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佛教义学之风尚及其地理分布
李映辉
[益阳]益阳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
38-43页
【作者简介】李映辉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邮编：410081；职称：编辑，博士。
【内容提要】本文以《续高僧传》、《宋高僧传》所载与唐代有关者为限，将唐代高僧所弘阐的经律论疏作一统计，从前后两期探讨了唐代佛教义学的风尚及其地理分布。
【关 键 词】唐代 佛教义学风尚 地理分布
佛教传入中国后，各个时期率皆有较为盛行的经论与较流行的佛书。例如两晋盛行ｐáｎ＠①若，南朝宋齐流行涅ｐáｎ＠①、成实，而梁陈二代则三论又兴①。隋代唐初佛学界最流行的佛书是《涅ｐáｎ＠①经》、《摄大乘论》，道宣在《续高僧传》卷15《义解篇·总论》中云：“当时诸部，虽复具扬，而涅ｐáｎ＠①摄论最为繁富。”本文拟探讨唐代流行的佛书及其时代与空间的差异。以《续高僧传》、《宋高僧传》所载与唐代有关者为限，将唐代高僧所弘阐的经律论疏作一统计，以前、后二期论述如下。
一、唐前期佛教义学风尚及其分布
据笔者统计，唐前期弘阐佛书的高僧共120家②，在唐代前期较常弘阐的经律论疏等计为下列诸书：
(1)大涅ｐáｎ＠①经：弘扬者有36家。(2)摄大乘论：26家。(3)四分律：25家。(4)法华经：18家。(5)华严经：17家。(6)三论(含中论、十二门论、百论)：15家。(7)ｐáｎ＠①若系经典(含仁王、金刚、大品等)：12家。(8)十地经论：10家。(9)维摩经：7家。(10)胜ｍáｎ＠②经：6家。(11)大智度论：6家。(12)成实论：6家。(13)大乘起信论：5家。(14)俱舍论：5家。(15)毗昙学(含杂心论等)：5家。其它均在5家以下。
前面已经说过，隋代唐初最流行的是涅ｐáｎ＠①、摄论，上述统计表明：唐前期依然是这样。
《大涅ｐáｎ＠①经》，全称《大般涅ｐáｎ＠①经》，亦称《大本涅ｐáｎ＠①经》，简称《涅ｐáｎ＠①》，是佛教大乘经典。此经为南北朝初期(421年)北凉昙无谶所译。译出后不久传入建康，受到佛教学者的欢迎。慧严、慧观与谢灵运将它改编润色为《南本涅ｐáｎ＠①经》，流传于南方各地。经宋、齐、梁、陈四代，研习《涅ｐáｎ＠①经》者不断，它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阐提可得成佛”等教理，被更多的信徒接受③。道生在庐山大讲《涅ｐáｎ＠①经》，主张顿悟，听者甚众，成为中国最初的涅ｐáｎ＠①师④。其时，以涅ｐáｎ＠①名家的还有梁武帝⑤、僧亮、法瑶、昙济、僧宗、宝亮、智秀、法智、法安、昙准等⑥。同时，北方的情况是：昙无谶在凉州译出《大般涅ｐáｎ＠①经》后，弟子慧嵩、道朗即对此经进行研习。北凉灭后，凉州僧人多迁至平城，当有人在北魏传习涅ｐáｎ＠①之学。孝文帝之后，北方佛学昌盛，从魏中叶至隋初，研习《涅ｐáｎ＠①》者大有其人，著名的有昙无最、慧光、圆通、道凭、道慎、宝篆、灵询、僧妙、道安、法上、昙延、慧藏、灵裕、慧海、融智、慧远、靖嵩等人⑦。隋代政治统一，南北佛教交流融合，涅ｐáｎ＠①义理成为第一显学，其中心就是都城长安。当时，研习弘阐涅ｐáｎ＠①的大师慧远与先后被敕命为涅ｐáｎ＠①众主的童真、善胄、法聪，都率徒侣在长安讲演涅ｐáｎ＠①⑧。
唐代前期开阐涅ｐáｎ＠①的高僧，共有36家。其分布情形是：长安16家，终南山1，凤翔府1，洛阳1，郑州1，汴州1，濮州1，河中府3，泽州2，太原府2，怀州1，魏州1，襄州3，隋州1，润州1，常州1，苏州3，越州3，台州1，绵州1，广州1⑨。可见：①长安是最大的中心。②分布地域较广，北方除陇右道，南方除淮南道外，都有弘阐《涅ｐáｎ＠①经》的高僧。③北方比南方更盛行。
弘阐《涅ｐáｎ＠①经》于长安的16家高僧中，灵璨、善胄、辩相、行等、明璨、道颜⑩等6家皆出自涅ｐáｎ＠①名匠慧远之门下。道宣在《续高僧传》卷8《慧远传》说，慧远住泽州清化寺时，“祖习涅ｐáｎ＠①，寺众百余，领徒者三十，并大唐之称首也”。道宣所言极是。不仅是这六家，还有在泽州、怀州弘阐涅ｐáｎ＠①的智徽(11)。泽州的玄鉴(12)也都是慧远的弟子；灵璨(师慧远)有弟子灵润(13)，在长安、洛阳、郑州、魏州等地弘扬涅ｐáｎ＠①；灵润之侄子，也是他的弟子的智衍(14)弘涅ｐáｎ＠①于长安、终南山。而长安的法常、道洪、慧诞3家则为昙延门人(15)。此外，又有河中府道＠③、道谦兄弟俩，皆师事昙延，弘阐涅ｐáｎ＠①，“三晋英髦，望风腾集”(16)。普明亦居河中府，“十三岁出家，事外兄道＠③法师”，＠③又以明付延兴寺沙门童真为弟子，而童真(隋僧)又是昙延弟子(17)。由此可见，慧远、昙延(18)这两位隋代的高僧，对唐代北方特别是长安和河东道西南部的《涅ｐáｎ＠①经》的弘扬，有非常大的直接影响。
