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佛教義學之風尚及其地理分布
李映輝
[益陽]益陽師專學報，1998年第3期
38-43頁
【作者簡介】李映輝 作者單位：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郵編：410081；職稱：編輯，博士。
【內容提要】本文以《續高僧傳》、《宋高僧傳》所載與唐代有關者爲限，將唐代高僧所弘闡的經律論疏作一統計，從前後兩期探討了唐代佛教義學的風尚及其地理分布。
【關 鍵 詞】唐代 佛教義學風尚 地理分布
佛教傳入中國後，各個時期率皆有較爲盛行的經論與較流行的佛書。例如兩晉盛行ｐáｎ＠①若，南朝宋齊流行涅ｐáｎ＠①、成實，而梁陳二代則叁論又興①。隋代唐初佛學界最流行的佛書是《涅ｐáｎ＠①經》、《攝大乘論》，道宣在《續高僧傳》卷15《義解篇·總論》中雲：“當時諸部，雖複具揚，而涅ｐáｎ＠①攝論最爲繁富。”本文擬探討唐代流行的佛書及其時代與空間的差異。以《續高僧傳》、《宋高僧傳》所載與唐代有關者爲限，將唐代高僧所弘闡的經律論疏作一統計，以前、後二期論述如下。
一、唐前期佛教義學風尚及其分布
據筆者統計，唐前期弘闡佛書的高僧共120家②，在唐代前期較常弘闡的經律論疏等計爲下列諸書：
(1)大涅ｐáｎ＠①經：弘揚者有36家。(2)攝大乘論：26家。(3)四分律：25家。(4)法華經：18家。(5)華嚴經：17家。(6)叁論(含中論、十二門論、百論)：15家。(7)ｐáｎ＠①若系經典(含仁王、金剛、大品等)：12家。(8)十地經論：10家。(9)維摩經：7家。(10)勝ｍáｎ＠②經：6家。(11)大智度論：6家。(12)成實論：6家。(13)大乘起信論：5家。(14)俱舍論：5家。(15)毗昙學(含雜心論等)：5家。其它均在5家以下。
前面已經說過，隋代唐初最流行的是涅ｐáｎ＠①、攝論，上述統計表明：唐前期依然是這樣。
《大涅ｐáｎ＠①經》，全稱《大般涅ｐáｎ＠①經》，亦稱《大本涅ｐáｎ＠①經》，簡稱《涅ｐáｎ＠①》，是佛教大乘經典。此經爲南北朝初期(421年)北涼昙無谶所譯。譯出後不久傳入建康，受到佛教學者的歡迎。慧嚴、慧觀與謝靈運將它改編潤色爲《南本涅ｐáｎ＠①經》，流傳于南方各地。經宋、齊、梁、陳四代，研習《涅ｐáｎ＠①經》者不斷，它的“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一闡提可得成佛”等教理，被更多的信徒接受③。道生在廬山大講《涅ｐáｎ＠①經》，主張頓悟，聽者甚衆，成爲中國最初的涅ｐáｎ＠①師④。其時，以涅ｐáｎ＠①名家的還有梁武帝⑤、僧亮、法瑤、昙濟、僧宗、寶亮、智秀、法智、法安、昙准等⑥。同時，北方的情況是：昙無谶在涼州譯出《大般涅ｐáｎ＠①經》後，弟子慧嵩、道朗即對此經進行研習。北涼滅後，涼州僧人多遷至平城，當有人在北魏傳習涅ｐáｎ＠①之學。孝文帝之後，北方佛學昌盛，從魏中葉至隋初，研習《涅ｐáｎ＠①》者大有其人，著名的有昙無最、慧光、圓通、道憑、道慎、寶篆、靈詢、僧妙、道安、法上、昙延、慧藏、靈裕、慧海、融智、慧遠、靖嵩等人⑦。隋代政治統一，南北佛教交流融合，涅ｐáｎ＠①義理成爲第一顯學，其中心就是都城長安。當時，研習弘闡涅ｐáｎ＠①的大師慧遠與先後被敕命爲涅ｐáｎ＠①衆主的童真、善胄、法聰，都率徒侶在長安講演涅ｐáｎ＠①⑧。
