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叁寶記》卷八“《成實論》二十卷或十六卷，弘始八年出，昙略筆受，見二秦錄”，說明其早出，然他自己也不相信托名僧叡的《二秦錄》，其實此說可能並非毫地根據，只是弘始八年當作義熙八年(412)，因爲《成實論》譯訖是在義熙八年九月十五日。托名僧叡的《二秦錄》可能是南人之作，用的是晉之正朔，後人不明底細，當成了弘始八年。
《成實論》之晚出還有其他證據。僧叡爲羅什門下第一人，撰諸經序，多兼述此前譯出的其他經論，在現存的諸經論序中，無一語道及《成實論》，這足以證明其出也晚。據吉藏《叁論玄義》、《中論序疏》、《中觀論疏》等，僧叡作過《成實論序》，並爲講論之始。《叁論玄義》卷上雲：“昔羅什法師翻《成實論》竟，命僧叡講之。什師殁後，叡公錄其遺言，製論序：“《成實論》者，佛滅度後八百九十年，罽賓小乘學者之匠，鸠摩羅陀上足弟子诃梨跋摩之所造也。其論雲：色、香、味、觸實也，地、水、火、風假也。精巧有余，明實不足，推而究之，小乘內之實耳。比于大乘，雖複龍燭之于螢耀，未足喻其懸矣。””《成實論序》是在羅什卒後作的，並且表達了羅什本人的意圖，這是否表明《成實論》爲羅什最後譯著之一，僧叡在其生前忙于講解，未及爲序呢？
僧叡《成實論序》很可能有此論翻譯的時間，但是由于吉藏堅信羅什卒于弘始七年或八年，對于這一時間不肯采納，未引全序，也使後人喪失了可以確定此論譯時和羅什卒年的最可靠的資料。《中觀論疏》一末還有“叡師《成實論序》，述羅什語雲：“馬鳴是叁百五十年出，龍樹是五百叁十年出””之語，表明此序總結了羅什所譯大小乘經論，在諸序中最爲珍貴，可惜不見全豹。
《成實論記》其實是不必懷疑的。若謂其不足采信，那麼就等于認定爲僞作。那麼僞作此記又有什麼意義呢？對僞作者又有什麼好處呢？
《成實論記》可以輔證诔文的可靠性，但诔文所持的“四一叁說”並非只此一證。
據《高僧傳•昙邕傳》，慧遠弟子昙邕充當慧遠與鸠摩羅什之間的信使，“爲遠入關致書羅什，凡爲使命十有余年”，任繼愈等以爲“羅什死于公元413年，此首次投書約在403年，爲東晉元興二年”(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2卷613頁注(3)，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其實沒必要如此反推。慧遠致羅什的第一封信有“去歲接姚左軍書”之句，羅什以弘始叁年(401)十二月二十日至長安，時已歲末，就算左將軍姚嵩馬上致書慧遠，慧遠接到此信之時也應在弘始四年之初了，一個“去歲”就足以表明慧遠最早是在弘始五年(403)首次致書羅什的。昙邕原爲武將出身，故能“強悍果敢”，不辱使命。其于弘始五年首充信使，且爲使命十余年，則羅什必當于弘始十五年(413)以後卒。
湯用彤據以史書，認爲劉裕討平桓玄(公元404年)之後遣大參軍詣姚顯通知，姚顯使吉默報之，至是兩國通好，交聘不絕，“約在此時前後(義熙元年頃[公元405年])慧遠得姚左軍書”(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華書局1983年版，253頁)如果慧遠于義熙元年得姚嵩之書，那麼他首次致書羅什必在義熙二年，如此則昙邕爲使“十有余年”就到了義熙十二年，未免太遲。那麼姚左軍是否另有其人呢？後秦崇佛最劇者除姚興、姚泓父子外，當首推大將軍、常山公姚顯與安成候姚嵩二人，姚興欽慧遠之德風，贈以龜茲國細縷雜變像，又令姚嵩獻其珠像，可見姚嵩與慧遠是有交情的。故此“姚左軍”當爲姚嵩無異。據僧肇《百論序》，弘始六年(404)譯《百論》時姚嵩爲秦司隸校尉、安成候，未有左將軍之銜，僧叡《法華經後序》則稱秦司隸校尉、左將軍、安成候姚嵩，則姚嵩當于弘始六年至八年間加左將軍銜。據諸經序，羅什于弘始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譯出《大品》，又加校正，至弘始六年四月二十叁日乃訖。同年十月十七日羅什又與弗若多羅共譯《十誦》，是《百論》之譯出，當在此年四月至十月間。姚嵩或以是年末加左將軍，並致書慧遠，告以羅什入關之事亦未可知。若然則慧運首次致書在弘始七年，昙邕爲使則至弘始十七年(415)。因爲按照情理，姚嵩通報羅什入關之訊，不應太遲。
僧叡《喻疑》(一說作者爲慧叡，誤)有“及至苻並龜茲，叁王來朝，持法之宗，亦並與經俱集。究摩羅法師至自龜茲，持律叁藏集自罽賓，禅師徒衆尋亦並集關中。洋洋十數年中，當是大法後興之盛也”之語，所謂大法興盛“洋洋十數年”，足以破除弘始十一年說。此“十數年”是以羅什爲核心的，羅什以弘始叁年末到長安，以弘始十五年終于大寺，正好滿足十數年。羅什卒後，覺賢被擯，卑摩羅叉出遊關左，佛陀耶舍辭還外國，大師星散，長安佛教已呈衰敗之勢，與興盛無緣。因此若謂羅什于弘始十一年八月去世，則其弘法時間只有八年，此後諸大師亦多散去，長安佛教盛極而衰，何來佛法興盛“洋洋十數年”之說？