《摄大乘论》是佛教大乘瑜伽行派的基本论书，简称《摄论》。先后有三种汉泽：即北魏佛陀扇多译，2卷；南朝陈真谛译，3卷；唐玄奘译，3卷。另有藏译一种。影响大、流行广的是真谛和玄奘的译本，佛陀扇多译本没有引起什么反响(19)。真谛译出此论后，研习者日多，传播益广。真谛没后(569年)，门下虽分居异地，但仍承其遗教，传播《摄论》。法泰初讲《摄论》于建康(今江苏南京)。曹毗传讲于江都(今江苏扬州)。僧宗、慧旷宣讲于庐山(20)。隋代弘扬摄论的名僧有循州智敷(21)，江都、长安法侃，彭城靖嵩，关东、长安智凝，扬都、长安道尼，丹阳慧旷，彭城、长安昙迁(22)等。先是北方《摄论》不兴，真谛颇感遗憾、痛心，将卒，“谛以手指西北曰：此方有大国，非近非远，吾等没后当盛弘之。但不睹其兴，以为太息耳！”(23)至隋初昙迁始将《摄论》传播到北方，《续高僧传》卷18《昙迁传》：“隋历告兴……(迁)捧持摄论告江神曰：今欲以大法开彼未悟。若北土无运，命也何如”，遂“进大彭城，新旧交集，远近欣赴”，迁乃“始弘摄论，摄论北土创开，自此为始也。”开皇七年(587)诏迁入京，敷弘摄论，受业千数，自是传灯不绝。又道尼“本住九江，寻宗谛旨，兴讲摄论，腾誉京师。开皇十年(590)，下敕追入。既达雍辇，开悟弘多。自是南中无复讲主。虽云敷说，盖无取矣”(24)。这样，弘扬《摄论》的重心就由南方转移到北方，长安成了最大的中心，南方反而冷寂下来。
唐代弘扬《摄论》的高僧有26位。长安15人，终南山3，洛阳1，陕州1，汴州1，徐州1，河中府3，相州1，荆州1，成都府2人。显然，这是继承了隋代的分布状况，南方根本就无足称道的了，特别是最先弘阐《摄论》的江东地区，竟没1人宣扬此论，时移世易，变化竟是如此之大。隋代摄论名师智凝的弟子灵觉、道卓二人，“并蜀土名僧，依承慧解，擅迹京室。晚还蜀部，弘赞厥宗。故岷洛摄论，由兹而长矣”(25)。唐代前期，《摄论》于成都府继续有所弘扬。
佛教自汉时传入中国以后，约至东晋戒律乃渐完备。鸠摩罗什在长安时，弗若多罗等译《十诵律》，佛陀耶舍译《四分律》。而约同时佛陀跋罗在建业译《僧祗律》。其后北方所译之《十诵》盛行于南方，而南方所译之《僧祗》颇行于北(26)。《十诵》与《僧祗》相较，前者流行更广。梁慧皎在《高僧传》卷11《论律》称：“自大教东传，……虽复诸部皆传，而《十诵》一本，最盛东国。”唐道宣在《续高僧传》卷22《论律》也说：“自律藏久分，初通东夏，则萨婆多部《十诵》一本，最广弘持。”约在梁时，北方有道覆律师，始创开《四分》。慧光承之，此律遂光大。延至隋唐，《四分》遂为律之正宗(27)，还是道宣所说：“今则混一唐统，普行《四分》之宗”(28)。道宣本人在隋末唐初，以智首大师《大疏》为本，“造《删补律钞》3卷。……贞观以来，三辅、江、淮、岷、蜀多传唱之”(29)。唐中宗时还曾明令禁用《十诵律》(30)，故《四分律》在南北各地盛行，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佛教戒律。
唐前期弘扬《四分律》的高僧有25家，弘阐《十诵律》的高僧仅有1个(弘法与苏州)，《僧祗律》则一个也没有。宣讲《四分律》的高僧分布在下列诸地：长安(12个)、终南山(1)、ｆū＠④州(1)、洛阳(1)、兖州(1)、河中府(1)、太原府(1)、辽州(1)、代州(1)、相州(1)、镇州(1)、安州(1)、常州(1)、苏州(1)、杭州(1)、越州(3)、成都府(1)、剑州(1)。不难看出：《四分律》在唐前期已经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得到弘扬，但比较而言，北方更加盛行，中心是长安。江淮以南地区分布在长江两岸地区。《四分津》作为一种戒律，对各地僧人都是有约束作用的，不会仅传播于上述这些地方，可是，把它作为一门义学来弘扬，各地区还是有区别的。
前期弘扬《四分律》的名匠大都云集于长安，形成最大的律学中心。这里略举几位。智首，家于漳滨，隋高祖时，随其师智＠⑤ｍíｎ入关，住京师禅定寺。于是博览三藏众经，四年考定，著《五部区分钞》21卷。前此戒律译出400余卷，至是始“括其同异，定其废立”。又，先是“关中专尚素奉《僧祗》，洪遵律师创开《四分》”，但“至于传文律仪，盖蔑如也”，智首“乃播此幽求，便即对开两设，……皆标宗控会，释然大观。是由理思淹融，故能统详决矣。使夫持律之宾日填堂宇”。智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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