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安獨步，叁十余年，“無敢抗衡，敷演所被，成匠非一，所以見迹行徒知名唐世者，皆是首之汲引”(31)。智首弟子有名的有道宣、慧ｊìｎ＠⑥(初事洪遵)、慧滿、道興等。其中道宣，爲我國佛教史上第一律學名匠，南山律宗的創立者。隋末唐初，道宣依智首習律。後聲望日隆，“受法傳教弟子可千百人”(32)。道宣聲教廣被中國，當他在關中立戒壇，四方諸州，大河南北，及長江上下遊之澧州、荊州、臺州，均依壇受戒，而國內大德心向赴者39人。並遍布北方，兼及南之荊州、衡州、潤州、襄州，可見道宣之勢力(33)。長安又有懷素，專攻律部，著述頗豐，嘗指斥相部、南山二宗說：“相部無知，則大開量中得自取大小行也。南山犯重，則與天神言論，是自言得上人法也”(34)。懷素所創謂東塔宗。是《四分律》之叁派即南山、相部、東塔，有二派創于長安(35)。
相州法砺律師，“振績徽猷，譽騰時類”，開講律要，“綿積累載，開悟極多，四方懷道，霄興命駕”(36)。砺在相州，故其宗號相部。砺有弟子滿意，居長安崇福寺，後世號之爲西塔律師(37)。相部宗本不在京師創立，然還是要擠進長安，以擴大其影響。
河東道律學亦頗爲興盛。與智首同出相州道洪律師門下的慧進，在遼州箕山弘闡律學30余載(38)。時又有沙門道瓒，善宗《四分》，講解相仍，“韓、潞、沁、澤四州從範”(39)。道亮弘《四分》于並州太原府，“成講學士四十余人，並部法興出自此矣”(40)。
東都洛陽律學卻遠遠比不過長安，不過昙光亦一代律學名師。昙光師從相州砺、爍二律師，逮至立年，盛明律藏，爲法砺所稱賞。唐初住東都天宮寺，“四方律學莫不咨詢”，故“其房宇門人肩聯踵接”(41)。
南方弘揚《四分》是在北方之後，並且是從北方學來或傳來的。有釋秀公者，黃州人，入長安造宣律師門爲依止之客，16年後，回安州“大揚講訓，聲美所聞，諸王牧守，攸共遵承”(42)。光州道岸入安釋道宣弟子文綱爲師，學成後返還本州。先是“江表多行《十誦律》，東南僧堅執，罔知《四分》”，岸乃請中宗墨敕執行南山律宗，《四分》“盛于江淮間者，岸之力也”(43)。道岸上足玄俨，後亦遊詣上京，探赜律範，師從南山上足意律師、融濟律師，並名動京師。後還江左，偏行《四分》(44)。
長江上遊劍南道對于《四分律》的弘闡，同樣受長安的影響。當北方北周時期，劍州慧主，“登冠，欲受具足，當境無人，乃入京選德于甘露寺受戒”，“惟聽《四分》，余義旁通。”隋大業中，還本州，從此，常弘《四分》爲業(45)。成都府福勝寺道興，本是秦州僧，避亂至蜀，後又至京師智首律師下伸大義，再還蜀川，開講律部(46)。
《法華經》的翻譯較早，以後秦鸠摩羅什所譯流傳最廣。《高僧傳》所舉講經、誦經者中，以講、誦此經的人數最多；敦煌寫經中也是此經比重最大；南北朝注釋此經學者達70余家(47)。陳隋之際智＠⑦更據此創立了天臺宗。
弘講《法華經》的高僧，前期共有18家。然而據《續高僧傳》、《宋高僧傳》、《弘贊法華傳》叁書，唐代僧人讀誦《法華經》的特別多，分布地域也相當廣。本文僅統計了弘講《法華經》的高僧，讀誦者不在統計之內，所以還不足以反映當時《法華經》的流行情況。弘講《法華經》的18家高僧，在各地的分布爲：長安(7家)、鳳翔府(1)、汴州(2)、定州(1)、襄州(1)、潤州(2)、蘇州(3)、越州(1)、成都府(1)、梓州(1)。
《華嚴經》的中國譯本大部有二：一、晉譯《華嚴》，有60卷；二、唐譯《華嚴》，80卷。六十《華嚴》系佛陀跋多羅在建業譯出，時間在晉義熙十四年(418)至元熙二年(420)之間。華嚴研究，由此濫觞。然而，自晉至梁，作爲發源地的南方，仍少有研習此經者，而北方此經習者則更罕聞。但就在此後，南北方的華嚴研究大盛，到了唐初，遂有華嚴宗之確立(48)。據表1統計，唐前期講授、弘闡《華嚴經》的高僧有17家。長安6家，終南山2，洛陽1，汴州1，太原府1，襄州1，潤州1，常州1，蘇州1，杭州1，越州1。
“叁論”是《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的簡稱。鸠摩羅什乃中國叁論學之初祖，其門下深擅叁論者有僧肇、昙影、僧睿、僧導等，人才輩出，極一時之盛。其後關中疊經變亂，加以魏太武毀法，學士零落，宗風不振。在南朝齊梁之際，叁論學複起于今江蘇南京附近攝山(49)。至隋代，叁論之學傳遍南北，主要有如下七處：(1)金陵棲霞，興皇法朗爲其重鎮(50)；(2)會稽，吉藏(51)、慧持(52)、法敏(53)在此弘法；(3)荊襄，羅雲(54)、法安(55)、慧哲(56)、慧棱(57)開講叁論；(4)江都，法澄(58)、吉藏等曾講叁論于此地；(5)長安，有法澄、道莊(59)、智炬(60)、吉藏、慧因(61)、慧＠⑧(62)、辯寂(63)等叁論名師；(6)洛陽，法澄、道莊、法護(64)等；(7)梓州，在引弘闡叁論的是慧震(65)。
