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了因果報應確實有個承載主體？回答這些疑問，都不能停留于字面的意思，必須回到梁武帝《立神明成佛義記》中對于神明的理解，才可能體會出梁武帝的真實意圖。
在《立神明成佛義記》中，梁武帝依據佛教基本的因果理論，認爲只要肯定衆生最終能夠證得佛果，那麼導致這個結果就必須有個成佛的原因；反過來，只有保證這個成佛的原因不消失，成佛的結果才有可能。在成佛的問題上，有果必有因，無因必無果，在神明即是佛性這個前提下，神明之體作爲衆生成佛的根基理所應當是不斷、不滅的。可以看到，梁武帝在神明佛性論的語境下肯定神不滅，本質上是在堅持佛教因果關系理論，爲了確立“當有”的結果而肯定“本來”的原因，用“本”不斷，成佛之理才能明明白白。這種對于“根”“本”的強調，以及對于因果的重視，本身才是儒佛思想上的結合點，因此也就是理解梁武帝以儒家禮法名教證明神不滅的著眼點。
其實，儒家也很強調本立而道生，並指出孝悌之義乃爲仁之本。《孝經•喪親》中就說：“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孝經》第十六章更明確地指出：“宗廟致敬，不忘親也。”由此不難看出，儒家重視喪禮，提倡守孝，並製定了祭祀祖先和亡故雙親的種種禮儀，這種突出“慎終追遠”的禮教，歸根到底，目的就在于教導人們不忘親，不忘自己的生命之本。《孝經》開篇就說，子女的“身體發膚，受之父母”，而且儒家進一步把生育後代看作是父母生命的一種延續和繼承，以至在種種不孝之中以“無後爲大”。透過這種生命的遺傳觀念，可以看到，既然子女爲父母所生，那麼沒有父母就不會有子女的生命，套用因果的理念，親子之間其實也體現著一種生命的因果：子女的存在並不具有獨立的自性，子女所以能夠具有今日之身，是因爲有父母之體作爲原因。人如果追溯現在“自身”能夠存在的原因，首先找到的就是生養自己的父母，然後還能夠繼續在自己的父母之先找到祖父母，在祖父母之先追到曾祖父母，如此可以一代代地“不斷”向前追溯，形成一個統一的“大家”，一個整體一直延續不斷到現在、甚至到將來的大“我”生命，而“祖先”就是能夠“活到今天”的我的生命的根本。
這樣相互聯系的“一大家”，雖然具體表現爲一代又一代“個別”的生命個體，而且這些個體的生命都是有生有死的可朽的有限存在，但是通過血統的遺傳和繼承，所有的個體都一脈相承，這同一血緣之體使得他們體現著一個“大我”的生命在不斷繁衍生活。個體的小我與整體的大我不即不離，個體上有生滅，但是整體的生命卻是不會斷滅的。之所以現在“我”自身存在，就是因爲有祖先作爲我的原因；反過來，如果祖先的“傳統”在任何一代發生了斷絕，那麼如今也就不可能有我的個體生命了。儒家還進一步發揮這種祖先與後代之間的因果聯系，強調甚至後代的命運和生活境遇也不是完全獨立的，而是“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將子孫後代的生活遭際與先人的所作所爲，依據因果直接聯系在一起；反過來，從道德教化的目的看，每一代個體也可以通過自己的奮發進取，不僅向上“光宗耀祖”而且能向下“蔭庇子孫”，以致在儒家的政治製度設計中也有意地體現並落實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這種一體生命的因果聯系。
既然儒家和佛教，都講因果，那麼就可以通過因果理論將儒佛兩家的思想加以溝通；既然儒家和佛教都強調不能否定“根本”，那麼就可以發揮這種不忘本、不斷根基的思源之心推進倫理道德的教化。所以，梁武帝在《敕答臣下神滅論》中主張儒家也講神不滅，尋其本意，主要還是在堅持因果，強調祖先乃是現在我自身存在的原因，從現實的結果追溯先前的原因，祖先不絕，才有如今在世生活的我。在這個意義上，梁武帝神不滅的主張並非明確承認鬼神或靈魂之類能夠永恒獨立存在。
如果從儒釋兩教因果報應學說本身看，既然二者都強調因果律的確定性，都是從時間維度的延伸中落實報應的因果關聯，那麼兩種理論本身確實天然地具有相互結合的可能。梁武帝的神不滅說，既然證明了儒佛學說在因果理論上的共通，再進一步，也很容易進一步發揮爲儒佛在報應問題上也是融合會通的。而當神不滅說一旦脫離了梁武帝的文本本身，而被結合人民間傳統的靈魂和鬼神觀念，對于精神的理解就會偏離梁武帝文本的原意，以至産生諸如“靈魂不死”之類的對于佛教和儒家學說的雙重誤解。
然而，這種誤讀，倒是更加有利于雙重因果的結合，因爲有了一個持久存在的實體“我”的靈魂存在，就更接近從常識意義上對儒佛二教“祖先生命不斷”和叁世因果的通俗化、大衆化的理解。這樣理解雙重報應，同樣既強調家族內的代際報應，又肯定我自己的叁世受報，而且一方面更符合民間宗教對于祭祀和鬼神的實體化看法，一方面也更貼近民衆的道義心理和認識。但如此將儒佛兩家的報應觀念結合起來，卻早已遠離了梁武帝《敕答臣下神滅論》和《立神明成佛義記》的本意，甚至歪曲了儒家和佛教諸如神明、祭祀之類的本來意義。梁武帝的神不滅論導致這樣的實際社會效果，其實已經脫離了梁武帝的理論背景而對思想文本進行了新的倫理意義的發揮。不過，站在梁武帝重視禮義道德教化的立場上，只要民衆對儒釋兩家教化的理解有助于倫理道德的提升和社會風俗的敦厚，就不妨善權方便，任由社會民衆對理論作出各自的诠釋，而不必對自己文本的理解刻意作出某種澄清或是惟一的規定。
所以，後世對于梁武帝的神不滅論才會出現各種不同的意見，而只有透過這些理論批評上的差異，回到梁武帝的理論本身，才能發現儒家與佛教教化主張中蘊含的二重因果才是其理論的核心與關鍵所在，才能體會出梁武帝神明佛性論和神不滅說的真正理論意義和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價值。從保存至今的曆史文獻看，梁武帝之後有關形神問題的討論幾乎銷聲匿迹，後世極少有人再以神滅論來質疑佛教因果的合理性，這或許也可以看作是梁武帝對神不滅的論證在思想史上意義的一種說明吧。
《梁武帝的神不滅論新探(王玮)》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