唐代前期開闡涅ｐáｎ＠①的高僧，共有36家。其分布情形是：長安16家，終南山1，鳳翔府1，洛陽1，鄭州1，汴州1，濮州1，河中府3，澤州2，太原府2，懷州1，魏州1，襄州3，隋州1，潤州1，常州1，蘇州3，越州3，臺州1，綿州1，廣州1⑨。可見：①長安是最大的中心。②分布地域較廣，北方除隴右道，南方除淮南道外，都有弘闡《涅ｐáｎ＠①經》的高僧。③北方比南方更盛行。
弘闡《涅ｐáｎ＠①經》于長安的16家高僧中，靈璨、善胄、辯相、行等、明璨、道顔⑩等6家皆出自涅ｐáｎ＠①名匠慧遠之門下。道宣在《續高僧傳》卷8《慧遠傳》說，慧遠住澤州清化寺時，“祖習涅ｐáｎ＠①，寺衆百余，領徒者叁十，並大唐之稱首也”。道宣所言極是。不僅是這六家，還有在澤州、懷州弘闡涅ｐáｎ＠①的智徽(11)。澤州的玄鑒(12)也都是慧遠的弟子；靈璨(師慧遠)有弟子靈潤(13)，在長安、洛陽、鄭州、魏州等地弘揚涅ｐáｎ＠①；靈潤之侄子，也是他的弟子的智衍(14)弘涅ｐáｎ＠①于長安、終南山。而長安的法常、道洪、慧誕3家則爲昙延門人(15)。此外，又有河中府道＠③、道謙兄弟倆，皆師事昙延，弘闡涅ｐáｎ＠①，“叁晉英髦，望風騰集”(16)。普明亦居河中府，“十叁歲出家，事外兄道＠③法師”，＠③又以明付延興寺沙門童真爲弟子，而童真(隋僧)又是昙延弟子(17)。由此可見，慧遠、昙延(18)這兩位隋代的高僧，對唐代北方特別是長安和河東道西南部的《涅ｐáｎ＠①經》的弘揚，有非常大的直接影響。
《攝大乘論》是佛教大乘瑜伽行派的基本論書，簡稱《攝論》。先後有叁種漢澤：即北魏佛陀扇多譯，2卷；南朝陳真谛譯，3卷；唐玄奘譯，3卷。另有藏譯一種。影響大、流行廣的是真谛和玄奘的譯本，佛陀扇多譯本沒有引起什麼反響(19)。真谛譯出此論後，研習者日多，傳播益廣。真谛沒後(569年)，門下雖分居異地，但仍承其遺教，傳播《攝論》。法泰初講《攝論》于建康(今江蘇南京)。曹毗傳講于江都(今江蘇揚州)。僧宗、慧曠宣講于廬山(20)。隋代弘揚攝論的名僧有循州智敷(21)，江都、長安法侃，彭城靖嵩，關東、長安智凝，揚都、長安道尼，丹陽慧曠，彭城、長安昙遷(22)等。先是北方《攝論》不興，真谛頗感遺憾、痛心，將卒，“谛以手指西北曰：此方有大國，非近非遠，吾等沒後當盛弘之。但不睹其興，以爲太息耳！”(23)至隋初昙遷始將《攝論》傳播到北方，《續高僧傳》卷18《昙遷傳》：“隋曆告興……(遷)捧持攝論告江神曰：今欲以大法開彼未悟。若北土無運，命也何如”，遂“進大彭城，新舊交集，遠近欣赴”，遷乃“始弘攝論，攝論北土創開，自此爲始也。”開皇七年(587)诏遷入京，敷弘攝論，受業千數，自是傳燈不絕。又道尼“本住九江，尋宗谛旨，興講攝論，騰譽京師。開皇十年(590)，下敕追入。既達雍辇，開悟弘多。自是南中無複講主。雖雲敷說，蓋無取矣”(24)。這樣，弘揚《攝論》的重心就由南方轉移到北方，長安成了最大的中心，南方反而冷寂下來。