唐前期弘闡叁論的高僧有15家，略遜于隋代。這15家中吉藏、慧因、慧棱、慧持、法敏、慧璇、慧震等7位是跨隋唐兩代弘揚《叁論》的高僧。唐前期弘揚叁論之地是：長安(5家)、荊州(2)、襄州(3)、鄧州(1)、隋州(1)、安州(1)、潤州(1)、越州(3)、成都府(3)、梓州(1)、綿州(1)。其分布大體遵隋代舊規，不同的是今四川地區有所擴展；漢水流域的荊襄地區向北、東延伸；長沙下遊潤(金陵，唐屬潤州，會稽即唐越州)、越二州繼續發展；而北方則有所收縮。
以“叁論”加上《大智度論》，就稱“四論”。《大智度論》簡稱《智度論》、《智論》、《大論》、《釋論》。唐前期弘揚《大智度論》的高僧僅6家，集中于長安，其中神迥是在長安之外，還于益州有所弘闡。
弘揚ｐáｎ＠①若系經典(含大品ｐáｎ＠①若、仁王ｐáｎ＠①若、金剛ｐáｎ＠①若)的高僧12家，名列第七。弘揚ｐáｎ＠①若系經典的中心也是長安，有5位高僧弘法于此。《續高僧傳·慧頤傳》說：武德年間，延興寺夏座講仁王經，王公卿士並從盛集(66)。隨後愈益興盛，慧淨法師貞觀年間于長安弘揚仁王ｐáｎ＠①若等經論，“每有弘通，光揚佛日，缁素雲踴，慶所洽聞。于時大法廣弘，充舉溢天壤”(67)。長安之外，潤、常、越州一帶弘講ｐáｎ＠①若經典亦頗有力焉，雖據僧傳，在這叁州開講此經典的高僧總共才4人(潤、常各1，越2)，然影響卻不可小視。如玄俨住越州法華山寺，講授金剛ｐáｎ＠①若，遠近聞名，“自廣陵(今江蘇揚州)迄于信安(今浙江衢縣)，地方千裏，道俗受法者殆出萬人”(68)。隋末避亂至越州的慧持，常講叁論、大品等，累年不絕，貞觀十六年(642)慧持圓寂，“都督已下玄素萬余人，悲歎相嗟至于殓所”(69)，其影響如此。法融住潤州牛頭山，永徽叁年，邑宰請出建初(寺)講揚大品，僧衆多達千人(70)。荊(1人)、襄(1)地區亦不甘落後，貞觀年間，慧瑜在荊州講叁論、大品，“開化未聞，佛法由盛”(71)。除這些地方外，鳳翔府、西州府、西州也各有1僧弘講ｐáｎ＠①若。在西州講經的是西行求法，行經高昌的玄奘大師，奘師應高昌王＠⑨文泰之請，“講仁王等經及諸機教，道俗系戀”，希望玄奘長留下來，通開大化(72)。
《十地經論》是印度世親對《十地經》的解釋，屬瑜伽行派早期的代表作之一。按崔光的《十地經論序》，此論是北魏宣武帝永平年間由菩提流支和勒拿摩提在洛陽譯出的。該書旋即在北方得到推廣，到于北齊、北周，其重用的僧侶，也多是《十地經論》的弘揚者。《地論》學發源于洛、邺，最早的代表是道寵和慧光。道寵是北齊高僧，弟子極多，“堪可傳道千有余人”。慧光亦北齊高僧，他的門徒遍及全國，齊、楚、晉、魏、燕、趙、衛、鄭各地，都有他們的足迹，曆經魏齊周而至隋唐，慧光一派影響勝過道寵，是當時北方的顯學(73)。
唐前期弘講《十地經論》的高僧有10家，在所有弘揚的佛書中排名第八。流行的地點仍是北方，汴州(1家)、河中府(2)、澤州(1)，最多的是長安，6家。長安取代了原來的中心洛、邺。靈璨，懷州人，先遊學相邺，深明《十地》，後入關，在長安弘講《十地》，唐武德初卒(74)。道宗，萊州人，少從青州道奘法師學《十地》，唐初召入西京，武德六年(623)卒(75)。另，靜藏由澤州西入長安(76)；法常由河北郡入京(77)；道顔，定州人，入京，武德五年(622)卒(78)。慧遷，瀛州人，好學專問，愛玩地論，隋初行經洛下，附遠法師，及遠入關，從而來至，開皇十七年(597)，敕立五衆，請遷爲《十地》衆方，“頻開《十地》，京邑乃多無與比肩者”(79)。由此可斷言，隋唐長安《十地經論》乃由原來的中心洛、邺一帶傳入，並形成一個新的中心。《續高僧傳·慧遷傳》還說：“自遷之末後(按遷卒于武德末年)，十地一部絕聞關壤。道由人弘，于斯驗矣”，看來這一說法也是不錯的。
對于經律論的傳播，當然不限于講授、弘闡，至少還應包括研習、著作等，如果叁者結合，更能全面反映佛教義學的流行情況，不過，弘講是非常重要環節，而且弘講義學還不能光憑個人興之所至，而要考慮對象，就是有沒有人聽講的問題，因此，從這一方面討論佛書流行情況，應該不至于出現大的偏差。
探討各地佛教義學發達與否的問題，還可從另一角度作一統計，這就是不考…
《唐代佛教義學之風尚及其地理分布(李映輝)》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