僧肇有《答劉遺民書)，鎌田茂雄認爲此書作于弘始十一年八月十五日(《中國佛教通史》第二卷299頁)，湯用彤則認爲是弘始十二年(《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233頁)。這一時間的確定與道生離開長安的時間有關。《出叁藏記集》道生本傳謂其于義熙五年(409)還都，由于途中在廬山稍事停留，故謂其于弘始十年(408)離開長安，其年夏末到達廬山比較合適。劉遺民看到了由道生帶來的《般若無知論》，對其中一些說法有疑問，故而于次年十二月致書僧肇，僧肇的回信應當在第叁年的八月。將道生離開長安的時間定爲弘始九年(407)，無非是爲了證明羅什卒于弘始十一年說能夠成立，其實這裏面仍有不少問題。道生在羅什門下號爲“四聖”之一，其從學羅什的時間不應太短，道生約于弘始六年(404)與慧叡、慧嚴、慧觀等自廬山到達長安，若謂九年夏便離開，未免過短。道生有《維摩經注》，且僧傳有“初關中僧肇始注維摩，世鹹玩味，生乃更發深旨，顯揚新異，及諸經義疏，世皆寶焉”之句，故而生注是在肇注流行之後，其離開長安不應過早。即便此書果作于弘始十一年八月十五日，若羅什五日之後便當辭世，僧肇還說什麼“什師休勝”、“什師于大寺出新至諸經，法藏淵曠，日有異聞”，恐怕與事實及情理不合吧。假如羅什果如鎌田茂雄一再試圖證明的那樣是患急症而亡(無非是爲了彌補與肇書的裂縫)，那麼五日前還在“出新至諸經”(當是支法領攜至)的羅什必定有未完成的譯作，而僧傳本傳卻謂羅什臨終自述“凡所出經論叁百余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煩，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鹹共弘通。今于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焚身之身，舌不焦爛”，可見並無未曾譯完的經典，《十誦》業已完成，只是羅什還想加以刪治而已，今既不果刪煩，“存其本旨”，亦無差失。羅什對自己的譯作是充滿信心的，認爲自己留下的都是經得住考驗的佳作，于此並無遺憾。
僧肇《答劉遺民書》本身就說明了其寫作時間。《出叁藏記集》卷叁將僧肇《長阿含序》與《答劉遺民書》並列以說明《四分律》的譯事。所謂“叁藏法師于中寺出律，本末精悉，若睹初製”，按照肇序，指的是弘始十二至十四年佛陀耶舍于中寺出《四分律》，這就證明《答劉遺民書》必然作于弘始十二年以後。而此時羅什還頗“休勝”，正忙于譯經，怎麼會于上年就去世了呢？
僧肇《上奏主姚興表》中有“在什公門下十有余年”之句，《開元釋教錄》以此來證明羅什卒年不可能在弘始十一年，因爲如此則最多八年，不滿十年，不得謂“十余年”，《貞元新定釋教目錄》亦以此來印證弘始十五年說，似乎都忽視了僧肇曾至姑臧從學羅什的傳說。《高僧傳•僧肇傳》有“後羅什至姑臧，肇自遠從之，什嗟賞無極。及什適長安，肇亦隨返”之語，然而這一傳說唯見于僧傳，不見他籍印證。在現有僧肇著述中，看不出這一傳說的證據。如果此說屬實，則僧肇爲羅什奏地第一位弟子，而僧叡在《大品經序》中提到參與譯經的義業沙門慧恭、僧 、僧遷、寶度、慧精、法欽、道流、僧叡、道恢、道標、道恒、道悰等，沒有提到僧肇的名字，或謂前述皆是宿舊，僧肇年少，不預其列亦無足怪。然佛門並不只是強調年臘，入門先後也很重要，若是僧肇早在姑臧就從學于羅什，算是羅什關中弟子第一人，而且其時已到了“名震關輔”的冠年，僧叡也不好不加提及吧。
據史傳，雖然姚苌父子早就“挹其高名，虛心要請”，然“諸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爲姚謀，不許東入”，姚興不得已，于弘始叁年五月派隴西公碩德西伐呂隆，大破隆軍，隆只好于九月上表歸降，並乖乖地交出羅什。因此僧肇若是在此之前西至姑臧，呂隆未必會接納他，不將他當作秦國奸細就不錯了。呂光父子並不弘法，故雖然羅什“停涼積年”，卻是“蘊其深解，無所宣化”，也就是說，羅什在涼十八年，根本沒有從事弘化，並無弟子，在這種情況下，來自敵國的僧肇能否遠至是個問題，即便能穿越關卡，恐怕也無計停留。因此所謂僧肇遠至姑臧從學羅什數年是不合情理的。
值得注意的是，後世似乎也無人認可僧肇遠至姑臧求學的傳說。吉藏《百論序疏》謂僧肇“羅什至京師，因從請業”。吉藏以僧肇爲“玄宗之始”，又搜羅極廣，對僧肇最有研究，他的意見是應當重視的。元康《肇論疏)卷下謂“在什公門下十有余載，十九事什公，叁十一亡，十余年也”，僧肇十九歲時即弘始四年(402)，也就是說，羅什至長安後才從學，與吉藏之說一致。吉藏《百論疏》又雲“在什公門下十有余年，亦雲十有二年”，而自弘始叁年末至弘始十五年四月正好爲十二年，恰好證明羅什的卒年爲弘始十…
《玄高從學佛陀跋陀羅的一樁公案(徐文明)》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