陷落，南方文人流落到長安以後才逐漸興盛起來。相關材料，我們在《南北朝文學編年史》中有過比較詳盡的論列，此不贅述(注：參見曹道衡、劉躍進《南北朝文學編年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

　　 除官方往來之外，避難潛行則是民間的交往。由于強調的是文化交流，因此，我們更注重文人的非正常渠道的南北往來。此外，每逢國家喪亂，很多文人被掠或被羁扣，如庾信、王褒、顔之推、沈炯等，這些，文學史已經多有論述。從上述史實看，很多情況下，官方交往的時候，往往是北方顯得主動，特別是中原地區的政權，多次派遣使者到江南地區。而避難潛行，更多的卻是南方文人逃到北方。而且越到後來，這種情況越發明顯。而北方文學複蘇乃至最後超越南方，這些文人所起的作用當然是毋庸置疑的。

　　 此外，還有一個交流的途徑應當論及，那就是戰爭。一般而言，戰爭往往會給文化的發展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在中國曆史上，文獻典籍曆經劫難，所謂“五厄”“十厄”大多是戰爭造成的。戰爭，往往是政治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有時，爲了政治的需要，文化掠奪在客觀上也會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譬如義熙十叁年(417)，劉裕攻破長安，就把長安收藏的四千多卷圖書運回建康(注：見《隋書•牛弘傳》。)。《樂府詩集》編者郭茂倩在敘述清商叁調時說，漢魏以來的舊曲，大多是古調及魏叁祖所作。自從晉室南遷，頗多散落。宋武帝劉裕就從關中帶走了許多魏晉樂府歌詞。故王僧虔論“叁調歌”曰：“今之清商，實由銅雀。”這裏所說的“銅雀，”即邺下銅雀臺，曹操常在這裏宴飲奏樂。這些歌詞，對于江南樂府詩的創作起到了重要的推進作用。有時，爲了獲得高僧傳教，統治集團不惜動用武力，如苻堅派呂光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等地，其中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獲取鸠摩羅什；北魏拓跋焘以“若不遣谶，便即加兵”相威脅，強奪已在姑藏的昙無谶。鸠摩羅什經過長達十五年的時間終于到達長安，而昙無谶則被河西王沮渠蒙遜所殺害。

　　 南北交往的渠道恐怕還不止這些(注：徐寶余《庾信研究》(學林出版社，2003年)就南北文化交流的形式和範圍等問題多所探討，可參。)。但無論是戰爭還是其他類型的交往，終究還不是經常性的。事實上，如果僅僅限于上述交往，當時各個文化中心的交流自然也就受到很大的限製。而且，由于政治製度、文化背景乃至風俗習慣的差異，各地之間交流往往存在許多隔閡乃至偏見。彼此之間相互歧視，也就在所難免(注：《洛陽伽藍記》卷2“景甯寺”條就有這方面內容的生動記載。)。惟有各地佛教的交流幾乎是無條件的。而且，這些高僧又多與當地文人學者有著特別密切的關系，如支孝龍與陳留阮瞻、颍川庾顗，並結知音之交，世人呼爲“八達”。支孝龍圓寂後，孫綽作贊，載于本傳(注：見《高僧傳•晉淮陽支孝龍》。案陶潛《群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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