唐代弘揚《攝論》的高僧有26位。長安15人，終南山3，洛陽1，陝州1，汴州1，徐州1，河中府3，相州1，荊州1，成都府2人。顯然，這是繼承了隋代的分布狀況，南方根本就無足稱道的了，特別是最先弘闡《攝論》的江東地區，竟沒1人宣揚此論，時移世易，變化竟是如此之大。隋代攝論名師智凝的弟子靈覺、道卓二人，“並蜀土名僧，依承慧解，擅迹京室。晚還蜀部，弘贊厥宗。故岷洛攝論，由茲而長矣”(25)。唐代前期，《攝論》于成都府繼續有所弘揚。
佛教自漢時傳入中國以後，約至東晉戒律乃漸完備。鸠摩羅什在長安時，弗若多羅等譯《十誦律》，佛陀耶舍譯《四分律》。而約同時佛陀跋羅在建業譯《僧祗律》。其後北方所譯之《十誦》盛行于南方，而南方所譯之《僧祗》頗行于北(26)。《十誦》與《僧祗》相較，前者流行更廣。梁慧皎在《高僧傳》卷11《論律》稱：“自大教東傳，……雖複諸部皆傳，而《十誦》一本，最盛東國。”唐道宣在《續高僧傳》卷22《論律》也說：“自律藏久分，初通東夏，則薩婆多部《十誦》一本，最廣弘持。”約在梁時，北方有道覆律師，始創開《四分》。慧光承之，此律遂光大。延至隋唐，《四分》遂爲律之正宗(27)，還是道宣所說：“今則混一唐統，普行《四分》之宗”(28)。道宣本人在隋末唐初，以智首大師《大疏》爲本，“造《刪補律鈔》3卷。……貞觀以來，叁輔、江、淮、岷、蜀多傳唱之”(29)。唐中宗時還曾明令禁用《十誦律》(30)，故《四分律》在南北各地盛行，成爲當時最有影響的佛教戒律。
唐前期弘揚《四分律》的高僧有25家，弘闡《十誦律》的高僧僅有1個(弘法與蘇州)，《僧祗律》則一個也沒有。宣講《四分律》的高僧分布在下列諸地：長安(12個)、終南山(1)、ｆū＠④州(1)、洛陽(1)、兖州(1)、河中府(1)、太原府(1)、遼州(1)、代州(1)、相州(1)、鎮州(1)、安州(1)、常州(1)、蘇州(1)、杭州(1)、越州(3)、成都府(1)、劍州(1)。不難看出：《四分律》在唐前期已經在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得到弘揚，但比較而言，北方更加盛行，中心是長安。江淮以南地區分布在長江兩岸地區。《四分津》作爲一種戒律，對各地僧人都是有約束作用的，不會僅傳播于上述這些地方，可是，把它作爲一門義學來弘揚，各地區還是有區別的。
前期弘揚《四分律》的名匠大都雲集于長安，形成最大的律學中心。這裏略舉幾位。智首，家于漳濱，隋高祖時，隨其師智＠⑤ｍíｎ入關，住京師禅定寺。于是博覽叁藏衆經，四年考定，著《五部區分鈔》21卷。前此戒律譯出400余卷，至是始“括其同異，定其廢立”。又，先是“關中專尚素奉《僧祗》，洪遵律師創開《四分》”，但“至于傳文律儀，蓋蔑如也”，智首“乃播此幽求，便即對開兩設，……皆標宗控會，釋然大觀。是由理思淹融，故能統詳決矣。使夫持律之賓日填堂宇”。智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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